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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的新的治理结构。首先，本文从信度与效度两个层面对社会责任的绩效评估提出新的测量方法；其次，从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来分析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在此基础上，探究从社会责任投资到公共治理的有效路径；再次，本文把公司的社会参与纳入公共治理的空间，在那里，公司社会责任表现为社会正义以及对社区的忠诚；最后，对中国公共治理体系中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了探索。全文基于比较的视角，实证分析也是本文的一大特点。
[关键词] 社会责任；公共治理；社会责任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2－００68－０5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积累都是由国家和企业来推动的，然而，这是一种以财富积聚为目标的增长，这种增长是自然的破坏者，社会不平等的推进者。
“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它不断地在唤起人们的重视，尤其在今天，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共治理结构
跨入21世纪以来，以金融为中心的美国模式向世界各国的经济界渗透，于是，上市公司股价是评价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的合并、重组，也在于期待不断增高的股市价格。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流通业，一部分人因企业上市而成为巨富，而另一部分人仍然是贫困一族。
然而，人们也许忽略了美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制造业工人属于中层收入阶层，制造业工人形成中流社会的砥柱，由此推动制度变迁与环境改善，这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特点。当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制造业逐渐衰退，于是，收入差距扩大，贫富社会再现。然而，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工人成为中流社会的砥柱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
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ion'sSocialResponsibilities）？谁来提升企业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便是利润最大化，即为股东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公司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就是要从股东的最佳利益出发，这是公司管理者的重要责任，其最佳利益的标志就是财务方面的回报。[1]社会经济学的观点则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创造利润，还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这是因为，社会通过购买产品和服务对企业提供了支持，所以，社会期待企业参与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事务。世界经济论坛则把公司社会责任定位于四个方面：一是公司治理与道德责任，包括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产品安全标准和商业道德行为准则等等；二是对人的尊重，包括员工安全、就业机会、薪酬公平等等；三是环境责任，包括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主要指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向贫困社区提供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要素产品和服务。这些贡献可能成为公司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公司社会责任投资。
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制定发展规划的同时，应该负有致力于构筑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在可持续的范围内，创造出利润以外的价值，即公司在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就是企业存在的价值。
需要鉴别的是，公司社会责任不能单一地理解成承担其经济和法律的责任义务，因为这是法律对企业的最低要求。公司社会责任是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义务，公司必须对雇员关系、慈善事业、环境保护以及产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在美国，一个公司达到政府设定的污染控制标准，或者在录用、晋升员工时拒绝采用年龄和性别歧视政策，这只是履行了社会义务，这是企业最起码的法律底线。可是，如果该公司使用可再生纸来包装产品，或者参与社区环境建设，这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索尼2003年的《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了雇用与人权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项目环境评估、居民健康评估等一系列社会对策；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在2002年10月就提出了企业伦理社会性原则，并发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书”，等等，这些都可以称做公司的社会责任。
本文把公司社会责任置于公共治理的结构中加以分析，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首先，公共治理的核心是公共责任，而公司社会责任的目标与公共责任一致；其次，“治理”最初是用来有效地解决地方问题的，而社区治理，除了政府机构和各种职能部门以外，还需要企业与市民的参与；第三，治理体现的社会责任，它更多地包含了对人的尊重。值得关注的是，在发达国家，公司社会责任已经从“环境”向“社会·环境”转换。日本2002年发表的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在650家上市公司中有187家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2]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一个不同的治理结构——一个系统之间的各部分协同过程，这被称之为“协同性”。这一“协同性”可以使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均衡。如果把国家、企业和公民社会看作是公共治理的三个层次的话，那么，从政治社会的视角来看，“公共空间”的层次也是由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方来构筑的，问题是，权力与营利在公共空间内占有多大空间？这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权力和营利结合的基础上，实施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而公众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公共空间范围内。亚洲一些后发展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基本属于这一结构体系。然而，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从发展模式上，它是从国家、企业中心型向国家、企业、公民社会的“协同体制型”转换；在权力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结构关系上，权力和营利分离，企业回归社会，公共空间扩大，权力空间缩小；在资本的结构上，公司的资本权利向民众经济权利回归，公司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构建，即社会资本的构建。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绩效——方法论视角
所有投资都是以预期回报率为导向，社会和环境投资也不例外。投资者进行社会投资决策，不仅关注其投资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正义、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亦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确保资本增值。问题是：对公民、社区以及自然环境的投资能否产生“正”的效应呢？对于公司社会责任来说，这是治理绩效的问题。
治理绩效最关键的要素是责任性，[3]而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它更注重的是公共责任，治理绩效也是从这一视角出发。
社会责任活动是否会降低一个公司的经济绩效？这涉及到如何测量的问题。在测量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时候，一般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分析企业的年度报表，或者引证公司文档中有关社会活动的描述，或者采用公众感受的“声誉指数”来测量企业的公共责任与社会绩效。以这些标准作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尺度，从评估测量标准的效度以及信度来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社会责任的真实含义呢？
首先，从测量的信度来分析。公司的存在，其本身就涵盖了社会意义，可是，社会意义是否进入公司的绩效体系？例如，企业对社区治理的贡献、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对职工幸福生活的贡献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公司财务报表中能否体现？其次，从测量经济绩效的效度来分析，例如，公司的年度报告或“声誉指数”指标，通常用于短期的经济绩效，而社会责任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一般都要多年后才能见效，所以，公司短期财务指标也不可能得出有效的测量结果。
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实证测量的结果与我们的共识，或者与我们头脑中印象的吻合程度是否一致？这是由一系列关联效度（也称预测效度）来确定的。
其一，公司社会责任对社会环境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公司Loreal，20世纪90年代生产总量增加60%以上，但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却减少了40%；杜邦公司计划从1990年至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削减65%，现在已经削减了45%；[4]丰田等10家世界著名企业联合制定削减温室气体排放15%的计划等等。显然，这一系列业绩在短期内很难奏效。
其二，是企业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还是更高的经济效益致使企业能够参与公共治理？这一因果关系具有实证的相关性，例如企业召回制度，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对生产出不安全的产品作出响应，尽管因安全隐患而有10次的产品召回，但它还是一家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因为从市场迅速地撤回不安全产品的行动显示了其社会响应能力，它回应了公共责任的要求。
其三，从逆向的因果关系来看，误导性的政府财政补贴是测量公司治理绩效的又一重要指标。地球在提供流域机能、污染稀释、水土保持和气候调节等功能，以市场价格计算，1年能达到42兆美元。[5]从经济的视角来看，自然环境提供了巨大经济价值。然而，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负荷也是巨大的，地球上可以利用的淡水和植物生长总量已经有一半以上被消耗，问题是，政府误导性的财政补贴加重了这一趋势，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政府对煤炭工业的补贴，补贴相当于所有煤炭工人一生的工资总额。从全球来看，政府对煤炭、核燃料、石油、道路等领域的补贴，1年约2兆美元，[6]政府的这些补贴支持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三、社会责任投资：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
社会责任投资SRI（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是指资本市场投资选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即通过严格的财务分析，把投资目标基本选定在环境和涉及人的基本生存领域，它体现的是社会责任，并把社会责任与人的价值紧紧结合在一起，通过相关体制改革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投资是从“理性经济人”向“地球环境经济人”转换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它是对现代资本积累体系的纠正。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社会责任投资的意义在于对政府主导型开发体制的反思，公民社会成为开发主体，并对政府和企业决策的影响逐渐呈扩大趋势。在美国，通过共同证券基金和投资信托进行的“社会责任投资”达到美国机构投资资产的10%。根据美国调查结构——社会投资研讨会（Social Investment Forum）《2005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趋势报告》的统计，在2005年，社会责任投资所占资金在美国已经超过22.9万亿美元，占当时社会专业管理资产总额的9.4%。其中，投资筛选共同基金的资产总额从120亿美元增长到1790亿美元，增长了15倍，[7]远远高于机构投资家的资产，因为机构投资家的资产受股市影响可能会缩小，而社会责任投资（SRI）的投资额却持续增加。
在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下，美国名牌企业不断地加强社会责任，并在这一理念下从事经营。20世纪末，发达国家生产基地的海外转移，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的时候不仅考察财务绩效和管理，而且开始重视这些工厂的人权、工作环境、健康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活跃的国际性企业，它们积极参与构筑地球可持续能力的再生计划，企业活动指向再生能源、未来型燃料以及绿色科学技术与环境效果。这些企业以中长期的资金回报为目标。在美国，这类企业约有3500家。
纵观以上公司社会责任投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社会责任投资所追求的是有利于公共治理目标的一种道德义务，其治理机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通过“社会屏障筛选”和“股东投资行动”来控制公司的社会责任。
“社会屏障筛选”是指在投资决策中应用社会标准来进行选择的过程，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选定投资企业的重要标准在于投资能否创造一个环境洁净、机会平等、公平正义和安全生产的社会环境，例如，这些基金不会投资于酒类、赌博、烟草、核能等相关领域；除此以外，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等等也是“社会屏障筛选”的重要选择指标。前者为个人投资者支持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提供了一条路径；后者则通过社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达到善治。
“股东投资行动”是一种金融责任，它通过能够负起社会责任的股东总会对公司社会责任施加影响，在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下，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投资者以公司股东身份，通过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对话沟通、递交呈请、投票等方式来积极影响或引导公司管理层，项目选定主要在环境和劳动等领域。从长远来看，“股东行动投资”的金融责任有助于改善财务绩效，提高相关利益者（包括股东在内的，消费者、雇员、买方、社区及自然环境等）的福利水平。
另外，对低开发区域与低收入阶层的重点投资，这被称之为“地域社会投资”，也是“股东投资行动”特别关注的一个层面。在美国，从“股东投资行动”的绩效来看，在社会责任投资的项目选定以及对地域社会的各项投资，2003年年底达到2兆1800亿美元，占整体资产运行的11%。[8]
四、公司社会责任与社区治理
公司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创设与社会价值共鸣的制度。企业生产方式和投资方向对公民、社区以及自然环境可能产生正、负两面影响。关键在于公司投资是否将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决策范畴。对公司的商业决策来说，若一味追求经济利润，长此以往产生的社会问题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日本《朝日企业市民奖》的制度设置就是面对这样一个课题。第四届《朝日企业市民奖》的获奖企业和团体有大阪市的“近畿工人信用社”、东京的“综合警备保障”、福冈的“索尼集成电路九州工厂”以及山形县的“横田东北——食品容器包装公司”。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有171家企业参与，[9]企业业绩包括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社区贡献、教育投入等各个方面。《朝日企业市民奖》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念工具，将重塑环境的道德冲动和利益驱动转化为理性规范的企业行动：一个企业要变得更有效率，那它就要牢固地扎根于地域社会，具体表现为对社区的忠诚以及社会义务。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地域如何生存？这是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物质以及服务与世界市场同步，人口稀少的地区，资金流出。地域经济的疲惫与地域贫富差距扩大，这是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国家资金难以向社区流动，社区如何生存？这正是日本《朝日企业市民奖》创设的初衷。获奖的大阪市“近畿工人信用社”通过支援社区NPO组织来推进社区治理。
政府财政支出的困境导致地方自治体的社区服务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且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不断细化。在这发展的趋势中，非营利组织（NPO）起了很大作用。如何支援NPO，大阪市“近畿工人信用社”与京都NPO中心合作，创设面向NPO的新融资制度——《京都市民活动支援合作融资制度》。作为新融资制度的结构，首先，京都工人福利协议会有1000万日元资金存于“近畿工人信用社”，该基金原来是以工人福利为目的来运行的；其次，在此存款的基础上，“近畿工人信用社”设置了5000万日元的融资结构，支援每一个NPO的资金上限是500万日元；第三，京都NPO中心设置“公益性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申请融资的NPO进行监督，以确认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第四，“近畿工人信用社”对融资进行最终审查。
五、中国公司社会责任——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如何以公司社会责任为主线，把企业、市民、行政的三方协同作为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议题之一。在那里，公司价值观念创新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理念变更，对于解决贫困、改善环境是一条理想的路径。然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能源短缺、自然禀赋退化、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等等，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公共政策的结构中，这种责任划分并不明确。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从公共治理的意义上来说，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以中国制钠产业为例，中国兰太实业泰达制钠厂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制钠企业，2000年达到年产1万吨规模，现已突破年产1.3万吨。然而，金属钠属于资源和电力高耗费产品，每生产1吨金属钠，大约需要1万～1.3万度电，电的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所以，制钠产业在发达国家日趋衰退，原来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杜邦公司具备每年4万吨的生产能力，如今已经减少到2万吨；而排名第二的法国麻萨原来具备3万吨的产能，如今已经停产。中国制钠业的蓬勃兴起说明了什么呢？
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经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了量化，比如，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转向“符合道德规范”的投资公司，并根据这方面的表现，估计未来股票市场的走向。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化工等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业巨头，都把“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核心价值观之一，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股市，并通过股价的涨跌调控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大型全球性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进入发展中国家，它们声称这会带来就业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日趋衰落的产业在中国却作为朝阳产业不断地扩张其规模，这不仅仅是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它还涉及到雇员关系、行政导向、资源保护以及公共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治理的问题。
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企业家代表们第一次把“企业家的责任与社会环境”作为研讨的主题。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环保、弱势群体支持、艾滋病防治、沙漠化防治等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问题方面，尚未有持续和自觉的贡献。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社会责任对中国有其深远的启示。
首先，中国已经实施的《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已经在2004年着手研究社会责任问题，并于2006年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然而，目前仍未形成规范的报告格式，所以，信息披露不透明，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等等。总之，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缺乏有力的监管机制。显然，创建使企业能从事社会责任行为的制度框架，需要政策与司法的双重约束力。
其次，政府致力于促进、并鼓励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共同创造有价值的行为，并引导企业与社区团体、工会、消费者建立伙伴关系，使其识别主流社会的准则，改变其社会参与方式，对变化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
第三，政府构筑社会责任投资的制度框架，通过社会责任投资营造激励创新的治理结构。例如，日本琦玉县志木市政府决定，由住民税的1%设立“住民自治基金”，政府列出具体的、贴近市民的政策菜单，请市民选择。市民选择机制通过舆论调查，从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抽出1千人为样本，每年进行调查。志木市的住民税，以2004年预算为例，2004年的住民税有40亿日元，1%的话便有4000万日元，[12]这4000万日元的社会责任投资由市民决定。在志木市，这一治理结构被称之为“公共财政的直接民主主义”。
政府把企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渠道，所以，政府承担企业家角色，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大部分是投向生产性领域。可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向社会发展全球高峰会议递交的文件中指出，“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在中国，社会建设需要更多的有社会责任的公司，然而，公共治理不是单一的权威式管理，它是指每个政策领域的多种行动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从而营造以社会责任为宗旨的新的公共治理结构。
（本文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J50406；上海市教委2007年重点项目“内发式发展与公共治理”的阶段性成果，编号：072575）
注释：
[1]斯蒂芬·P.罗宾斯. 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1.
[2]報道.“社会の責任前面に企業：変わる環境報告書”[N].朝日新聞.2003-11-11(1).
[3]“Governa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G. Hyden and M. Bratton (eds) ,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4][5][6]N·Miyats.“環境と成長は両立可能”[N].日本经济新闻.2003-11-27(A3).
[7]“SRI IN USA”. Steven J Schueth March 2006, FirstAffirmativeFinancialNetwork, LLChttp://www.firstaffirmative.com/news/sriArticle.jsp
[8]藤田和朋.“アメリカの社会責任投資——１０％”[N].日本経済新聞.2003-11-19(8).
[9][10][11]大宫司聪.“朝日企業市民賞”[N]. 朝日新聞.2007-9-25(13).
[12]報道.“住民税の使途市民が決める”[N].朝日新聞.2004-9-4(2).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关键词] 社会责任；公共治理；社会责任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2－００68－０5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积累都是由国家和企业来推动的，然而，这是一种以财富积聚为目标的增长，这种增长是自然的破坏者，社会不平等的推进者。
“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它不断地在唤起人们的重视，尤其在今天，公司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公共治理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共治理结构
跨入21世纪以来，以金融为中心的美国模式向世界各国的经济界渗透，于是，上市公司股价是评价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的合并、重组，也在于期待不断增高的股市价格。在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流通业，一部分人因企业上市而成为巨富，而另一部分人仍然是贫困一族。
然而，人们也许忽略了美国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制造业工人属于中层收入阶层，制造业工人形成中流社会的砥柱，由此推动制度变迁与环境改善，这是美国工业社会的特点。当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化社会快速发展，制造业逐渐衰退，于是，收入差距扩大，贫富社会再现。然而，一个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工人成为中流社会的砥柱是无可置疑的，这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
什么是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ion'sSocialResponsibilities）？谁来提升企业的价值？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便是利润最大化，即为股东实现公司利润的最大化。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公司管理者的经营活动就是要从股东的最佳利益出发，这是公司管理者的重要责任，其最佳利益的标志就是财务方面的回报。[1]社会经济学的观点则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创造利润，还包括保护和增进社会福利。这是因为，社会通过购买产品和服务对企业提供了支持，所以，社会期待企业参与社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事务。世界经济论坛则把公司社会责任定位于四个方面：一是公司治理与道德责任，包括遵守法律法规、遵守产品安全标准和商业道德行为准则等等；二是对人的尊重，包括员工安全、就业机会、薪酬公平等等；三是环境责任，包括使用清洁能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四是对社会发展的责任，主要指对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贡献，比如向贫困社区提供水、能源、医药、教育和信息技术等要素产品和服务。这些贡献可能成为公司核心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公司社会责任投资。
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制定发展规划的同时，应该负有致力于构筑有利于社会长远目标的一种义务，在可持续的范围内，创造出利润以外的价值，即公司在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就是企业存在的价值。
需要鉴别的是，公司社会责任不能单一地理解成承担其经济和法律的责任义务，因为这是法律对企业的最低要求。公司社会责任是超越了法律所要求的义务，公司必须对雇员关系、慈善事业、环境保护以及产品安全等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在美国，一个公司达到政府设定的污染控制标准，或者在录用、晋升员工时拒绝采用年龄和性别歧视政策，这只是履行了社会义务，这是企业最起码的法律底线。可是，如果该公司使用可再生纸来包装产品，或者参与社区环境建设，这就是公司的社会责任。索尼2003年的《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提出了雇用与人权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项目环境评估、居民健康评估等一系列社会对策；日本大和证券集团在2002年10月就提出了企业伦理社会性原则，并发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书”，等等，这些都可以称做公司的社会责任。
本文把公司社会责任置于公共治理的结构中加以分析，这是一个崭新的视角。首先，公共治理的核心是公共责任，而公司社会责任的目标与公共责任一致；其次，“治理”最初是用来有效地解决地方问题的，而社区治理，除了政府机构和各种职能部门以外，还需要企业与市民的参与；第三，治理体现的社会责任，它更多地包含了对人的尊重。值得关注的是，在发达国家，公司社会责任已经从“环境”向“社会·环境”转换。日本2002年发表的企业环境报告书中，在650家上市公司中有187家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2]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旨在构筑一个不同的治理结构——一个系统之间的各部分协同过程，这被称之为“协同性”。这一“协同性”可以使国家（权力动机）、企业（营利动机）、公民社会（权利动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均衡。如果把国家、企业和公民社会看作是公共治理的三个层次的话，那么，从政治社会的视角来看，“公共空间”的层次也是由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三方来构筑的，问题是，权力与营利在公共空间内占有多大空间？这是公共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权力和营利结合的基础上，实施对“公共空间”的控制，而公众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公共空间范围内。亚洲一些后发展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基本属于这一结构体系。然而，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从发展模式上，它是从国家、企业中心型向国家、企业、公民社会的“协同体制型”转换；在权力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结构关系上，权力和营利分离，企业回归社会，公共空间扩大，权力空间缩小；在资本的结构上，公司的资本权利向民众经济权利回归，公司社会责任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构建，即社会资本的构建。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绩效——方法论视角
所有投资都是以预期回报率为导向，社会和环境投资也不例外。投资者进行社会投资决策，不仅关注其投资是否有助于建立一个正义、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亦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确保资本增值。问题是：对公民、社区以及自然环境的投资能否产生“正”的效应呢？对于公司社会责任来说，这是治理绩效的问题。
治理绩效最关键的要素是责任性，[3]而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它更注重的是公共责任，治理绩效也是从这一视角出发。
社会责任活动是否会降低一个公司的经济绩效？这涉及到如何测量的问题。在测量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经济绩效”的时候，一般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分析企业的年度报表，或者引证公司文档中有关社会活动的描述，或者采用公众感受的“声誉指数”来测量企业的公共责任与社会绩效。以这些标准作为衡量公司社会责任的尺度，从评估测量标准的效度以及信度来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社会责任的真实含义呢？
首先，从测量的信度来分析。公司的存在，其本身就涵盖了社会意义，可是，社会意义是否进入公司的绩效体系？例如，企业对社区治理的贡献、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对职工幸福生活的贡献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公司财务报表中能否体现？其次，从测量经济绩效的效度来分析，例如，公司的年度报告或“声誉指数”指标，通常用于短期的经济绩效，而社会责任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一般都要多年后才能见效，所以，公司短期财务指标也不可能得出有效的测量结果。
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实证测量的结果与我们的共识，或者与我们头脑中印象的吻合程度是否一致？这是由一系列关联效度（也称预测效度）来确定的。
其一，公司社会责任对社会环境治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世界最大的化妆品公司Loreal，20世纪90年代生产总量增加60%以上，但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却减少了40%；杜邦公司计划从1990年至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削减65%，现在已经削减了45%；[4]丰田等10家世界著名企业联合制定削减温室气体排放15%的计划等等。显然，这一系列业绩在短期内很难奏效。
其二，是企业的社会参与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还是更高的经济效益致使企业能够参与公共治理？这一因果关系具有实证的相关性，例如企业召回制度，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可以对生产出不安全的产品作出响应，尽管因安全隐患而有10次的产品召回，但它还是一家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因为从市场迅速地撤回不安全产品的行动显示了其社会响应能力，它回应了公共责任的要求。
其三，从逆向的因果关系来看，误导性的政府财政补贴是测量公司治理绩效的又一重要指标。地球在提供流域机能、污染稀释、水土保持和气候调节等功能，以市场价格计算，1年能达到42兆美元。[5]从经济的视角来看，自然环境提供了巨大经济价值。然而，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负荷也是巨大的，地球上可以利用的淡水和植物生长总量已经有一半以上被消耗，问题是，政府误导性的财政补贴加重了这一趋势，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德国政府对煤炭工业的补贴，补贴相当于所有煤炭工人一生的工资总额。从全球来看，政府对煤炭、核燃料、石油、道路等领域的补贴，1年约2兆美元，[6]政府的这些补贴支持了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三、社会责任投资：公共治理的环境控制
社会责任投资SRI（Social Responsibility Investment）是指资本市场投资选定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即通过严格的财务分析，把投资目标基本选定在环境和涉及人的基本生存领域，它体现的是社会责任，并把社会责任与人的价值紧紧结合在一起，通过相关体制改革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投资是从“理性经济人”向“地球环境经济人”转换中的公司社会责任，它是对现代资本积累体系的纠正。从公共治理的视角出发，社会责任投资的意义在于对政府主导型开发体制的反思，公民社会成为开发主体，并对政府和企业决策的影响逐渐呈扩大趋势。在美国，通过共同证券基金和投资信托进行的“社会责任投资”达到美国机构投资资产的10%。根据美国调查结构——社会投资研讨会（Social Investment Forum）《2005年美国社会责任投资趋势报告》的统计，在2005年，社会责任投资所占资金在美国已经超过22.9万亿美元，占当时社会专业管理资产总额的9.4%。其中，投资筛选共同基金的资产总额从120亿美元增长到1790亿美元，增长了15倍，[7]远远高于机构投资家的资产，因为机构投资家的资产受股市影响可能会缩小，而社会责任投资（SRI）的投资额却持续增加。
在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下，美国名牌企业不断地加强社会责任，并在这一理念下从事经营。20世纪末，发达国家生产基地的海外转移，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的时候不仅考察财务绩效和管理，而且开始重视这些工厂的人权、工作环境、健康等方面的社会责任问题。尤其是在新能源领域活跃的国际性企业，它们积极参与构筑地球可持续能力的再生计划，企业活动指向再生能源、未来型燃料以及绿色科学技术与环境效果。这些企业以中长期的资金回报为目标。在美国，这类企业约有3500家。
纵观以上公司社会责任投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社会责任投资所追求的是有利于公共治理目标的一种道德义务，其治理机制是基于资本市场的投资选定过程，通过“社会屏障筛选”和“股东投资行动”来控制公司的社会责任。
“社会屏障筛选”是指在投资决策中应用社会标准来进行选择的过程，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出发，选定投资企业的重要标准在于投资能否创造一个环境洁净、机会平等、公平正义和安全生产的社会环境，例如，这些基金不会投资于酒类、赌博、烟草、核能等相关领域；除此以外，建立社区发展基金、为小企业提供融资等等也是“社会屏障筛选”的重要选择指标。前者为个人投资者支持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提供了一条路径；后者则通过社区投资，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达到善治。
“股东投资行动”是一种金融责任，它通过能够负起社会责任的股东总会对公司社会责任施加影响，在公司治理结构的框架下，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投资者以公司股东身份，通过与公司管理层进行对话沟通、递交呈请、投票等方式来积极影响或引导公司管理层，项目选定主要在环境和劳动等领域。从长远来看，“股东行动投资”的金融责任有助于改善财务绩效，提高相关利益者（包括股东在内的，消费者、雇员、买方、社区及自然环境等）的福利水平。
另外，对低开发区域与低收入阶层的重点投资，这被称之为“地域社会投资”，也是“股东投资行动”特别关注的一个层面。在美国，从“股东投资行动”的绩效来看，在社会责任投资的项目选定以及对地域社会的各项投资，2003年年底达到2兆1800亿美元，占整体资产运行的11%。[8]
四、公司社会责任与社区治理
公司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创设与社会价值共鸣的制度。企业生产方式和投资方向对公民、社区以及自然环境可能产生正、负两面影响。关键在于公司投资是否将各个利益相关群体纳入决策范畴。对公司的商业决策来说，若一味追求经济利润，长此以往产生的社会问题必然成为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日本《朝日企业市民奖》的制度设置就是面对这样一个课题。第四届《朝日企业市民奖》的获奖企业和团体有大阪市的“近畿工人信用社”、东京的“综合警备保障”、福冈的“索尼集成电路九州工厂”以及山形县的“横田东北——食品容器包装公司”。在整个评选过程中，有171家企业参与，[9]企业业绩包括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社区贡献、教育投入等各个方面。《朝日企业市民奖》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理念工具，将重塑环境的道德冲动和利益驱动转化为理性规范的企业行动：一个企业要变得更有效率，那它就要牢固地扎根于地域社会，具体表现为对社区的忠诚以及社会义务。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地域如何生存？这是全球普遍关心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金、物质以及服务与世界市场同步，人口稀少的地区，资金流出。地域经济的疲惫与地域贫富差距扩大，这是区域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国家资金难以向社区流动，社区如何生存？这正是日本《朝日企业市民奖》创设的初衷。获奖的大阪市“近畿工人信用社”通过支援社区NPO组织来推进社区治理。
政府财政支出的困境导致地方自治体的社区服务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且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不断细化。在这发展的趋势中，非营利组织（NPO）起了很大作用。如何支援NPO，大阪市“近畿工人信用社”与京都NPO中心合作，创设面向NPO的新融资制度——《京都市民活动支援合作融资制度》。作为新融资制度的结构，首先，京都工人福利协议会有1000万日元资金存于“近畿工人信用社”，该基金原来是以工人福利为目的来运行的；其次，在此存款的基础上，“近畿工人信用社”设置了5000万日元的融资结构，支援每一个NPO的资金上限是500万日元；第三，京都NPO中心设置“公益性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对申请融资的NPO进行监督，以确认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第四，“近畿工人信用社”对融资进行最终审查。
五、中国公司社会责任——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
在中国，如何以公司社会责任为主线，把企业、市民、行政的三方协同作为公共治理的路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议题之一。在那里，公司价值观念创新所带来的公共治理的理念变更，对于解决贫困、改善环境是一条理想的路径。然而，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能源短缺、自然禀赋退化、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等等，企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公共政策的结构中，这种责任划分并不明确。如何从制度层面上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实施？从公共治理的意义上来说，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全新的理念。
以中国制钠产业为例，中国兰太实业泰达制钠厂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制钠企业，2000年达到年产1万吨规模，现已突破年产1.3万吨。然而，金属钠属于资源和电力高耗费产品，每生产1吨金属钠，大约需要1万～1.3万度电，电的成本占总成本的50%以上,所以，制钠产业在发达国家日趋衰退，原来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杜邦公司具备每年4万吨的生产能力，如今已经减少到2万吨；而排名第二的法国麻萨原来具备3万吨的产能，如今已经停产。中国制钠业的蓬勃兴起说明了什么呢？
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已经将公司社会责任实现了量化，比如，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转向“符合道德规范”的投资公司，并根据这方面的表现，估计未来股票市场的走向。大型跨国公司，特别是石油、化工等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的行业巨头，都把“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核心价值观之一，而且，这种价值观已经渗透到股市，并通过股价的涨跌调控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
大型全球性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进入发展中国家，它们声称这会带来就业并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日趋衰落的产业在中国却作为朝阳产业不断地扩张其规模，这不仅仅是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它还涉及到雇员关系、行政导向、资源保护以及公共安全等一系列公共治理的问题。
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中国企业家代表们第一次把“企业家的责任与社会环境”作为研讨的主题。可是，从整体上看，在环保、弱势群体支持、艾滋病防治、沙漠化防治等日益严重的中国社会问题方面，尚未有持续和自觉的贡献。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社会责任对中国有其深远的启示。
首先，中国已经实施的《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已经在2004年着手研究社会责任问题，并于2006年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然而，目前仍未形成规范的报告格式，所以，信息披露不透明，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等等。总之，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缺乏有力的监管机制。显然，创建使企业能从事社会责任行为的制度框架，需要政策与司法的双重约束力。
其次，政府致力于促进、并鼓励企业在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共同创造有价值的行为，并引导企业与社区团体、工会、消费者建立伙伴关系，使其识别主流社会的准则，改变其社会参与方式，对变化的社会需求作出回应。
第三，政府构筑社会责任投资的制度框架，通过社会责任投资营造激励创新的治理结构。例如，日本琦玉县志木市政府决定，由住民税的1%设立“住民自治基金”，政府列出具体的、贴近市民的政策菜单，请市民选择。市民选择机制通过舆论调查，从2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抽出1千人为样本，每年进行调查。志木市的住民税，以2004年预算为例，2004年的住民税有40亿日元，1%的话便有4000万日元，[12]这4000万日元的社会责任投资由市民决定。在志木市，这一治理结构被称之为“公共财政的直接民主主义”。
政府把企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渠道，所以，政府承担企业家角色，这决定了政府支出的大部分是投向生产性领域。可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向社会发展全球高峰会议递交的文件中指出，“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在中国，社会建设需要更多的有社会责任的公司，然而，公共治理不是单一的权威式管理，它是指每个政策领域的多种行动者——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从而营造以社会责任为宗旨的新的公共治理结构。
（本文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J50406；上海市教委2007年重点项目“内发式发展与公共治理”的阶段性成果，编号：072575）
注释：
[1]斯蒂芬·P.罗宾斯. 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1.
[2]報道.“社会の責任前面に企業：変わる環境報告書”[N].朝日新聞.2003-11-11(1).
[3]“Governa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G. Hyden and M. Bratton (eds) ,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in Africa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2.
[4][5][6]N·Miyats.“環境と成長は両立可能”[N].日本经济新闻.2003-11-27(A3).
[7]“SRI IN USA”. Steven J Schueth March 2006, FirstAffirmativeFinancialNetwork, LLChttp://www.firstaffirmative.com/news/sriArticle.jsp
[8]藤田和朋.“アメリカの社会責任投資——１０％”[N].日本経済新聞.2003-11-19(8).
[9][10][11]大宫司聪.“朝日企業市民賞”[N]. 朝日新聞.2007-9-25(13).
[12]報道.“住民税の使途市民が決める”[N].朝日新聞.2004-9-4(2).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