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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知道哈金斯的中国摄影作品是什么时候？这些作品为何让你如此着迷？
我在1969年第一次见到汤姆·哈金斯，我当时正在奥克兰旅行，寻访当地的摄影师，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作品，纳入对当代摄影艺术的一个调查中。当时我是位于惠灵顿的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师，我希望成为一名摄影策展人。我发现汤姆从1965年开始就在奥克兰大学的埃兰美术学院讲授摄影和电影艺术了，我感到有些懊恼，因为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我本可能前往奥克兰入读那里的美术文凭课程，从而在他的指导下学习。
但是他从未提起他的中国作品。后来他邀请我到埃兰美术学院担任摄影讲师，由于他的力邀，1971年我获得了这份工作。汤姆成为我的朋友和良师。
他也很少谈起他自己的作品，包括曾为《时代周刊》/《生活》杂志担任南太平洋特约通讯员的经历。后来我了解到他的中国之旅，并决定让他展示出来。1989年，我当时的妻子马拉·梅奥和我一起去拜访汤姆，在他的房子底下寻找他关于中国的照片和文献，他不明智地把这些东西存储在这里，后来把它们给忘了。在发霉的、受损严重的档案中，有近600张爱克发博罗维亚银盐照片（600 rich Agfa Broviragelatin silver prints），这是他1960年代制作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但是他没找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照片中有90%已经完全腐烂了，而他的底片、印样和幻灯片也找不到了—直到三年后才在他的房子里找到。他在中国期间与他的妻子弗洛伦斯的通信至今仍未找到。
大学研究经费资助学生作为我的助手，和我一起从一大堆原本用于出书的毁坏的、潮湿的照片和手稿中，把能够抢救出来的照片说明文字、文字片段和照片编目号进行风干和编目。
后来当我们找到他的底片时，我协助制作了新的档案校样，随后还制作了8×10英寸的档案文件照片，这些照片才使得展览和出版最终成为可能。
在他的摄影作品创作60年之后，以及在我从事这项兼职的、志愿性的工作27年之后，我们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回报。
我是一名编辑、策展人和摄影史学家，以及一名摄影师和教师，所以对我来说，并不难发现汤姆的中国作品与1950年代到访中国的其他外国访客的作品一样有价值，诸如马克·吕布（Marc Riboud）、布莱恩·布雷克（Brian Brake）和勒内·布里（Rene Burri），如果还不能与最伟大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相提并论的话。汤姆与他们一样到访了很多同样的地方，他还去了新疆，在那里拍摄了乌鲁木齐等地的少数民族，这些照片不同寻常。
哈金斯接受的教育是先锋派电影和摄影艺术教育，接触的是安德烈·柯特兹（AndreKertesz）、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等人的作品以及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还有《生活》杂志《图片邮报》的新闻摄影工作，他也采用了这种风格和工作伦理—他试图成为一名好的人类学家，把自己的存在和对摄影对象的影响最小化。这在中国很难做到，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外国人极为罕见，所以哈金斯不经意间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不是不引人注意的旁观者。
这是我把展出他的作品的处女秀命名为“中国所见，汤姆·哈金斯，1956”（Seen in China. Tom Hutchins. 1956）的原因，该展览将安排在2016年平遥国际摄影节。这也是电影制片人牛涵和我将很快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去寻找哈金斯所拍摄过的人们，或者他们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了解那个外国人在1956年夏天来拍摄这件事的话。
很少有外国人被允许于1950年代到访中国。哈金斯是如何被邀请来访的？
汤姆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99年他曾经因为我搞错了这件事而严厉批评我。他的父亲，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曾经在新西兰的小规模共产主义者圈子中很活跃，但是就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更接近他们所拥护的理想这一问题，这个圈子发生了分歧。汤姆在奥克兰与中国朋友一起长大，他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是《奥克兰明星报》的首席摄影师，当时他被迫做出选择，是保留他的工作，还是得罪亲美国的老板而访问中国。他刊登于《生活》杂志的第一幅摄影作品拍摄于1948年，他也曾是霍华德·查普尼克创办的位于纽约的黑星图片社的成员之一。
他以独立摄影记者的身份到访中国，他当时得到《时代周刊》/《时代》杂志的非正式支持，他们处理了他的大部分照片，对其进行编目，并在1957年的美国版和国际版中发表了9页的题为“行进中的红色中国”的照片。哈金斯数次申请访问中国，但是只提前两个星期被告知，他已经获得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中国签证。本来他希望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可以陪他一起去，但是最终她必须待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对你收入展览的新疆照片的数量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照片来自中国遥远的西部边陲。是什么激发了哈金斯前往新疆旅行的兴趣？
汤姆特别感兴趣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被对待的，而这与他在此生中所关注的其他主题也是一致的：他后来在加盟奥克兰大学讲授摄影和电影之前，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人类学辅导教师。他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哈金斯是如何见到那些杰出人物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他曾经跟你分享过他与这些中国领导人接触的奇闻趣事吗？
哈金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早期精心挑选出来并邀请到访中国的少数几个外国记者之一。他说，当时毛主席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但是他有一次出席了一个活动，庆祝中国与埃及建交这一重要时刻。
汤姆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抓住所有的机会拍摄各种领导人—政界代表、军界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等。我认为他给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最能说明为何周恩来在全世界都受到人们的敬佩，周恩来总是安静地向代表们和到访者讲话—实际上他是在安静地听他们说话。
他给刘少奇拍摄的肖像展示了一种非常不同、但同样快活的性格。当我2007年第一次到访中国时，当时汤姆刚刚去世一个月左右，我很高兴也很吃惊地看到，刘少奇的肖像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一起，放在王府井一个知名的照相馆橱窗里展示。
哈金斯在离开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在他此次访问之后，这一印象如何变化？
他想亲自看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革命共产主义社会，并形成他关于中国的成功和失败之处的观点。但是中国的局势在1956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从1957年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曾经采访过并成为朋友的人们消失了。他为他们的人身安全担忧，并且当他无法找到他最喜爱的翻译身在何处以及经历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为翻译的命运而焦躁不安。我想在2000年左右，当他知道这位当年陪同他的翻译仍然健在并居住在北京时，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汤姆永远是一位批判性的、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说，他的中国签证在即将到期前5个星期被注销了，原因是他问了太多关于汉人移民到中国西部省份的问题。随后，当他申请中国签证再次访问时，他被拒签了。
哈金斯在此次访问中没有被允许拍摄中国的京剧团。但是当一个京剧团在1956年10月到访新西兰时，他在幕后对他们进行了拍摄，从而帮助新西兰人理解中国戏剧的重要角色类型和奥秘。我在近期到访奥克兰时发现了他所制作的5×4底片，但是大部分底片其状况已经急剧恶化而无法使用。正如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也需要使用现存的印样（contact prints）精心制作数字拷贝文件，从而抓住他作品中的神韵—稀有的照片和现代的复制品。这成为重现其文献并最终重现世人对他的认识的基础。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使他遗留下来的6000多张底片（包括167卷35mm底片和98卷120mm底片以及大约250张35mm科达克罗姆底片）有更多的能够得到重现。
目前，前玛格南摄影师布莱恩·布雷克（1927-1988）关于中国的作品，通过摄影书和杂志的形式而在新西兰艺术圈中广为人知。布雷克本身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师，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当布雷克与哈金斯两人都在报道赛事时，布雷克发现哈金斯刚结束在中国为期四个月的旅行，他表示完全不能相信，几乎要称呼他的这位新西兰同行为骗子。
我同样很感兴趣的是想看到中国的摄影师是如何记录他们的国家的这段历史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的摄影作品很多都是外国人的作品。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本采访曾刊登于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网站
我在1969年第一次见到汤姆·哈金斯，我当时正在奥克兰旅行，寻访当地的摄影师，希望找到高质量的作品，纳入对当代摄影艺术的一个调查中。当时我是位于惠灵顿的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师，我希望成为一名摄影策展人。我发现汤姆从1965年开始就在奥克兰大学的埃兰美术学院讲授摄影和电影艺术了，我感到有些懊恼，因为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摄影师，我本可能前往奥克兰入读那里的美术文凭课程，从而在他的指导下学习。
但是他从未提起他的中国作品。后来他邀请我到埃兰美术学院担任摄影讲师，由于他的力邀，1971年我获得了这份工作。汤姆成为我的朋友和良师。
他也很少谈起他自己的作品，包括曾为《时代周刊》/《生活》杂志担任南太平洋特约通讯员的经历。后来我了解到他的中国之旅，并决定让他展示出来。1989年，我当时的妻子马拉·梅奥和我一起去拜访汤姆，在他的房子底下寻找他关于中国的照片和文献，他不明智地把这些东西存储在这里，后来把它们给忘了。在发霉的、受损严重的档案中，有近600张爱克发博罗维亚银盐照片（600 rich Agfa Broviragelatin silver prints），这是他1960年代制作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但是他没找到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照片中有90%已经完全腐烂了，而他的底片、印样和幻灯片也找不到了—直到三年后才在他的房子里找到。他在中国期间与他的妻子弗洛伦斯的通信至今仍未找到。
大学研究经费资助学生作为我的助手，和我一起从一大堆原本用于出书的毁坏的、潮湿的照片和手稿中，把能够抢救出来的照片说明文字、文字片段和照片编目号进行风干和编目。
后来当我们找到他的底片时，我协助制作了新的档案校样，随后还制作了8×10英寸的档案文件照片，这些照片才使得展览和出版最终成为可能。
在他的摄影作品创作60年之后，以及在我从事这项兼职的、志愿性的工作27年之后，我们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回报。
我是一名编辑、策展人和摄影史学家，以及一名摄影师和教师，所以对我来说，并不难发现汤姆的中国作品与1950年代到访中国的其他外国访客的作品一样有价值，诸如马克·吕布（Marc Riboud）、布莱恩·布雷克（Brian Brake）和勒内·布里（Rene Burri），如果还不能与最伟大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相提并论的话。汤姆与他们一样到访了很多同样的地方，他还去了新疆，在那里拍摄了乌鲁木齐等地的少数民族，这些照片不同寻常。
哈金斯接受的教育是先锋派电影和摄影艺术教育，接触的是安德烈·柯特兹（AndreKertesz）、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多萝西·兰格（Dorothea Lange）等人的作品以及美国农业安全局影像，还有《生活》杂志《图片邮报》的新闻摄影工作，他也采用了这种风格和工作伦理—他试图成为一名好的人类学家，把自己的存在和对摄影对象的影响最小化。这在中国很难做到，因为在当时中国的很多地方外国人极为罕见，所以哈金斯不经意间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而不是不引人注意的旁观者。
这是我把展出他的作品的处女秀命名为“中国所见，汤姆·哈金斯，1956”（Seen in China. Tom Hutchins. 1956）的原因，该展览将安排在2016年平遥国际摄影节。这也是电影制片人牛涵和我将很快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原因，我们将去寻找哈金斯所拍摄过的人们，或者他们的孩子，如果这些孩子了解那个外国人在1956年夏天来拍摄这件事的话。
很少有外国人被允许于1950年代到访中国。哈金斯是如何被邀请来访的？
汤姆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999年他曾经因为我搞错了这件事而严厉批评我。他的父亲，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码头工人，曾经在新西兰的小规模共产主义者圈子中很活跃，但是就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更接近他们所拥护的理想这一问题，这个圈子发生了分歧。汤姆在奥克兰与中国朋友一起长大，他渴望成为一名杰出的摄影师—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是《奥克兰明星报》的首席摄影师，当时他被迫做出选择，是保留他的工作，还是得罪亲美国的老板而访问中国。他刊登于《生活》杂志的第一幅摄影作品拍摄于1948年，他也曾是霍华德·查普尼克创办的位于纽约的黑星图片社的成员之一。
他以独立摄影记者的身份到访中国，他当时得到《时代周刊》/《时代》杂志的非正式支持，他们处理了他的大部分照片，对其进行编目，并在1957年的美国版和国际版中发表了9页的题为“行进中的红色中国”的照片。哈金斯数次申请访问中国，但是只提前两个星期被告知，他已经获得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中国签证。本来他希望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可以陪他一起去，但是最终她必须待在家里照顾他们的两个孩子。
我对你收入展览的新疆照片的数量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照片来自中国遥远的西部边陲。是什么激发了哈金斯前往新疆旅行的兴趣？
汤姆特别感兴趣的是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被对待的，而这与他在此生中所关注的其他主题也是一致的：他后来在加盟奥克兰大学讲授摄影和电影之前，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人类学辅导教师。他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哈金斯是如何见到那些杰出人物比如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他曾经跟你分享过他与这些中国领导人接触的奇闻趣事吗？
哈金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早期精心挑选出来并邀请到访中国的少数几个外国记者之一。他说，当时毛主席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但是他有一次出席了一个活动，庆祝中国与埃及建交这一重要时刻。
汤姆还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抓住所有的机会拍摄各种领导人—政界代表、军界代表、少数民族代表，等等。我认为他给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最能说明为何周恩来在全世界都受到人们的敬佩，周恩来总是安静地向代表们和到访者讲话—实际上他是在安静地听他们说话。
他给刘少奇拍摄的肖像展示了一种非常不同、但同样快活的性格。当我2007年第一次到访中国时，当时汤姆刚刚去世一个月左右，我很高兴也很吃惊地看到，刘少奇的肖像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肖像一起，放在王府井一个知名的照相馆橱窗里展示。
哈金斯在离开中国之前对中国的印象如何？在他此次访问之后，这一印象如何变化？
他想亲自看看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的革命共产主义社会，并形成他关于中国的成功和失败之处的观点。但是中国的局势在1956年之后开始走下坡路。从1957年一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曾经采访过并成为朋友的人们消失了。他为他们的人身安全担忧，并且当他无法找到他最喜爱的翻译身在何处以及经历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为翻译的命运而焦躁不安。我想在2000年左右，当他知道这位当年陪同他的翻译仍然健在并居住在北京时，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汤姆永远是一位批判性的、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他说，他的中国签证在即将到期前5个星期被注销了，原因是他问了太多关于汉人移民到中国西部省份的问题。随后，当他申请中国签证再次访问时，他被拒签了。
哈金斯在此次访问中没有被允许拍摄中国的京剧团。但是当一个京剧团在1956年10月到访新西兰时，他在幕后对他们进行了拍摄，从而帮助新西兰人理解中国戏剧的重要角色类型和奥秘。我在近期到访奥克兰时发现了他所制作的5×4底片，但是大部分底片其状况已经急剧恶化而无法使用。正如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也需要使用现存的印样（contact prints）精心制作数字拷贝文件，从而抓住他作品中的神韵—稀有的照片和现代的复制品。这成为重现其文献并最终重现世人对他的认识的基础。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使他遗留下来的6000多张底片（包括167卷35mm底片和98卷120mm底片以及大约250张35mm科达克罗姆底片）有更多的能够得到重现。
目前，前玛格南摄影师布莱恩·布雷克（1927-1988）关于中国的作品，通过摄影书和杂志的形式而在新西兰艺术圈中广为人知。布雷克本身是一位杰出的摄影师，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当布雷克与哈金斯两人都在报道赛事时，布雷克发现哈金斯刚结束在中国为期四个月的旅行，他表示完全不能相信，几乎要称呼他的这位新西兰同行为骗子。
我同样很感兴趣的是想看到中国的摄影师是如何记录他们的国家的这段历史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段历史的摄影作品很多都是外国人的作品。但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本采访曾刊登于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