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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明显的无序性，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不断上升；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种无序式增长也是制约中国经济未来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需要经历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收入差距；公共领域；无序式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34－08
一、引言
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相容性，〔1〕因此，在将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应用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实践时，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考虑：（1）所探究的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显然，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2）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主要是要素投入的问题还是制度完善的问题，显然，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社会制度方面；（3）社会制度的完善或设计主要是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还是渗入了有关社会正义的伦理因素，显然，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纯粹由个体之间的力量决定。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制度相对完善情况下探究个体的行为，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却极不完善，或者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修正，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2〕要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着眼点在于理解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作为“应然”的理想状态。同时，要分析目前现状这一“实然”与改革方向这一“应然”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从而探究缩小这种差距的途径。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应然”呢？这就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背后。
这条研究路线具有两个特点，1.它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思维：在先验的前提假设下进行抽象的模型构造并由此寻求最优行为或制度设计，或者在供求分析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并由此解释和预测经济现状。其实，无论是纯粹的理性建模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都无法为社会改造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前者涉及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从“实然”过渡到“应然”的鸿沟。2.它也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流行思维：在理论上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普遍性的原理，在实践上也往往将西方的现状或模式视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作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是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因，更无法看到其中的缺陷。〔3〕
事实上，根据制度共生理论，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根本上是难以察觉的，而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根据制度异化观，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都被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由于受到制衡而不明显，但一旦移植其他环境便凸显出来。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采取了“方法论而不是问题驱动的研究路径”，并且，正是“根植于普遍主义理论家渴望理性选择理论的抱负”形成了错误的方法论综合症，这“涉及到观念化的方式，假定转换成可检验命题的方法，以及进行检验时对经验结果的解释”。〔4〕因此，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早期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纯“经济”问题到包含一切生活领域的泛经济现象，但主流经济学却仍然固守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导致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学说不断侵入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之中。正是由于这些学者错误地将根基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应用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忽视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方法论驱动式的抽象研究又进一步扭曲了公共领域的关系：造就了掠夺性的、畸形的市场，使得社会制度进一步失范，并强化社会发展的无序性。〔5〕因此，有必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关乎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
二、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实践的无序性
梳理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不免要问：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是“巧思构想”的产物吗？其实，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是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①不过是提出要因势利导，将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同样，“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②所提出的“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也是基于“错了再试”这一思路。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这就像当年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一直在相互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政府所“批发”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一样，很少有真正明确的思路。不断盲目尝试的结果是浪费大量的百姓纳税钱，与此同时，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改革大多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几乎都如此；相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些改革，反而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被抛弃20多年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建设。
对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必须有两点清晰认识：1.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建设基本上都不是主流经济学设计制度改革之功，而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2.通过产权界定等对人之积极主动性的激发，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引导的结果，而是受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而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降，由于中国经济学界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日益注重于个人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即使还存在对一些热点实务以及公共政策的关注，也大多出于功利的目的。〔6〕在这种情形下，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关注公共领域的精神和责任在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身上日益消失，甚至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直觉也丧失了。结果，改革就只能基于主流教材上的教条，所谓的变革越来越成为对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强化，以致整体社会制度依旧混乱不堪，市场机制依旧残缺不全。〔7〕
罗尔斯曾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8〕但是，当前正义不确定论充斥社会。而且，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甚了了乃至故意视而不见，想当然地以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宣称，使其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尚方宝剑”为目前这种现状辩解：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并且是在不断改进的。但是，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成明显的正向关系，且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9〕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没有真正的改善，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
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一一对应起来，所推崇的社会制度则是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问题是，西方历史上曾经的快速经济增长果真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所鼓吹的那些制度之上的吗？其实，尽管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首先萌芽于荷兰，但在很大程度上，荷兰的勃兴并非源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首先起源于其制度激励人们乐当海盗并从海外进行掠夺，只是后来转向控制海上贸易，所以，当英国通过三次战争摧毁了荷兰的贸易和海运之后，经济中心便转到英国。同样，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于英国，但英国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也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为此，张夏准在《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自由资本主义的？》一文中指出：“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10〕
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西方社会的兴衰史。
历史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状态下取得的，有两个基本理由。1.在相对无序状态下，资源的使用往往不受法制的严格限制，因此，那些权势者（权力、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乃至武力的拥有者）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是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而资源的大量投入显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2.在相对无序状态下，收入分配状况主要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所决定，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甚至出现两极化的马太效应，财富大量集中到企业主、管理者以及一些高新技术者等少数人手中，富人们得以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将那些大量剩余财富投入再生产，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而那些贫穷的生产者只能通过更勤劳的工作维持生活，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增多，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就中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表现而言，基本上也是在无序状态中取得的，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1.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这只要看一看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的深刻问题就行了。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中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①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赖高污染或高能耗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实际GDP将大幅度下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中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①2.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前提，这也只要看看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就知道了。〔11〕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遗憾的是，有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1倍，不仅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2〕
上述每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在相对混乱中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基本上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并不是源于具体的社会制度改进。事实上，社会制度的完善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这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揭示的。〔13〕譬如，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而期间所有这些国家的相应社会制度并没有跟上，也没有基本的劳工权利保障，甚至没有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相反，存在很多诸如特许证等维护垄断的制度。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增长的。事实上，每一次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的结果，都会引发中国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而每当中国拓宽世界经济市场，都会带来经济的新的一次发展机会。因此，尽管中国经济总体在增长，但并不反映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相反，现在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
三、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性及其隐患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中取得，或者说社会的无序和制度的不健全往往反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无序和不健全不是指极端无序和失范，而是相对的。一般而言，这种相对性无序是指存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稳定，但这种法律制度并不能保障应得权利的合理分配，或者说无法保障人们的所得是其劳动贡献之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序相当于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时期，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丛林”状态。且如果分析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倒U型关系。
首先，在极端无序的霍布斯式的野蛮丛林或亨廷顿式的武力夺取社会中，每个人都对充满争斗性的未来没有信心，不仅积累的财产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将主要精力用于物质的生产和积累，而更倾向于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既定资源和财富的争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经历了这一阶段，这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而且，在近现代各国的军阀混战时期也是如此，乃至在目前非洲一些国家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次，在跳出了野蛮丛林困境并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之后，人们开始通过契约而不是武力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特别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之后，便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活动中。但是，由于此时社会制度并没有充分体现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因而强者可以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资源发展和积累财富，从而通过迫使劳动者更加勤劳地工作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的经济起飞时期皆是如此，中国当前也大致处于这一阶段。
最后，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此时，便转而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物质之外的需求，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尽管同期人类生活水准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仍在不断得到提升。显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一般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而往往都是围绕3%的支点上下波动。
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需要指出，尽管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这种无序式增长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从而难以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无序的增长主要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不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便跟不上了，问题就在于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克鲁格曼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14〕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经济增长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增长的速度判断制度的优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社会增长中取得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社会正义也日益消逝，终将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突然中断。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不稳定和不连贯的，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丹麦学者马丁•潘丹的看法，政府的合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政府的恶性干预却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而政府作用的合理与否则可以从政府的作用幅度上看出来。〔15〕一般地，政府的高质量干预往往与健全的社会制度发生互补，因而政府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相机进行干预或退出，都不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可以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证明；相反，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政府的作用范围就非常有限，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无序性和制度的不完善性，可以从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常性的大起大落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困境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1.就历史印证而言，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尽管目前一些学者将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但是，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却是发生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健全，以至社会制度改革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当时的经济学也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降低了，但由于社会制度相对完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集约式发展道路，从而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就现实印证而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迄今还是在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二十一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16〕而且，最近的资料也显示，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有60万个，占全国的10.1%，居全国首位，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占全省65%以上。〔17〕无序产生的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日益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同时，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也是近年来广东省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无序式增长所面临的转变
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欧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的时间逐渐调整过来的，而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在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急速暴露出来。同样，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增长方式的转换，社会矛盾难免总有一天会爆发。托夫勒早就告诫“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18〕显然，这是很值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和相关领导者深思的。事实上，不仅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国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改革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却普遍希望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问题是，这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乃至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曾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也试图用福利的供给取代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构想最终几乎都失败了，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在之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陷入混乱，经济继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充分有效地从先发国家那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的摩擦成本。正如冯兴元指出的，“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19〕
要理解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现今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学者在没有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就开始盲目借鉴他国的经验，结果反而黑白都搞不清，将那些不好的制度或者表皮的安排引进来。德国的何梦笔曾指出，“对德国经济秩序的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一般都是扭曲的：其原因是，那些报道往往都只是起着镜子作用，反映报道人对其本国政治的看法，但不是起着反映客观信息的作用。比如谁在中国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乐意表扬德国社会市场积极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应成就；比如谁在美国抱怨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日增，就会强调德国卫生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充斥着许多问题。这就使人感到难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全貌。认识、利益和兴趣这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20〕当前中国的情形正是如此。试想：那些试图照搬一个现代制度的功利性改革者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及其实质？
特别是，一些经济学者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却又热衷于基于所谓的历史主义观点，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历史相比较，以西方社会两个世纪之前的标准要求自己，将收入差距拉大、贫困化现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视为经济增长必经之路，认为这是正常而合理的，而且，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不是有一条倒U型规律吗？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呀！而如果你要关心社会正义、解决贫困的话，那就必然会为了公平而舍效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是个二律背反！问题是：谁告诉你效率和公平是不能相容的？是奥肯吗？千万不要将公平误以为平均或均等，尽管公平的含义非常广，其本意还是指获取自己的努力所得而不受剥削，这样理解的公平对人的努力必然最具激励性，从而也必然与效率相容。又是谁告诉你倒U型是收入分配的必然规律？是库兹涅茨吗？但库兹涅茨所得出的这个假说仅仅是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是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力量博弈的结果。你不是要将中国当前的现实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进行比较吗？但你可知道，当时多少古典经济学家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努力地探索社会正义，积极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绝的探索，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并且，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探索为后人积累起宝贵的经验。然而，当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毫不在乎，反而将中国的情形与英国启蒙时期和美国拓殖时期加以比较，以当时的情形为中国的现状辩护，要重新走它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问题也就随之暴露，难道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显然，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一方面乐于将经济增长归功于其学说，另一方面又将社会问题视为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怎能被说成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功绩呢？相反，如果说当前这种现状确实都是经济学家所积极推动的话，那么，其真实的作用就值得重新评价了。其实，经济学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21〕而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根本上要能够对社会各种力量、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调整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可以反映该社会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该社会的分配制度越不公正。〔22〕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大增长时期，社会矛盾往往都呈现出迅速激化之势，造成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制度处于失范状态，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如此，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等问题的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对经济学家在当前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评估和反思。
五、结语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无序式增长的特征，这种特征典型地呈现为两方面，1.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2.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制度的无序程度与发展速度之倒U型函数关系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状态，没有剧烈的武力或专制冲突，但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各种资源，而那些弱势者也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投入，两者都在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持久而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与民众吃苦耐劳的秉性有关，除非必不得已人们一般不会起来采取激烈的对抗手段，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和子孙的未来发展默默劳作。目前，非洲一些国家也试图学习和效仿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但在这两方面似乎都跟历史文化有关而很难被成功模仿。在这种基于供求决定的纯粹市场中，社会分配制度往往遭到极大的扭曲，以至个人收入所体现的主要是其势力而非贡献；相应地，整个社会的合作并没有坚实的认同基础，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私利和公益之间自然和谐的预定协调。显然，中国当前的情形并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释。
更为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很难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但这一点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者极力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盲信基于力量博弈均衡的市场机制，并盲目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私人领域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指导中国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或者简单地搬用凯恩斯的干预政策，热衷于对经济热点开出各种治标不治本的处方。结果，尽管经济学的地位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非但没有理顺，反而有进一步被扭曲的趋势，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也日益背离，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无序性。显然，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遇到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两方面的危机。一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转换，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依赖于人力资本主动性的发挥，依赖于优先能源的节约化利用，传统的高耗能的和分配不公的无序性发展路径则越来越严重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传统的注重个人理性行为而忽视公共领域建设的经济学理论在应用上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
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然结果，韦洛比在《社会正义》中说，“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都要把社会和经济状况交由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标准加以同等的检验，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提出质疑一样”。〔23〕森指出，“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层分化及阶层间的社会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24〕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基于力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会面临严峻的反抗，而如果不将人类不断积累的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道德逐渐渗入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扩展必然会遭到中断。譬如，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的权利、市场交易的权利以及机会和教育的平等，后来则进一步重视分配的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应得权利。正因如此，早在古典主义后期，穆勒就强调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只有在世界上的落后地区，增加生产才是重要的目的；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则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显然，在物质资源已经较为丰富的今天，社会福利的改进更需要转移到分配这一层面。穆勒认为，一个有利于实现扩大平等目标的手段是再分配，这不仅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包括了财富的再分配。〔25〕所以，笔者一直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化，而社会协调需要探究市场和政府这两类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缺陷，从而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大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富强.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J〕.当代经济科学,2008,(3).
〔2〕朱富强.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J〕.财经研究,2008,(5);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3〕朱富强.实证经济学中的“致命的自负”：实证分析的合理性、可信性及有用性质疑〔J〕.社会科学战线,2008,(7).
〔4〕〔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运用批判〔M〕.徐湘林，袁瑞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5〕朱富强.分配体制缺失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社会原则的分配问题研究〔J〕.改革与探索,2008,(10).
〔6〕朱富强.国内经济学人的功利性与行为批判〔J〕.学术界,2009,(3).
〔7〕朱富强.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困境：市场、政府双重失灵及其相互强化效应〔J〕.当代中国研究,2010,(3).
〔8〕〔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2.
〔9〕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them Press.2003.
〔10〕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 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September), 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2002.
〔11〕朱富强.GDP数字能够说明什么〔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2).
〔12〕杨圣明,郝梅瑞.关于构建和谐分配关系问题〔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343859.html.
〔13〕〔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诺斯.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M〕.胡志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4〕〔美〕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M〕.张兆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6.
〔15〕Martin Paldam,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success of the Asian tigers: an essay on controvers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9, September: 453-477.2003.
〔16〕翁淑贤.广东“应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N〕.人民日报，2005-09-21.
〔17〕〔新〕林琮盛.全中国污染源广东占一成〔N〕.联合报,2010-06-08.
〔18〕〔美〕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1996.19.
〔19〕冯兴元.译者的话〔A〕.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何梦笔.前言〔A〕.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朱富强.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22〕朱富强.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当前中国分配状况的误导〔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3).
〔23〕〔英〕D.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
〔24〕〔印〕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应奇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25〕〔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责任编辑：张 琦）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收入差距；公共领域；无序式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034－08
一、引言
一般地，任何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应该与其研究内容保持相容性，〔1〕因此，在将流行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应用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实践时，必须进行三个方面的考虑：（1）所探究的是私人领域的问题还是公共领域的问题，显然，任何国家或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公共领域的问题；（2）当前公共领域的问题主要是要素投入的问题还是制度完善的问题，显然，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社会制度方面；（3）社会制度的完善或设计主要是基于力量的博弈均衡还是渗入了有关社会正义的伦理因素，显然，任何社会制度的设立都不能纯粹由个体之间的力量决定。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制度相对完善情况下探究个体的行为，而中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却极不完善，或者说中国当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修正，而这与新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存在很大差异。〔2〕要理顺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制度，其基本着眼点在于理解改革的方向，这个方向也就是作为“应然”的理想状态。同时，要分析目前现状这一“实然”与改革方向这一“应然”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从而探究缩小这种差距的途径。那么，如何确定这个“应然”呢？这就需要探究事物的本质，而事物的本质隐藏在现象背后。
这条研究路线具有两个特点，1.它不同于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思维：在先验的前提假设下进行抽象的模型构造并由此寻求最优行为或制度设计，或者在供求分析框架下进行计量实证并由此解释和预测经济现状。其实，无论是纯粹的理性建模还是纯粹的实证分析都无法为社会改造提供有意义的思路，前者涉及抽象性和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问题，后者则涉及从“实然”过渡到“应然”的鸿沟。2.它也不同于当前中国学术界的流行思维：在理论上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当成普遍性的原理，在实践上也往往将西方的现状或模式视为中国模仿的对象或发展的方向（尽管有时也会根据国情作些适应性调整）。其实，这是单向一元的发展思维，忽视了西方社会中本身的异化特征或者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从而不但无法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成因，更无法看到其中的缺陷。〔3〕
事实上，根据制度共生理论，制度具有与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相关的普遍性和多重性特征，因而制度之间必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可以看作是制度间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安排，并且，决定制度的一些细微的方面根本上是难以察觉的，而这些隐性的东西有稍许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同时，根据制度异化观，由于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现存制度或多或少都被异化了，也都偏离了本质，这意味着，西方社会的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这种缺陷在西方社会中可能由于受到制衡而不明显，但一旦移植其他环境便凸显出来。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根本上采取了“方法论而不是问题驱动的研究路径”，并且，正是“根植于普遍主义理论家渴望理性选择理论的抱负”形成了错误的方法论综合症，这“涉及到观念化的方式，假定转换成可检验命题的方法，以及进行检验时对经验结果的解释”。〔4〕因此，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很大转变，从早期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纯“经济”问题到包含一切生活领域的泛经济现象，但主流经济学却仍然固守其传统的研究方法，导致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学说不断侵入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乃至历史学之中。正是由于这些学者错误地将根基于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模式应用于中国的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忽视社会经济问题的实质，方法论驱动式的抽象研究又进一步扭曲了公共领域的关系：造就了掠夺性的、畸形的市场，使得社会制度进一步失范，并强化社会发展的无序性。〔5〕因此，有必要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一下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路径究竟如何？当前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关乎当前经济学界的根本任务。
二、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实践的无序性
梳理整个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不免要问：中国的经济改革真是“巧思构想”的产物吗？其实，双轨乃至多轨多重价格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是渐进式推进、价格放调结合的自然产物。“莫干山会议”①不过是提出要因势利导，将这个有意无意的做法变成自觉的战略；同样，“莫干山会议”一年后召开的“巴山轮会议”②所提出的“特区实验场”“地方分权”“金融改革”等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也是基于“错了再试”这一思路。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济改革多是盲目尝试的结果：行不通就换一个思路。这就像当年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一直在相互争斗一样，也像当前各级政府所“批发”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课题一样，很少有真正明确的思路。不断盲目尝试的结果是浪费大量的百姓纳税钱，与此同时，照搬或“精心设计”并通过权力部门正式付诸实施的改革大多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如国有企业改制、新农村建设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等攸关民生大计的改革几乎都如此；相反，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些改革，反而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被抛弃20多年后现在又不得不重新建设。
对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必须有两点清晰认识：1.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市场机制建设基本上都不是主流经济学设计制度改革之功，而主要是激发民众的主动性所致；2.通过产权界定等对人之积极主动性的激发，也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政策决策者有意识地主动加以引导的结果，而是受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而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以降，由于中国经济学界大肆照搬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基础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日益注重于个人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即使还存在对一些热点实务以及公共政策的关注，也大多出于功利的目的。〔6〕在这种情形下，古典经济学家那种关注公共领域的精神和责任在当前中国经济学家身上日益消失，甚至对现实问题的基本直觉也丧失了。结果，改革就只能基于主流教材上的教条，所谓的变革越来越成为对既得利益者利益的强化，以致整体社会制度依旧混乱不堪，市场机制依旧残缺不全。〔7〕
罗尔斯曾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即一个由一种共同的正义观有效调节的社会里，对何为正义非正义也有一种公开的理解”。〔8〕但是，当前正义不确定论充斥社会。而且，尽管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有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但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却不甚了了乃至故意视而不见，想当然地以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宣称，使其制度好坏没有一个直接而一致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歪曲地利用“不管黑猫还是白猫，只要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尚方宝剑”为目前这种现状辩解：只要经济还在高速增长，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制度是好的，并且是在不断改进的。但是，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短期内社会制度的健全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成明显的正向关系，且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发生在旧制度已经崩溃而新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社会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剑桥大学的张夏准在《踢掉梯子：历史视角的发展战略》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9〕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北洋军阀控制的1914－1922年，中国的民族工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当时的制度并没有真正的改善，仅仅是相对于清政府，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全国局势而被迫对产业放松了管制。
现代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增长速度与社会制度的完善程度一一对应起来，所推崇的社会制度则是当前西方社会所实践的那些社会制度。问题是，西方历史上曾经的快速经济增长果真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所鼓吹的那些制度之上的吗？其实，尽管资本主义或者资产阶级首先萌芽于荷兰，但在很大程度上，荷兰的勃兴并非源于生产能力的提高，而首先起源于其制度激励人们乐当海盗并从海外进行掠夺，只是后来转向控制海上贸易，所以，当英国通过三次战争摧毁了荷兰的贸易和海运之后，经济中心便转到英国。同样，资本主义全面发展和壮大于英国，但英国在整个工业革命时期也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制度（尽管有些人可能称道那些专利制度的出现），普遍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明证。为此，张夏准在《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自由资本主义的？》一文中指出：“如今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的制度发展水平远低于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收入水平测量表明，1820年的英国处于比现在的印度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它甚至没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经具有的诸多‘基本’制度”。〔10〕
这就促使我们重新认识西方社会的兴衰史。
历史实践表明，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状态下取得的，有两个基本理由。1.在相对无序状态下，资源的使用往往不受法制的严格限制，因此，那些权势者（权力、社会关系、物质资本乃至武力的拥有者）可以无节制地廉价使用本属于全人类乃是子孙后代的自然资源，而资源的大量投入显然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尽管这种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征。2.在相对无序状态下，收入分配状况主要由不平衡的社会力量结构所决定，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甚至出现两极化的马太效应，财富大量集中到企业主、管理者以及一些高新技术者等少数人手中，富人们得以在享受奢侈生活的同时将那些大量剩余财富投入再生产，从而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涨；而那些贫穷的生产者只能通过更勤劳的工作维持生活，从而导致劳动力投入增多，两者共同推动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
就中国30多年来经济增长的表现而言，基本上也是在无序状态中取得的，这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体现。1.以无节制的能源消耗为代价，这只要看一看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数字背后所隐藏的深刻问题就行了。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结果，2005年中国GDP仅占全世界GDP的5%，但石油、原煤、粗钢、氧化铝、水泥等资源消耗量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7.8%、39.6%、31.8%、24.4%和47.7%。①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赖高污染或高能耗产业，如果考虑今后对环境的治理成本，实际GDP将大幅度下降。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如果扣除这部分损失，中国实际GDP增长将大大减少，有人估计只有名义上的78%。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认为，山西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①2.以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前提，这也只要看看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变动状况就知道了。〔11〕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遗憾的是，有统计表明，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1倍，不仅超过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而且，中国的基尼系数还有不断提升的趋势。〔12〕
上述每个时期之所以能够在相对混乱中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基本上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相联系，而并不是源于具体的社会制度改进。事实上，社会制度的完善往往滞后于社会实践，这是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揭示的。〔13〕譬如，北洋军阀时期的经济增长源于当时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18世纪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殖民掠夺，荷兰则是充分利用了地理大发现所掀起的海上贸易热潮。而期间所有这些国家的相应社会制度并没有跟上，也没有基本的劳工权利保障，甚至没有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相反，存在很多诸如特许证等维护垄断的制度。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也主要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国家管制的放松，如果没有国际经济的一体化浪潮，没有技术的全球扩散，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增长的。事实上，每一次西方社会对中国经济进行封锁或制裁的结果，都会引发中国经济的一阵萧条或衰退；而每当中国拓宽世界经济市场，都会带来经济的新的一次发展机会。因此，尽管中国经济总体在增长，但并不反映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相反，现在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自发而无序的增长，这与世界其他先发国家历史上所走过的历程非常相似。
三、无序式经济增长的一般特性及其隐患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是在无序中取得，或者说社会的无序和制度的不健全往往反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无序和不健全不是指极端无序和失范，而是相对的。一般而言，这种相对性无序是指存在一定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稳定，但这种法律制度并不能保障应得权利的合理分配，或者说无法保障人们的所得是其劳动贡献之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无序相当于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时期，而不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丛林”状态。且如果分析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倒U型关系。
首先，在极端无序的霍布斯式的野蛮丛林或亨廷顿式的武力夺取社会中，每个人都对充满争斗性的未来没有信心，不仅积累的财产没有保障，甚至人身安全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将主要精力用于物质的生产和积累，而更倾向于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既定资源和财富的争夺，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所有的人类文明几乎都经历了这一阶段，这是长期以来人类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而且，在近现代各国的军阀混战时期也是如此，乃至在目前非洲一些国家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
其次，在跳出了野蛮丛林困境并获得人身安全保障之后，人们开始通过契约而不是武力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纠纷，特别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之后，便开始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于财富创造和积累的活动中。但是，由于此时社会制度并没有充分体现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正义，因而强者可以利用一切可能使用的资源发展和积累财富，从而通过迫使劳动者更加勤劳地工作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的经济起飞时期皆是如此，中国当前也大致处于这一阶段。
最后，随着人类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人类生活和安全的权利而不是私有财产权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公平而不是效率得到更高程度的推崇，此时，便转而关注环境、心灵以及自由等物质之外的需求，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尽管同期人类生活水准因社会性需求的不断满足仍在不断得到提升。显然，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这一阶段，此时，国民生产总值一般不会出现非常剧烈的震荡（就像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国家一样），而往往都是围绕3%的支点上下波动。
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与社会制度的有序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简要表示：
需要指出，尽管制度的相对无序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甚至无序中的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这种无序式增长方式具有严重的缺陷，从而难以长期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无序的增长主要靠资源粗放式投入所促动，是无发展式的增长，这种增长动力必然是有限的，如果不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那么社会发展最终将趋于停滞。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增长后劲便跟不上了，问题就在于粗放型的发展耗竭了资源。克鲁格曼指出，传统社会主义的产出增长是没有什么值得宣扬和推崇的，因为这主要是粗放式投资的结果，正因如此，“简单地用它们过去的增长速度预测未来，很可能大大地高估了它们真正的前景”，因为“通过投入扩张、而不是通过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来促进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报酬递减的约束”。〔14〕其实，不仅传统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此，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东亚新兴国家的发展也是如此，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经济起飞也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获得的经济增长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增长的速度判断制度的优劣。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无序导致强势者或投机取巧者从社会增长中取得大部分收益，从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极不合理，社会正义也日益消逝，终将引发社会矛盾而导致经济增长路径突然中断。事实上，尽管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在以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不稳定和不连贯的，经常是大起或大落，形成了周期性的冷热循环，无论对经济增长还是社会稳定都造成不良影响。根据丹麦学者马丁•潘丹的看法，政府的合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政府的恶性干预却会抑制经济的增长，而政府作用的合理与否则可以从政府的作用幅度上看出来。〔15〕一般地，政府的高质量干预往往与健全的社会制度发生互补，因而政府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相机进行干预或退出，都不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可以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历史实践中得到证明；相反，如果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政府的作用范围就非常有限，政府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造成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无序性和制度的不完善性，可以从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常性的大起大落中得到明显的体现。
无序式经济增长的困境也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1.就历史印证而言，我们可以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尽管目前一些学者将西方社会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完善的社会制度与被认为具有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联系起来，但是，西方社会的高速发展却是发生在古典主义时期，而当时的社会制度非常不健全，以至社会制度改革成为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根本问题，当时的经济学也没有形成所谓“完善而严密”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尽管自新古典经济学以降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大大地降低了，但由于社会制度相对完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从粗放式发展道路转向集约式发展道路，从而西方社会的总体发展保持了相对稳定，人们的福利水平也得以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就现实印证而言，珠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起步最早的地区，也是目前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同时也是最无序的地区之一，迄今还是在沿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例如，广东省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在全国31个省市中居第二十一位，远远低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等。〔16〕而且，最近的资料也显示，广东省工业、农业、生活用水等污染源有60万个，占全国的10.1%，居全国首位，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深圳、广州、佛山、东莞、江门五市的工业排放总量占全省65%以上。〔17〕无序产生的依赖资源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日益成为制约广东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同时，无序产生的收入差距也正在导致大量的劳资矛盾，这也是近年来广东省不断爆发恶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四、经济无序式增长所面临的转变
任何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都面临着从粗放到集约、从无序到有序、从高速但震荡到低速但平稳的转变过程，这也是一个社会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以及人们的应得权利逐渐提高并与国民财富增长保持同步的过程。欧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竞争压力的情形下经过200－300年的时间逐渐调整过来的，而东亚的一些国家或地区（如韩国、台湾等）在经受了一定的阵痛后也已经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很好地完成这种调整，因而在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之后，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急速暴露出来。同样，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增长方式的转换，社会矛盾难免总有一天会爆发。托夫勒早就告诫“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的失序和动乱来完成第三次浪潮转型的国家，才能赢得全球性的竞争”；〔18〕显然，这是很值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和相关领导者深思的。事实上，不仅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中国近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改革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大众的应得权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背离程度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而一些学者和政府官员却普遍希望通过经济的不断增长缓和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问题是，这能够根本解决问题吗？显然，从历史上看，德国的俾斯麦、法国的基佐、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经国乃至英国的撒切尔等都曾希望用不断增长的物质供给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也试图用福利的供给取代公民权利，但是，他们的构想最终几乎都失败了，一旦强权减弱或不在之后，整个社会便开始陷入混乱，经济继续发展当然也就不可能了。因此，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可以充分有效地从先发国家那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减少社会良性发展的摩擦成本。正如冯兴元指出的，“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走；别人未走过的弯路，我们也不走；别人走过的近路，我们照样走；别人未走过的近路，我们要领头走”。〔19〕
要理解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对事物的本质作深层次的理论思考，而现今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些学者在没有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就开始盲目借鉴他国的经验，结果反而黑白都搞不清，将那些不好的制度或者表皮的安排引进来。德国的何梦笔曾指出，“对德国经济秩序的了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外国一般都是扭曲的：其原因是，那些报道往往都只是起着镜子作用，反映报道人对其本国政治的看法，但不是起着反映客观信息的作用。比如谁在中国要求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会乐意表扬德国社会市场积极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相应成就；比如谁在美国抱怨卫生保健制度的成本日增，就会强调德国卫生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充斥着许多问题。这就使人感到难以获得一个清晰的全貌。认识、利益和兴趣这两者紧密交织在一起”。〔20〕当前中国的情形正是如此。试想：那些试图照搬一个现代制度的功利性改革者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西方社会制度的整体性及其实质？
特别是，一些经济学者对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却又热衷于基于所谓的历史主义观点，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与西方社会的过去历史相比较，以西方社会两个世纪之前的标准要求自己，将收入差距拉大、贫困化现象以及社会矛盾尖锐化视为经济增长必经之路，认为这是正常而合理的，而且，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不是有一条倒U型规律吗？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呀！而如果你要关心社会正义、解决贫困的话，那就必然会为了公平而舍效率，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贫困化，因为经济学告诉我们公平和效率是个二律背反！问题是：谁告诉你效率和公平是不能相容的？是奥肯吗？千万不要将公平误以为平均或均等，尽管公平的含义非常广，其本意还是指获取自己的努力所得而不受剥削，这样理解的公平对人的努力必然最具激励性，从而也必然与效率相容。又是谁告诉你倒U型是收入分配的必然规律？是库兹涅茨吗？但库兹涅茨所得出的这个假说仅仅是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是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完全由力量博弈的结果。你不是要将中国当前的现实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进行比较吗？但你可知道，当时多少古典经济学家在毫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努力地探索社会正义，积极推进社会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艰苦卓绝的探索，才逐渐奠定了西方社会如今相对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制度，并且，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这种探索为后人积累起宝贵的经验。然而，当前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却毫不在乎，反而将中国的情形与英国启蒙时期和美国拓殖时期加以比较，以当时的情形为中国的现状辩护，要重新走它们曾经走过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各种问题也就随之暴露，难道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显然，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一方面乐于将经济增长归功于其学说，另一方面又将社会问题视为不得不为此付出的代价。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又怎能被说成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功绩呢？相反，如果说当前这种现状确实都是经济学家所积极推动的话，那么，其真实的作用就值得重新评价了。其实，经济学家的根本职责在于理顺公共领域的关系，完善社会制度，〔21〕而社会制度的好坏并非没有标准。一般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制度根本上要能够对社会各种力量、各类资源进行整合，调整利益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从而促使社会秩序的持续扩展。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可以反映该社会分配制度的健全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该社会的分配制度越不公正。〔22〕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大增长时期，社会矛盾往往都呈现出迅速激化之势，造成社会贫富极端的两极分化。基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当前的社会制度处于失范状态，当然也就是不好的。如此，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自然环境、社会矛盾等问题的日趋严重，人们开始重新对经济学家在当前中国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评估和反思。
五、结语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制度已经相对健全，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无序式增长的特征，这种特征典型地呈现为两方面，1.经济增长是粗放投入型的，从而导致资源成本的不断上升；2.收入分配是势力博弈型的，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制度的无序程度与发展速度之倒U型函数关系的第二阶段：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平和的状态，没有剧烈的武力或专制冲突，但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强势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各种资源，而那些弱势者也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投入，两者都在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持久而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与民众吃苦耐劳的秉性有关，除非必不得已人们一般不会起来采取激烈的对抗手段，而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和子孙的未来发展默默劳作。目前，非洲一些国家也试图学习和效仿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但在这两方面似乎都跟历史文化有关而很难被成功模仿。在这种基于供求决定的纯粹市场中，社会分配制度往往遭到极大的扭曲，以至个人收入所体现的主要是其势力而非贡献；相应地，整个社会的合作并没有坚实的认同基础，不存在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私利和公益之间自然和谐的预定协调。显然，中国当前的情形并不能简单地以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思维加以解释。
更为不幸的是，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很难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但这一点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或者极力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思维，盲信基于力量博弈均衡的市场机制，并盲目地搬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私人领域的工具、方法和理论指导中国公共领域的社会实践；或者简单地搬用凯恩斯的干预政策，热衷于对经济热点开出各种治标不治本的处方。结果，尽管经济学的地位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非但没有理顺，反而有进一步被扭曲的趋势，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创造之间也日益背离，从而造成了经济增长中的长期无序性。显然，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遇到逻辑检验和经验检验两方面的危机。一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要素的转换，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们之间的协调合作，依赖于人力资本主动性的发挥，依赖于优先能源的节约化利用，传统的高耗能的和分配不公的无序性发展路径则越来越严重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应得权利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从而对社会制度改革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传统的注重个人理性行为而忽视公共领域建设的经济学理论在应用上就会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局限。
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身就是启蒙运动传播的自然结果，韦洛比在《社会正义》中说，“所有文明国家的人民都要把社会和经济状况交由合理性和正义性的标准加以同等的检验，就如同他们曾经在过去对政治制度的制度性提出质疑一样”。〔23〕森指出，“随着历史的演进，‘平等’和‘公正’这两个概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阶层分化及阶层间的社会隔阂也变得越来越不为社会所容忍，不平等这一概念本身也因之发生了重大变化”；〔24〕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平等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基于力量决定的社会制度就会面临严峻的反抗，而如果不将人类不断积累的关乎社会正义的伦理道德逐渐渗入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扩展必然会遭到中断。譬如，早期人们追求的是工作的权利、市场交易的权利以及机会和教育的平等，后来则进一步重视分配的正义以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应得权利。正因如此，早在古典主义后期，穆勒就强调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任务是不同的：只有在世界上的落后地区，增加生产才是重要的目的；在进步国家中，经济上所需要的则是一种较好的分配制度。显然，在物质资源已经较为丰富的今天，社会福利的改进更需要转移到分配这一层面。穆勒认为，一个有利于实现扩大平等目标的手段是再分配，这不仅是收入的再分配，而且包括了财富的再分配。〔25〕所以，笔者一直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有序化，而社会协调需要探究市场和政府这两类协调机制及其内在缺陷，从而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大问题。
〔参考文献〕
〔1〕朱富强.经济学的科学性意味着什么：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J〕.当代经济科学,2008,(3).
〔2〕朱富强.中国经济学范式思考：两个层次的契合〔J〕.财经研究,2008,(5);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3〕朱富强.实证经济学中的“致命的自负”：实证分析的合理性、可信性及有用性质疑〔J〕.社会科学战线,2008,(7).
〔4〕〔美〕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运用批判〔M〕.徐湘林，袁瑞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5.
〔5〕朱富强.分配体制缺失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社会原则的分配问题研究〔J〕.改革与探索,2008,(10).
〔6〕朱富强.国内经济学人的功利性与行为批判〔J〕.学术界,2009,(3).
〔7〕朱富强.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困境：市场、政府双重失灵及其相互强化效应〔J〕.当代中国研究,2010,(3).
〔8〕〔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2.
〔9〕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them Press.2003.
〔10〕Ha-Joon Chang,Kicking Away the Ladder: 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September), 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2002.
〔11〕朱富强.GDP数字能够说明什么〔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7,(2).
〔12〕杨圣明,郝梅瑞.关于构建和谐分配关系问题〔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343859.html.
〔13〕〔美〕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诺斯.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M〕.胡志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4〕〔美〕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M〕.张兆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86.
〔15〕Martin Paldam,Economic freedom and the success of the Asian tigers: an essay on controvers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9, September: 453-477.2003.
〔16〕翁淑贤.广东“应小心翼翼地接近辉煌”〔N〕.人民日报，2005-09-21.
〔17〕〔新〕林琮盛.全中国污染源广东占一成〔N〕.联合报,2010-06-08.
〔18〕〔美〕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M〕.上海三联书店,1996.19.
〔19〕冯兴元.译者的话〔A〕.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0〕何梦笔.前言〔A〕.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朱富强.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审视：经济学的人文性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2008,(3).
〔22〕朱富强.主流经济学理论对当前中国分配状况的误导〔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8,(3).
〔23〕〔英〕D.米勒.社会正义原则〔M〕.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4.
〔24〕〔印〕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M〕.应奇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
〔25〕〔英〕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M〕.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
（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