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祜二年(1087年)，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另外还有近四百件宗教石刻。
　　佛教和佛教艺术都产生于印度，并流传至中国。中国的佛教造像艺术历史悠久，在范晔的《后汉书》中就有记载，现存最早的佛教造像建成于公元4世纪初。长安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自古佛教文化的昌盛之地。据史料记载，西汉时就有西域僧人在长安传授佛法，到后秦更加崇尚佛法。随着佛教的兴盛，佛教艺术也更加显现出其独特的影响，至北魏时期愈加兴盛。公元557年，北周代替了西魏的统治，其统治者崇佛更甚。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在北周至隋唐佛教兴盛之际，一直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区域之一，留存至今的佛造像造型各异、数量众多。西安碑林博物馆长期致力于碑刻、造像类文物的搜集、收藏和保护，其中石质佛造像的收藏数量多、时间跨度长，且形式多样，已渐成规模。既有传世精品，也有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被公认为是陕西乃至全国最重要的佛造像收藏地之一。主要收藏有大量北魏至隋唐的佛教造像及道教造像，其中北朝时期的多为造像及造像碑，以开龛造像、浮雕为主；隋唐的寺庙造像多为单体圆雕。这些造像种类较多、雕刻精美、时代特色鲜明，反映了佛教造像由外来形式向中国风格的演变过程。
　　


　　北魏前期的造像大都照搬印度的蓝本，面相、衣着都受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如馆藏的“皇兴五年造像”“刘保生夫妇造像”等。还有其他一些北魏早期的造像，都是面相丰圆，但又不失棱角。衣褶均采用细密凸起的条棱来表现，薄衣透体，更多地体现了域外艺术的风格。到了北魏晚期，如1959年在陕西华县出土的一批朱氏造像：“朱黑奴造像” “朱辅伯造像”等，都是在借鉴外来艺术的基础上，融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内涵。主尊皆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吸收了南朝造像民族化的艺术特征，造像的藻饰上也出现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符号，表示房屋建筑的录(皿)顶、鸱尾形式，还有汉代常见的金翅鸟、蟾蜍、东王公、西王母等图案也在这一时期的造像艺术中大量出现。
　　


　　北周虽然建国时间不长，但很重视佛教在国家的地位，碑林博物馆就收藏有大量的北周佛造像，近几年还发掘出土了许多大型的佛、菩萨造像。北周的佛像造型一改北魏的“瘦骨清象”，面相均丰颊方颐，衣褶开始出现平阶梯式，线条变得浅而稀疏，使袈裟产生了轻柔之感，身体显得高大、健壮、浑厚。如“武成二年造像”，还有2004年在西安郊区发掘的五件北周立佛都高达两米左右，其中一件有明确的“大象二年七月廿一日建”题记，有一件造像的底座上还刻有各种表演歌舞的伎乐天等，另一件座上刻有九身带翼兽首人身神王像，都是别具一格的造型。
　　唐代长安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心。唐代造像以大胆的手法，在传统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外来艺术的特点，兼收并蓄，汲取精髓，佛像造型愈加接近现实，少了一份威严，尤其是观音菩萨像，还多了一份世俗女性的亲切感。唐代造像面相丰颐秀目，衣褶采用直刀和圆刀结合的手法，使袈裟显得自然贴体，雍容华贵，充分体现出唐代大国威武博大的气势。如无头观音立像、白石观音头造像、 “开元七年佛造像”等。
　　


　　西安碑林博物馆还收藏有佛道融合的造像碑及道教造像。融佛道题材内容与一体的造像多为北朝及隋代所刻的造像碑。 “熙平二年造像”高达两米多， “大代正光三年造像”高1，32米，都是大型的雕刻。“天宝四年”的老君坐像，高152厘米，是一件极有价值的道教造像，原存于临潼骊山上的老君殿。此像不知在何时被打碎，所以外包泥层，成了一尊泥塑老君像，现在泥层有些脱落，露出了原来的白石胎质。这尊老君像巍然端坐，神态庄严雍容，气势恢宏。据文献记载，道教造像约出现于南北朝初期，随着楼观道派在关中的兴起，西安地区的道教造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其造型艺术还要参照佛教造像，从龛的形制、藻饰、造像组合，到主尊的坐式、手印等均模拟佛像造像，显示出道教造像艺术初期深受佛教造像影响的发展特点。
　　


　　2007年9月19日至12月8日，西安碑林博物馆将在美国纽约华美协进社中国美术馆举办“西安碑林佛教造像展”。这次展览不仅是西安碑林博物馆有史以来的首次在境外独立举办展览，也是博物馆出境展览文物最多、规格最高、品种最全的一次。参展文物76件，其中一级品15件。展品风格多样，造型各异，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于观众见面，尤其是第一次参展的善业泥。 “善业泥”的含义是祈求“善业”，攘除“恶业”。“善业泥”又称善业佛，是以圆寂后的佛主遗骨掺人精选的陶土中，用模具压制后烧造而成的小型泥制浮雕佛像。其俗源自古印度，据考古发现，善业泥传人我国的时间最早见于北魏时期。这批精美的佛造像，展示了佛教传人中国后在北魏至隋唐时期逐渐发展演变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的艺术面貌，具有宗教、艺术、文物、历史等多学科的收藏和研究价值，是展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