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内多年来对诺贝尔奖纠结的讨论，最早一批“预测”是在1990年做出的，其中说到20年内中国必将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预测已经失效。
　　获得诺奖，需要的是既足够创新，又能引领学科发展的研究。而要做出这样的研究，既需要睿智的科学家，也要有制度保证他们的创造性发展。
　　这在中国科研界存在很多障碍。首先，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用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的影响因子（学术界衡量期刊质量的主要标准，为全年该期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次数除以该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数值越高则说明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越受人关注，期刊也更加优秀）来考评科研成果的做法，也就是被科学家戏称为论文的工分制度。
　　其次，中国的科研经费倾向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大事需要官员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必须要有证据。如果证据是老外已经搞出来了，已经有文章发表了的领域，资助就相对安全。这一点，也是多年来中国赶超战略的依据。
　　中国的科研管理，随着PI（课题组长）制度的普遍确立，从PI的课题组成员到PI，到管PI的科研处长，再到管科研处长的所长/校长，固然不能说手里完全没有机动灵活的经费，但每一分钱都要看到花这笔钱值得的“证据”，这样也只能让大家跟着已有的研究成果、至少是研究思路来。
　　而在中国的科研过程中，科学家花钱时，省着花钱（怕搞不到下一个课题而导致团队解散，资助款项往往到来比较晚）和突击花钱（快结题而导致了需要按标书花完钱）两种现状并存，导致人们很难以研究自身需要作为标准来进行科研安排。这种情况，同样导致了尽可能去模仿已有的研究工作的进程，因为那样才会让目前进行的研究，在经费安排上更加有把握。
　　在课题“交差”，也就是结题后，原创性的研究被人认可需要时间。即便发表，与短期之内对科研成果要产生影响的要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将一个已有的成果做得更加细致，条件做得更加极端，或者应用范围做得更广泛，不能说这里面没有创新，但想达到诺奖级别的成就，这样的思路肯定是不可能的。
　　另外，以行政官员或行政化的科学家来主导科研资源分配，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倾向于在任期内取得成果，将风险留给任期外。这一点，与真正的科学家是不同的。真正的科学家这个职业总体上是终身制，所以在没有上面说的体制性因素的制约下，更有可能做出长线判断。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他曾与之共事的今年的诺奖新科状元巴特勒，正好可以成为诠释笔者上面分析的一个证据。他谈到，巴特勒的胆子非常之大，当时为了研究这个项目，把实验室所有的其他题目全部停掉，这个题目是非常非常有风险的，但巴特勒看中了这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地做这个课题。非常执著，有冒险精神。
　　回到我们的情况，一个科学家把各种并行的课题停掉试试？这个责任谁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