原乡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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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先生前半生文学著述甚丰,《边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甚至可以说正是《边城》让沈从文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过去的名字。自2003年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以来,《边城》已经成为深受师生喜爱的经典小说文本。2019年人教社新版高中语文教材面世,《边城·三至六章》继续占据必修三第二单元选文位置,同时全书入选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书系。
   指定阅读书系共8种,其中中国文学作品4部,包括《乡土中国》《谈美书简》《红楼梦》《边城》,外国文学作品4部,分别是《歌德谈话录》《堂吉诃德》《巴黎圣母院》《老人与海》,这个目录十分值得玩味。笔者认为,若从“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维度观察,《边城》的位置或与《乡土中国》接近,她们都是现代高中生理解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的最佳媒介,只是一个借助理性的观察分析,一个基于感性的体察感悟。
   当今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飙升至超过60%,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新一代青少年既是网络的的原住民,亦多是城市的原住民,乡村、田野以及整个农耕文明和他们渐行渐远,如何让年轻一代知晓我们的民族从何处来,往何处去,《边城》或可扮演视窗或标本的角色。
   那么《边城》何以承担这个任务,它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
   如果我说《边城》是一部描写故乡的书,是一曲飘在都市里的乡下人记忆中精神原乡的哀伤的赞歌,也许是能得到许多像我一样从中国南北的山川田野走進现代都市的人们的赞同的。
   《边城》所写的故事极简单:在风景秀丽、风俗淳朴的湘西边远小城茶峒,城外溪水边生活着以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祖父(外公)年逾七十,仍然强健,孙女翠翠年满十五,情窦初开。两年前的端午赛龙舟盛会上,翠翠邂逅了城中船总的二儿子傩送,由此植下情根。傩送的哥哥天保爱上翠翠,托人向祖父求亲;城外中寨的王团总则看上了傩送,情愿用一座新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与船总家攀亲。傩送不要碾坊,也想要渡船,于是兄弟俩相约月夜过溪边唱歌,用公平的方式为爱去竞争。天保因知唱歌不是敌手,明白翠翠喜欢的是傩送,驾油船下辰州,在茨滩落水淹坏了。傩送因负疚于天保的死,兼又得不到渡船一方利索的回应,再加上中寨人的追迫,负气离开茶峒下了桃源。祖父为翠翠的终身大事忧虑,在雷雨之夜死去。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等待傩送驾船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作者显然并不着意于故事的离奇,但是这简单故事的发展——翠翠与傩送爱情演变的主线,却是我们理解作品主旨的关键。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主人公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客观现实处处不凑巧的矛盾。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无疑是健康、自然又合理的,两个年轻的生命同样健康、美丽且善良,邂逅既有趣,于是灵魂相互吸引——“但是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翠翠对傩送的爱,虽有一个从下意识地朦胧感受到明确体认的发展过程,但傩送始终是她的初衷所归。与之对应的,傩送对翠翠的爱,则从一开始就是明确而坚定的。所谓两情相悦,这份理当被护佑的爱情却让体会到“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但是无论如何,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的祖父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这样说来,造成他们爱情障碍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命中注定的不凑巧,“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一切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过去我们阅读《边城》,这种神秘的命运不可捉摸的论断也曾广为传布,可是这真是沈从文先生的创作意图么?答案可能并非这样简单。过去选入教材的《边城》章节不管怎样换,总是片段,我们似乎不便对这个问题展开系统的梳理;如今作整本书阅读,我们终于有充足的理由去研究了。
   怎样研究呢?我的主张当然是从文本出发,从翠翠和傩送出发,去观察阻碍的力量的发出者,比如天保、船总顺顺、中寨王团总以及传话的米场经纪人,包括这孤雏的护佑者——祖父,当然还有翠翠十五年前双双死去的父母。除此之外,还不能遗漏了边城中其他人,比如拿了火把送翠翠回家的“喽啰”、杨马兵、水手金亭、七年前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的楼上妇人、由老童生变来的老道士、秃头陈四四、碧溪岨渡船上的渡客和龙舟赛河街上的看客。在由这所有人共同建构的整个的边城社会中,或许能梳理出答案的线索。
   我们尝试在这些人物中选取两个来观察,第一个很近,他是翠翠爱情及命运的关键人物——船总顺顺。首先我们需要还原一下顺顺的身份,“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一面,城墙俨然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蓬船。那条河水便是历史上知名的酉水,新名字叫白河。白河的源流,从四川边境而来,从白河上行的小船,春水发时可以直达川属的秀山。但属于湖南境界的,茶峒算是最后一个水码头。”“掌水码头的名叫顺顺,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辛亥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后带着脚痛病回到家乡,买了一条六桨白木船,数年后发展为大小四只船,且娶了一个略有产业的白脸黑发小寡妇,并生了两个儿子。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这段关于“水码头”的文字,是想告诉大家这水码头在边城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顺顺既是“掌水码头的”,那么他是不是所谓“团总”或“龙头大哥”呢?细读原文,我们发现,这职务并非官方行政长官,也非军事首领,更不是行帮头子,它由地方上深孚民望、“高年硕德”的人物担任,主要负责排解民间纠纷,牵头主持地方公益事务。但是同时我们须得注意,顺顺自有其不算低的经济地位,他从事水运,且有四五条船并城中临街轩敞的吊脚楼,这与只有一椽破屋和一条属于公家的渡船的翠翠祖孙相比,可算天渊之别;当然他的两个儿子并不算富家少爷,他们还得荡桨拉纤,吃臭酸菜,睡硬舱板,“学习到一个新地方去适应各种生活”。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个人物的性情行迹:大方洒脱,喜欢结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为人公正无私。“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大老从河中捉来的肥鸭两次,顺顺就要大老把鸭子给翠翠;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看到摆渡的老张横在河街上请人喝酒,担心他请人把酒喝完了,便以戏谑的方式扣下酒葫芦,并派二儿子及时送还酒葫芦。及至得到老船夫死去的消息,即刻备下棺木,并米、酒、肉等必须的物资,分派人手去料理后事;且亲自来探视翠翠,指挥下葬诸事。顺顺的所有这些作为,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并自觉抛开翠翠作为其潜在儿媳的因缘,我们可以设想,顺顺对边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都应是这样的态度。    回到翠翠与傩送的情感。顺顺在初次注意到翠翠时,对其印象应当是极好的,向祖父夸翠翠长得很美,并问其年纪、有没有人家;我想这见识广阔的水上名人,从他大儿子的眼目与言行中,早已经发现并认可了天保对翠翠的这份情意,预备翠翠来做的他的大儿媳。这样在天保探得祖父的口风后,顺顺当真请了杨马兵做媒人,为天保向驾渡船的来攀亲戚。及至后来他知道了傩送也爱翠翠,翠翠只爱傩送的事实后,态度转为模糊。这固然符合任何一个长辈知悉这种情况时,无法作出明确选择去支持哪一个的生活的真实,更何况后来天保至少是间接的因此意外殁命,我们似乎也顺膺了“一切皆由偶然与误会所生”的无奈的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增长一点同理心,设想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把与弄渡船的“光人”成亲,或者也将承继了这守渡船的地方公共事业;而另一个,有城外中寨的王团总以一座新碾坊做女儿的陪嫁,来求其做女婿与我攀亲,而且这女儿长得虽娇却美(当然这是翠翠的眼中得来的印象),人才不差,我虽不爱钱财,为子孙计答应这门亲事也是合乎情理。因此,如凌宇先生判断,我们发现:“在顺顺隐蔽的内心天平上”,重心始终是倾向碾坊,而拒斥渡船的。在天保出事之后,顺顺见到老船夫的第一句话就是:“老伯伯,我们谈的那件事情吹了吧。”第二句话是“伯伯,一切是天,算了吧。”天保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加坚定了顺顺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傩送“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才下了桃源,直到傩送离家出走之后,顺顺也一直没有回绝中寨人。在老船夫作最后的挣扎,老着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急赤白脸询问船总是否预备同中寨王团总打亲家时,他虽然略微有点儿怜悯,却果断地回答“有这事情。”“真的。”并果断地不让老船夫再开口,“伯伯,算了吧,我们的口只应当喝酒了,莫再只想替儿女唱歌!”给了老船夫致命一击,加速了他的绝望至摧毁。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人,这个人很远,她与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那个七年前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楼上妇人”。她是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因了商人、水手的需要,在这小小边城的河街有吊脚楼的人家,聚集起来的“那么一群人”中的一个。“这种小妇人不是从附近乡下弄来的,便是随同川军来湘流落后的妇人。”她们或出身贫寒卑微或遭逢不幸,但是“他们生活虽那么同一般社会疏远,但是眼泪与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她做了“婊子”,既用身体去换取川东客商的银钱维持生活,陪他们喝酒唱曲尽兴是职责所在,但恩情所结,却在这个叫金亭的水手,于是在“这水手吹着唿哨,做出一个古怪的记号”后,便停止了歌声,将心魂缚定在这个飘荡在水上的人身上了。作家对这个妇人是悲悯而满含敬意的,其家庭变故的惨烈寥寥带过,引人悬想,扑面而来的是她生存的认真热烈。她的出现更多的是引发了我们对生命本身的警醒,正是无意中听到她的爸爸是被人杀死的,且“一共杀了十七刀”,十三岁的翠翠心中起了“那个古怪的想头:爷爷死了呢?”并仍然占据到心里有一会儿。
   于是,这个由所有人共同组成的边城也在我们的脑海里构建起来。在这个中国中南一隅的乡村社会所发生的故事,与过去中国其他地方大有不同,但也有许多相近处。翠翠与傩送对爱情的自由追求值得歌赞,妇人对金亭的情意值得尊重;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立的那座碾坊所凝聚的物质力量不容忽视,楼上妇人的悲剧命运背后封建宗法社会的秩序宛在:这个“中国另外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过去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的缩影吗?
   当然,要想真正读懂这曲哀伤的赞歌,我们还需回到作家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
   对于《边城》写作和发表的上世纪30年代,我们只有一个简陋的概念化的动荡印象,要把握沈从文先生写作的初衷,我们还须得回到作家和泪带血当然也夹着笑的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去:他如何逃出私塾和新式小学的小书去读那本自然的大书,他怎样随地方军队在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与湘、川、黔三省边境颠沛并成长,他如何摆脱腐烂的湘西地方军队来北平寻找理想,求告无路而冻馁于寒冷的湖南会馆的绝望与看到蜚声文坛的郁达夫来探望的激动,现代都市文明华丽的硬壳下盘在人们头脑里剪不去的无形辫子,以及都市上流社会那一潭窒息生命的泥淖里自满自足地滚爬的人们,怎样促使他从这扭曲的都市社会回望遥远又切近的湘西的乡村,那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且在中国土地的偏僻一隅得以局部保存的道德形态的光亮冉冉升起。于是,我们或许接近于理解了《题记》中的话:我这本书只预备给这样一些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有什么,他们必也愿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点世界一小角隅的农村与军人。我所写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宽容,他们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對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边城》的写作是严肃的,但原乡的面目极其可爱。
   可爱在人物。人物皆健康,皮肤黑黑、眸子清明如水晶、天真活泼、乖巧机灵如一只小兽的翠翠,美丽如岳云,结实如老虎,能驾船泅水走长路,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既有勇气又讲义气的傩送,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大方洒脱,慷慨又好济人之急的船总顺顺,年纪虽老,骨头硬硬,忠实于职务,拼命护佑着这孤雏的祖父都值得我们去一一结识。热爱小动物的同学当然不会忽略了那只作为管理渡船的老人唯一伙伴的,当然更是翠翠的好玩伴的黄狗,如何在船近岸边,便口衔绳子,一跃上岸,尽职地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它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多少次?却也是十分有兴味的问题。
   可爱在风俗。最可瞩目的是节日的风情,“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且看端午日这天,妇孺莫不穿了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家家锁门闭户,簇拥到河边观赏龙舟竞赛,呐喊助威,而船上十八个身体结实、手脚伶俐的年轻桨手在招展的令旗和喧天的锣鼓的指引下,奋力地去赢取那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赛船过后,还有戍军长官与民同乐而慷慨派赠的河中捉鸭子的节目,“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中秋节,青年男女用对歌的形式整夜在月亮下面咏唱爱情。新年照例可看军营里和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如何在小教场迎春,正月十五,光赤着上身的军士如何好勇,在大筒烟火的满天花雨中俨然毫不在意地为众人取乐,小城沉浸在一派欢乐之中。独特的风土人情不止于节日,在这苗汉杂居的湘西土地上,勇敢热烈地活着的人们,在河中春水上涨冲去了吊脚楼时,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不可挽救的灾难来时相似,这平静中的力量如何不让人怦然心动?
   可爱在风景。这里有清澈见底的河流,桃杏花里近水的人家,凭水依山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也有那攀引缆索的渡船,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白塔下菜园里那一畦青葱,以及对山悬崖半腰那一大把虎耳草,还有温柔、美丽又平静的黄昏,和黄昏来时叫个不息的杜鹃,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低啭高回,如银月光下草丛中繁密如落雨的虫声……这些极富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心驰神往。1982年的5月,年逾八旬的沈从文先生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凤凰,短短的回乡行,给先生以莫大的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最可惜的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五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可爱可亲的《边城》让我们或可听到渺远的乡音,不绝如缕,或可看到故乡的黄昏温柔平静的背影,渐行渐远。原乡不可回溯,但是张开慧眼,澄澈冰心,我们一定可以发现《边城》独特的魅力,获得恒久的勇气和信心!
  [作者通联:湖北宜昌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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