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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舅舅刚刚走过70岁，生命就戛然而止了。
他的死早在意料之中，又多少有些意外。十几年前，他得了糖尿病。一个清贫的农民，却得了这样的富贵病，村里人说，他这病“不理想”，那是城里人才得的病。
于是，曾经虎背熊腰的舅舅日渐消瘦，花白的胡须毫无规矩地在他浮黄的脸上抢占地盘，他懒得清理，他想留点气力去清除自己田里的杂草。他对田地的呵护超过了对妻儿的关怀。只有来到田野，他的严肃的脸色才会缓和下来，眼角还会出现细微的笑意，他一生从未哄过地皮，因此地皮也没有哄过他的肚皮。田地是他的脸面，庄稼是他的子孙，他用粗糙的大手抚摸丰收在望的麦穗和玉米的时候，脸上会洋溢着骄傲和自豪，神情充满了怜爱、期望、嘉许、赞赏。自田间回家的路上，碰到熟人或邻居，他就会开朗地招呼或开几句玩笑，那是他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候。
舅舅的村子叫康寨，毗邻黄河，是中原腹地一个典型的村落。那天下午，我赶到康寨舅舅家时，一帮人正在把他从“水晶棺”移到棺木里。棺木金黄色，阔大沉雄，外面还有繁复的雕花和装饰。表弟说，这是最体面的棺木了，找了好几个棺材铺才选定，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合制的。村里我叫姥爷或舅舅的人就说，你舅舅生前没出过国，走时能睡上“进口”棺材，也算值了。
如果节俭的舅舅还活着，他会阻止表弟这样做。但现在他只能任由后代铺排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他生前不浪费一分钱，我们晚辈留给他买东西吃的钱，他都仔细地收好，然后再一点点地存起来。临终前他说想吃个高炉烧饼，却也没来得及吃上。这大概是他想了很久的东西，只是一直没说罢了。
他本可以生存更长一段时间，却因为眼睛失明而跌下床，摔断了腿。雪上加霜，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舅舅一生坎坷不幸，吃了很多苦。年少时，他曾是公家的人，十几岁就给县长当通信员，后来去了邮电局电报间，拍发和接收电报。几十年后，他与我谈起往事，还骄傲地说他现在还能记住一些摩尔斯电码，他说接收和拍发了那么多电报，从未出过错。他很鄙视那些好吃懒做不敬业的人，哪怕后来回乡种地，看见谁的地里长满草，他就会冷落人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剧吧。
50多年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满20岁的舅舅被“下放”农村，从此成为一个农民。
他年轻的时候，黄河水大，防汛任务吃紧。他就每年夏天到百里之外的山区拉石头送上黄河大堤，动辄两千多斤，全靠他拉着加长加宽的架子车、凭一己之力完成。写到这里，我似乎又看见了那阵势：一群皮肤黝黑的青壮年汉子，拉着装满石头的架子车，艰难行走在通往黄河的乡间公路上，弓腰低头，挥汗如雨……后来，他又外出打过工，在乡里帮人盖房子，红白喜事时为人窜忙做饭，干过一个普通中原农民所能干的很多的事。然后，伴着病魔，垂垂老去。
但他又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农民。他读书、看报、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称得上“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每次见我，他都要和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弄得我有些哭笑不得，以至于见他时得先做一点小功课，以免他对这个外甥失望。交谈时，他每每有惊人之语：“我看卡扎菲要完蛋了。”“美国要是耍赖不还中国的债，咋弄？”一个月前我去看望他，他用几近失明的眼睛看着我，问：“你说美国人民真的会选一个女人当总统吗？”我的母亲就批评他：先顾好自己的眼睛吧，操那闲心顶啥用！这时，他就沉默，我能看出他有落寞的神情……
没想到，那是我们甥舅俩最后一次探讨天下大事。
担心他在另一个世界信息闭塞，我的表弟特地把一台收音机放入棺木，放在他父亲的枕边。
一生心头寂寞，我的舅父大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死竟然惊动了这么多的人，甚至让沉寂许久的村庄重新焕发了生机。送他上路的那天早上，自村子周边的各条道路，从村子的各个角落，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源源不断地向他家汇集。人头攒动，炮声阵阵，哭声不绝。乡间的丧事程序繁琐而严格，但过程和细节却又粗糙而敷衍，刚才还伏地痛哭、拉都拉不起来的人，转脸雨过天晴，谈笑如常。也许，乡村人对生死看得更透彻，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比城里的人更深刻。不然，他们如何能像过节一样对待一个人的葬礼？
这“节日”是繁忙而热闹的。男人们身着廉价的西服，或者是从不同年代遗留下来的服装，用牙咬着烟屁股，眯眼忍受着袅袅升腾的青烟，热烈探讨着即将进行的某个程式，接引着远道而来的吊客。女人们则穿着早年在城市流行的“前朝”时装，站在附近偷偷观察着来客，悄悄指点着、小声评论着，交头接耳，若即若离。孩子们一身似是而非的世界名牌，在人群中穿梭，和狗儿嬉戏。一切都似曾相识，却又恍若隔世。
响器头天晚上就吹起来了。夜幕下，当街扎营的唢呐班轰轰烈烈地演奏着各个时期的音乐，背景幕布上，放映著喜剧电影，银幕上的专业演员表演夸张，银幕下的乡村演员表演更夸张，他们迎合着、挑逗着观众，偶尔会做出一些大胆而露骨的动作。老人、妇女、儿童坐在三轮里、凳子上，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品味着，时而发出开心的笑声。
此刻，热闹是他们的，我的舅父大人似乎是个局外人，他什么也没有。在寂静的灵棚里，我和他的遗像静静地对视，什么都想说，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对于身后的哀荣，他不以为然。
上午十点钟的光景，一阵铁炮响过，在亲人的恸哭声中，躺在棺木里的舅舅上路了。
在孝子贤孙的簇拥下，他老人家缓缓地“行走”在他无数次走过的去往村西的路上。此刻，他种下的麦子正茁壮成长，碧绿如洗。在那片他一生劳作的田野，他的肉体将归依于大地，与庄稼为伍，与青草相伴。要不了多久，他的坟茔也会被麦子遮掩，在麦浪中逐渐消失于泥土。
唢呐手正吹奏那首《敢问路在何方》，曲调迟缓、深沉，如一只大鸟盘旋在冬日的田野，久久不去。这是他老人家喜欢的意象。生前，他思考着的心灵是寂寞孤单的，没有人为他挑担，更没有人替他牵马；在他身后，也还会是这样。我执拗地认为，他的孤独的灵魂早已摆脱肉体牢笼的羁绊，行进在去往他一直向往的、没有纷扰和烦恼的世界……
他的死早在意料之中，又多少有些意外。十几年前，他得了糖尿病。一个清贫的农民，却得了这样的富贵病，村里人说，他这病“不理想”，那是城里人才得的病。
于是，曾经虎背熊腰的舅舅日渐消瘦，花白的胡须毫无规矩地在他浮黄的脸上抢占地盘，他懒得清理，他想留点气力去清除自己田里的杂草。他对田地的呵护超过了对妻儿的关怀。只有来到田野，他的严肃的脸色才会缓和下来，眼角还会出现细微的笑意，他一生从未哄过地皮，因此地皮也没有哄过他的肚皮。田地是他的脸面，庄稼是他的子孙，他用粗糙的大手抚摸丰收在望的麦穗和玉米的时候，脸上会洋溢着骄傲和自豪，神情充满了怜爱、期望、嘉许、赞赏。自田间回家的路上，碰到熟人或邻居，他就会开朗地招呼或开几句玩笑，那是他最放松、最惬意的时候。
舅舅的村子叫康寨，毗邻黄河，是中原腹地一个典型的村落。那天下午，我赶到康寨舅舅家时，一帮人正在把他从“水晶棺”移到棺木里。棺木金黄色，阔大沉雄，外面还有繁复的雕花和装饰。表弟说，这是最体面的棺木了，找了好几个棺材铺才选定，是俄罗斯进口的红松合制的。村里我叫姥爷或舅舅的人就说，你舅舅生前没出过国，走时能睡上“进口”棺材，也算值了。
如果节俭的舅舅还活着，他会阻止表弟这样做。但现在他只能任由后代铺排了，他已经无能为力。他生前不浪费一分钱，我们晚辈留给他买东西吃的钱，他都仔细地收好，然后再一点点地存起来。临终前他说想吃个高炉烧饼，却也没来得及吃上。这大概是他想了很久的东西，只是一直没说罢了。
他本可以生存更长一段时间，却因为眼睛失明而跌下床，摔断了腿。雪上加霜，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舅舅一生坎坷不幸，吃了很多苦。年少时，他曾是公家的人，十几岁就给县长当通信员，后来去了邮电局电报间，拍发和接收电报。几十年后，他与我谈起往事，还骄傲地说他现在还能记住一些摩尔斯电码，他说接收和拍发了那么多电报，从未出过错。他很鄙视那些好吃懒做不敬业的人，哪怕后来回乡种地，看见谁的地里长满草，他就会冷落人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剧吧。
50多年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不满20岁的舅舅被“下放”农村，从此成为一个农民。
他年轻的时候，黄河水大，防汛任务吃紧。他就每年夏天到百里之外的山区拉石头送上黄河大堤，动辄两千多斤，全靠他拉着加长加宽的架子车、凭一己之力完成。写到这里，我似乎又看见了那阵势：一群皮肤黝黑的青壮年汉子，拉着装满石头的架子车，艰难行走在通往黄河的乡间公路上，弓腰低头，挥汗如雨……后来，他又外出打过工，在乡里帮人盖房子，红白喜事时为人窜忙做饭，干过一个普通中原农民所能干的很多的事。然后，伴着病魔，垂垂老去。
但他又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农民。他读书、看报、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称得上“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身居长工屋，放眼全世界”。每次见我，他都要和我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弄得我有些哭笑不得，以至于见他时得先做一点小功课，以免他对这个外甥失望。交谈时，他每每有惊人之语：“我看卡扎菲要完蛋了。”“美国要是耍赖不还中国的债，咋弄？”一个月前我去看望他，他用几近失明的眼睛看着我，问：“你说美国人民真的会选一个女人当总统吗？”我的母亲就批评他：先顾好自己的眼睛吧，操那闲心顶啥用！这时，他就沉默，我能看出他有落寞的神情……
没想到，那是我们甥舅俩最后一次探讨天下大事。
担心他在另一个世界信息闭塞，我的表弟特地把一台收音机放入棺木，放在他父亲的枕边。
一生心头寂寞，我的舅父大人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的死竟然惊动了这么多的人，甚至让沉寂许久的村庄重新焕发了生机。送他上路的那天早上，自村子周边的各条道路，从村子的各个角落，人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源源不断地向他家汇集。人头攒动，炮声阵阵，哭声不绝。乡间的丧事程序繁琐而严格，但过程和细节却又粗糙而敷衍，刚才还伏地痛哭、拉都拉不起来的人，转脸雨过天晴，谈笑如常。也许，乡村人对生死看得更透彻，对生活本质的理解比城里的人更深刻。不然，他们如何能像过节一样对待一个人的葬礼？
这“节日”是繁忙而热闹的。男人们身着廉价的西服，或者是从不同年代遗留下来的服装，用牙咬着烟屁股，眯眼忍受着袅袅升腾的青烟，热烈探讨着即将进行的某个程式，接引着远道而来的吊客。女人们则穿着早年在城市流行的“前朝”时装，站在附近偷偷观察着来客，悄悄指点着、小声评论着，交头接耳，若即若离。孩子们一身似是而非的世界名牌，在人群中穿梭，和狗儿嬉戏。一切都似曾相识，却又恍若隔世。
响器头天晚上就吹起来了。夜幕下，当街扎营的唢呐班轰轰烈烈地演奏着各个时期的音乐，背景幕布上，放映著喜剧电影，银幕上的专业演员表演夸张，银幕下的乡村演员表演更夸张，他们迎合着、挑逗着观众，偶尔会做出一些大胆而露骨的动作。老人、妇女、儿童坐在三轮里、凳子上，津津有味地欣赏着、品味着，时而发出开心的笑声。
此刻，热闹是他们的，我的舅父大人似乎是个局外人，他什么也没有。在寂静的灵棚里，我和他的遗像静静地对视，什么都想说，什么都没有说。我知道，对于身后的哀荣，他不以为然。
上午十点钟的光景，一阵铁炮响过，在亲人的恸哭声中，躺在棺木里的舅舅上路了。
在孝子贤孙的簇拥下，他老人家缓缓地“行走”在他无数次走过的去往村西的路上。此刻，他种下的麦子正茁壮成长，碧绿如洗。在那片他一生劳作的田野，他的肉体将归依于大地，与庄稼为伍，与青草相伴。要不了多久，他的坟茔也会被麦子遮掩，在麦浪中逐渐消失于泥土。
唢呐手正吹奏那首《敢问路在何方》，曲调迟缓、深沉，如一只大鸟盘旋在冬日的田野，久久不去。这是他老人家喜欢的意象。生前，他思考着的心灵是寂寞孤单的，没有人为他挑担，更没有人替他牵马；在他身后，也还会是这样。我执拗地认为，他的孤独的灵魂早已摆脱肉体牢笼的羁绊，行进在去往他一直向往的、没有纷扰和烦恼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