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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晋时期儒学式微，玄老思想兴起，传统儒教精神弱化，文学的政教功能也随之弱化。文学作品成为取悦权贵的工具，辞采华丽成为创作目标，创作的技巧和形式问题得到了重视。而西晋一朝的文学新变正是通过陆机、潘岳等人的文学创作体现出来的。
关键词：西晋文学；政教精神；创作技巧
西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就是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太康诗风，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咸宁六年（公元280年）四月，灭东吴政权，改元太康，一直到“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①，“太康”这一年号共使用了十年，但太康文学所指的“太康”，并不只是限于这十年，而是指西晉立国后较为繁荣稳定的大约四十年时间。太康时期一直被认为是“文学中兴”的时段，钟嵘在《诗品》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作为一个文学中兴的时期，西晋文学精神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传统政教精神的弱化
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的诗文写作仍然还是贯穿着政治追求和功名之心的，彼时的文学还是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紧密相连的。到正始时期，政治的黑暗使得人人自危，在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儒家思想已经不足以安抚人心，道家玄学和老庄思想开始占据文坛，以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来逃避现实，因此，文学的道德伦理教化作用逐渐弱化。而到了西晋时期，文人的政治道德观念愈加淡薄，传统的建功立业思想已经演变成单纯的追名逐利。
“二十四友”这一西晋重要的士大夫现象，就是由当时的士人攀附权贵的普遍行为而产生的，也称为“金谷二十四友”、“鲁公二十四友”，这是当时传统政教精神弱化的重要表现。《晋书·贾谧传》记载：“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童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溢，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晋书》所记载的这一文学团体的成员有石崇、潘岳、欧阳建、陆机、陆云、缪徵、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瑰、和郁、周恢、牵秀、陈眕、郭彰、许猛、刘讷、刘舆、刘琨等人。这一文学团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道德人伦上的表现为人所不齿。潘岳伪造愍怀太子文、与石崇等人对广城君望尘而拜；陆机赠诗贾谧，连生前恶行昭著的贾充也称颂了一番；包括其他的成员“著文章称美谧”，这些都是抛弃了君子操守的无耻行径，与传统文学的政教精神背道而驰。
（二）、这一团体以“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为主，并且以富豪官僚石崇为首。“二十四友”攀附贾谧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而他们当时的主要活动就是贵游享乐。石崇是西晋最著名富豪之一，以奢靡著称，为人任侠好交友，又能诗文，这些特质使其成为“二十四友”之首领。
（三）、这是一个文学才能相当高的团体。当时文坛中大半著名文学家都在“二十四友”之列，其中包括潘岳、二陆、左思、挚虞、刘坤、欧阳建、石崇等，而且他们之间“金谷雅集”之类的文学活动很是频繁，文学创作也比较多，他们的今存诗几乎占全部西晋文士诗的一半。
（四）、文风浮华躁竞、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主要表现在他们现存的赠答诗中。作为一个文学集团，“二十四友”之间赠答诗有很多，但缘事而发的不多，更多的是为了应和而作，或者只是为了技巧上的一较高下。潘岳有《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首、《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金谷集诗》等，陆机有《答贾谧诗》十一首、《赠潘岳诗》、《讲汉书诗》等。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也主要表现在陆机、潘岳的诗文创作上。
西晋文士多为“二十四友”之类，沉沦于世俗功名之中，他们的功名心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毫无关系，仅仅是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权势利益，这种道义道德感的缺失，是当时传统政教精神衰落的主要原因。
不过陆机虽然身为“二十四友”之一，但他与石崇、潘岳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与顾彦先、冯文罴等人来往更为频繁，尤其是潘尼，其《答潘尼诗》曰：“於穆同心，如琼如琳。”可见彼此交好之程度。潘尼此人要正派得多，并不在“二十四友”之列。而且陆机受家学影响，儒家思想在脑海中根深蒂固，是非道德观受正统思想影响较多。总之，陆机对功名的追求与西晋多数士人一样强烈，但在知耻方面稍强于潘岳等人。
二、文学创作技巧和形式问题得到重视
西晋文士抛弃了政教精神中文学创作强调自我修养和社会责任的崇高一面，不再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作为创作的动力和目标，自然更加重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形式问题。此时的文学作品，单纯地是拿来交游、取悦权贵的一种工具，没有精神寄托的文学作品，文人们只能在遣词造句这种技巧和形式方面争胜。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风气最盛的时期之一，但这种模拟的着眼点在于模仿其形式，并在炼字遣词以及对仗等手法方面突破前人。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选》的前言中说道：“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
这种对形式问题的重视的直接表现，就是西晋时期文风的繁缛化、精巧化。潘岳和陆机的文学创作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具有代表性。《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孙绰评论西晋文章：“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说明潘岳的特点在于雕琢，而陆机的特色在于堆砌。《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中也说：“机文喻海，潘藻如江。”《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时序》中评价晋代群英“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这种文风倾向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形式上的华美也是诗歌创作进步的一种体现。 写作技巧的进步则主要体现在辞采的铺设以及对偶的应用上。陆机《文赋》中自述：“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可见他所重视的是先士们的辞藻，认为辞采是作文好坏的关键。陆机《拟行行重行行》：“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比之原诗明显辞采绮丽、对仗工整，用典也是更加的讲究。潘岳五言诗也是如此，而在对偶方面，张协甚至高于潘、陆。《诗品》中评价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蒨，音韵铿锵……”写作技巧的进步在当时最突出的表现是词藻和对偶，但绝不仅限于这两个方面，以陆机为例，他的诗歌中不仅使用了通感、顶真等艺术手法，而且将对偶、铺陈排比的运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其上承建安陈思，下启元嘉谢颜。而其语言风格上则极度追求“雅”、“艳”，将比兴手法运用得更加含蓄委婉，词语的选择上更加讲究“考辞就班”，用典频繁而精妙，“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沉辞”、“浮藻”联翩而出，音韵上则追求“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从西晋总体文风的辞采清雅、色调轻绮、对仗工整、句式绵密等特点上，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于创作技巧和形式问题的普遍重视。
西晋时期的总体文学精神概况是当时诗人诗歌创作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当时诗歌创作产生的大背景，在时代背景与诗人个人身世的共同影响下，催生出了太康時期一批优秀的诗人，而这些诗人和他们的创作思想以及诗歌作品又推动了整体文学精神的发展。
注释：
① 房玄龄等. 晋书·帝纪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0.
{2} 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M]. 典论·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 晋书·帝纪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刘义庆. 世说新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钟嵘. 诗品笺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萧统编.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冯源. 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新变[D]. 浙江大学，2013.
[4]叶枫宇. 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D]. 福建师范大学，2004.
[5]姜剑云. 太康文学研究[D]. 河北大学，2001.
[6]隋秀玲.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5）.
[7]曹旭，王澧华. 论西晋诗学[J]. 文学评论，2011，5.
关键词：西晋文学；政教精神；创作技巧
西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就是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太康诗风，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咸宁六年（公元280年）四月，灭东吴政权，改元太康，一直到“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①，“太康”这一年号共使用了十年，但太康文学所指的“太康”，并不只是限于这十年，而是指西晉立国后较为繁荣稳定的大约四十年时间。太康时期一直被认为是“文学中兴”的时段，钟嵘在《诗品》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作为一个文学中兴的时期，西晋文学精神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一、传统政教精神的弱化
建安时期“三曹七子”的诗文写作仍然还是贯穿着政治追求和功名之心的，彼时的文学还是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紧密相连的。到正始时期，政治的黑暗使得人人自危，在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儒家思想已经不足以安抚人心，道家玄学和老庄思想开始占据文坛，以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来逃避现实，因此，文学的道德伦理教化作用逐渐弱化。而到了西晋时期，文人的政治道德观念愈加淡薄，传统的建功立业思想已经演变成单纯的追名逐利。
“二十四友”这一西晋重要的士大夫现象，就是由当时的士人攀附权贵的普遍行为而产生的，也称为“金谷二十四友”、“鲁公二十四友”，这是当时传统政教精神弱化的重要表现。《晋书·贾谧传》记载：“谧好学，有才思。既为充嗣，继佐命之后，又贾后专恣.谧权过人主，至乃锁系黄门侍郎，其为威福如此。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童舞女，选极一时。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礼事之。或著文章称美溢，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征，京兆杜斌、挚虞、琅琊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眕、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晋书》所记载的这一文学团体的成员有石崇、潘岳、欧阳建、陆机、陆云、缪徵、杜斌、挚虞、诸葛诠、王粹、杜育、邹捷、左思、崔基、刘瑰、和郁、周恢、牵秀、陈眕、郭彰、许猛、刘讷、刘舆、刘琨等人。这一文学团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道德人伦上的表现为人所不齿。潘岳伪造愍怀太子文、与石崇等人对广城君望尘而拜；陆机赠诗贾谧，连生前恶行昭著的贾充也称颂了一番；包括其他的成员“著文章称美谧”，这些都是抛弃了君子操守的无耻行径，与传统文学的政教精神背道而驰。
（二）、这一团体以“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为主，并且以富豪官僚石崇为首。“二十四友”攀附贾谧的目的就在于追求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而他们当时的主要活动就是贵游享乐。石崇是西晋最著名富豪之一，以奢靡著称，为人任侠好交友，又能诗文，这些特质使其成为“二十四友”之首领。
（三）、这是一个文学才能相当高的团体。当时文坛中大半著名文学家都在“二十四友”之列，其中包括潘岳、二陆、左思、挚虞、刘坤、欧阳建、石崇等，而且他们之间“金谷雅集”之类的文学活动很是频繁，文学创作也比较多，他们的今存诗几乎占全部西晋文士诗的一半。
（四）、文风浮华躁竞、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主要表现在他们现存的赠答诗中。作为一个文学集团，“二十四友”之间赠答诗有很多，但缘事而发的不多，更多的是为了应和而作，或者只是为了技巧上的一较高下。潘岳有《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首、《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金谷集诗》等，陆机有《答贾谧诗》十一首、《赠潘岳诗》、《讲汉书诗》等。尚靡丽铺张、重技巧雕琢也主要表现在陆机、潘岳的诗文创作上。
西晋文士多为“二十四友”之类，沉沦于世俗功名之中，他们的功名心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毫无关系，仅仅是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权势利益，这种道义道德感的缺失，是当时传统政教精神衰落的主要原因。
不过陆机虽然身为“二十四友”之一，但他与石崇、潘岳等人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与顾彦先、冯文罴等人来往更为频繁，尤其是潘尼，其《答潘尼诗》曰：“於穆同心，如琼如琳。”可见彼此交好之程度。潘尼此人要正派得多，并不在“二十四友”之列。而且陆机受家学影响，儒家思想在脑海中根深蒂固，是非道德观受正统思想影响较多。总之，陆机对功名的追求与西晋多数士人一样强烈，但在知耻方面稍强于潘岳等人。
二、文学创作技巧和形式问题得到重视
西晋文士抛弃了政教精神中文学创作强调自我修养和社会责任的崇高一面，不再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作为创作的动力和目标，自然更加重视文学创作的技巧和形式问题。此时的文学作品，单纯地是拿来交游、取悦权贵的一种工具，没有精神寄托的文学作品，文人们只能在遣词造句这种技巧和形式方面争胜。
西晋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风气最盛的时期之一，但这种模拟的着眼点在于模仿其形式，并在炼字遣词以及对仗等手法方面突破前人。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选》的前言中说道：“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
这种对形式问题的重视的直接表现，就是西晋时期文风的繁缛化、精巧化。潘岳和陆机的文学创作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具有代表性。《世说新语·文学》中记载孙绰评论西晋文章：“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说明潘岳的特点在于雕琢，而陆机的特色在于堆砌。《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中也说：“机文喻海，潘藻如江。”《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龙·时序》中评价晋代群英“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这种文风倾向并不是完全不可取的，形式上的华美也是诗歌创作进步的一种体现。 写作技巧的进步则主要体现在辞采的铺设以及对偶的应用上。陆机《文赋》中自述：“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可见他所重视的是先士们的辞藻，认为辞采是作文好坏的关键。陆机《拟行行重行行》：“音徽日夜离，缅邈若飞沉。王鲔怀河岫，晨风思北林。”比之原诗明显辞采绮丽、对仗工整，用典也是更加的讲究。潘岳五言诗也是如此，而在对偶方面，张协甚至高于潘、陆。《诗品》中评价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蒨，音韵铿锵……”写作技巧的进步在当时最突出的表现是词藻和对偶，但绝不仅限于这两个方面，以陆机为例，他的诗歌中不仅使用了通感、顶真等艺术手法，而且将对偶、铺陈排比的运用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其上承建安陈思，下启元嘉谢颜。而其语言风格上则极度追求“雅”、“艳”，将比兴手法运用得更加含蓄委婉，词语的选择上更加讲究“考辞就班”，用典频繁而精妙，“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沉辞”、“浮藻”联翩而出，音韵上则追求“既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从西晋总体文风的辞采清雅、色调轻绮、对仗工整、句式绵密等特点上，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于创作技巧和形式问题的普遍重视。
西晋时期的总体文学精神概况是当时诗人诗歌创作理念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当时诗歌创作产生的大背景，在时代背景与诗人个人身世的共同影响下，催生出了太康時期一批优秀的诗人，而这些诗人和他们的创作思想以及诗歌作品又推动了整体文学精神的发展。
注释：
① 房玄龄等. 晋书·帝纪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0.
{2} 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M]. 典论·论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1.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 晋书·帝纪第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徐公持. 魏晋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刘义庆. 世说新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5]钟嵘. 诗品笺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6]萧统编. 文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冯源. 河洛文化与西晋诗风新变[D]. 浙江大学，2013.
[4]叶枫宇. 西晋作家的人格与文风[D]. 福建师范大学，2004.
[5]姜剑云. 太康文学研究[D]. 河北大学，2001.
[6]隋秀玲. 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5）.
[7]曹旭，王澧华. 论西晋诗学[J]. 文学评论，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