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虽是一字之差，却折射出了管理理念的转变。婺城区开展的“由民主张、由民管理、由民支撑、由民监督、由民评定”工程，是农村民主建设的又一次探索。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中国社会正悄然地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农村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其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变迁。从武义的“三驾马车”，到温岭的“民主恳谈”；从新昌的“乡村典章”，到余杭的“打分定报酬”；从仙居的“村务公决”到衢江的“一会制”……浙江的基层治理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条富有特色的路径。而这一次，婺城区的“五个由民”工程，这项汇聚着“草根智慧”的民主之举，不无意外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村民的多样性需求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宁可负债也不能卖。”当记者来到婺城区罗埠镇下郑村采访时，古祠堂里几位老人正在乘凉，祥和、自然。可谁又知道，这座与下郑村民结下不解情缘的古祠堂，差点就被卖掉。
2006年6月，下郑村“两委”考虑到资金奇缺，加上古祠堂年久失修、日益破败，准备以20万元的价格把它卖给收购文物的人。村民知道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纷纷反对。无奈之下，村“两委”用村民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裁决，最后修葺的意见占了多数。
58岁的郑立聪说：“还好我们大部分村民坚决反对，否则这个祠堂可能已被20万元卖掉了。”
据悉，在下郑村的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需求的多样性集中显现，他们的声音也越发有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2006年村庄整治初期，为了美化环境，村“两委”打算效仿其他地方，改造村里的池塘，建个亭台水榭的景观，工程大概需要十几万元钱。
“这太浪费了，我们村本身就不怎么富裕，没有必要搞这个。”村民的意见让村支部书记郑立福大感意外。为了充分吸取村民的意见，村里召开了一场专题听证会。会上，80%的村民认为太费钱而反对。
在赶赴下郑村采访途中，婺城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向记者介绍，当前区里许多村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上项目、修马路、搞拆迁、建公园等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由此而产生的各类问题也越发集中和突出，各种声音和意见也是此起彼伏。
有专家指出，村民敢于对村干部提意见，这是村民民主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这样的声音没有现实的载体，那么极为可能转变成各类矛盾和冲突。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村干部与村民“对着干”的局面，新农村建设和村庄的治理陷入僵局。
客观而言，村里的事务原本应该按照村治的“四个民主”来运作和处理，这是村民自治的核心。但在现实中，农村的民主更多地体现在选举民主上，而民主治理、民主决策等工作则多少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少数人拍脑袋说了算”，“自己出主意，选自己主意”等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
“让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落到实处，必须要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和载体。”婺城区区委书记周维亮认为，没有制度的平台和工作的推力，是当前村庄民主治理中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因此，如何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如何吸纳村民的意见，如何发挥村民的智慧，让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从纸面走向现实，从而激活村庄里的各种力量，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当前农村民主建设的重要课题。“五个由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势而生。
“五个由民”，村治新模式
据介绍，下郑村在整治过程中，光改造资金就需要80万元，这让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村集体经济薄弱的下郑人无法承受。村“两委”干部刚开始也是信心不足，提出只简单进行道路拓宽硬化和旧房立面粉刷。但在实施过程中，许多村民要求对村里进行彻底改造。
面对村民的热情，村“两委”建立了由村民组成的新村建设理事会，实行村务公开，提出新农村建设应“由民主张、由民管理、由民监督、由民支撑、由民评定”，同时还施行听证会制度，对村里的决策事项“一事一议”，凡事皆由村民自己选择，最终由村民说了算，接受全体村民监督。
“五个由民”由此被推上了村治的舞台。
——由民主张：走出“小圈子”，激活“大民意”。
上文提到的亭台水榭的景观项目被否决后，村民提出把池塘的一部分填成公园。村“两委”照此实施，花小钱很快建成了一个公园。村委会主任郑立松说：“这个办法不仅低成本处理了拆迁带来的废土，而且村中还多了一个绿化小公园，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利用村民的智慧真是一举三得。”
据介绍，以前，村里事务一般都由“村官”提出，采取的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小圈子”治理模式。婺城区宣传部的同志表示，村里的事由谁提出，这是村民自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村民来主张，从而走出“小圈子”，激活大民意。
——由民管理：“我的地盘我作主”。
郑立福告诉记者，在村建项目上，村里实行了招标制度。他举例说，“村办公大楼的建设，怎么造，造在哪里，我们都是让村民来定的。工程由谁来承包我们是公开招标，谁中标就和谁签订合同。村民随时可以根据工程的进度提出管理意见。”
——由民支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2006年10月，当村道做水泥路时因资金不足，施工队准备撤走，新村建设理事会商量几天也没办法时，下郑村民纷纷捐款，在3天内就捐了4万元，工程得以延续。村民郑立志上有老下有小，条件不太好，也捐了1200元。
“新农村建设就是村民自己的事，我们不支持，谁支持？”郑立志说。
“由民支撑，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婺城区宣传部的同志指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必须依靠村民的力量。由民支撑，就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如果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极有可能陷入困境。”
——由民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年70高龄的郑大伯在喜谈村庄变化的同时，指着村务公开栏对记者说，“以前村民总会有些怨言，‘这钱花哪去了’，‘肯定被这些个村干部吃光了’。而现在好了，每一笔账记得都清清楚楚，并且上榜公布，大伙都信得过他们。”
郑立福也表示，在村里项目的招标问题上，在村事务的决策上，在财务管理方面，如果不公开，不让村民了解，即便你做得清清白白，老百姓也会猜忌。“明里不说，背后也一定会议论。这样，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就很难搞好，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由民评定：自下而上的群众推力。
俗话说，“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千碑万碑，不如群众的口碑”。婺城区把衡量干部工作好坏的尺度交给群众，考核干部时邀请群众代表旁听会议，提出意见，并与政府考评机制结合起来，造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推力。不少村干部感言，自从实行“由民评定”后，身上普遍感到责任更重，压力更大，从而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为村里想得多了，为村民办事也多了。
“五个由民”写入“村典”
“五个由民”有效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共性难题。在婺城区，一些村还把“五个由民”写进了村治的“法典”中。
2007年上半年，中戴村在汤溪镇及婺城区有关部门指导下，本着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按照“五个由民”的思路，历时一个半月，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8次修改完成村规民约，并最后放到了村民面前接受大家的表决。
中戴村党支部书记戴开元表示：“‘中戴合约’对中戴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一遍遍讨论修改‘合约’的过程就是村干部提高基层民主认识的过程，也提升了他们的村务管理能力，有利于将村民的力量凝聚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中戴合约”共有九大部分，几乎囊括了村庄治理中所有的环节，重点包含议事公约、村务财务管理公约、宅基地和集体资产使用管理公约、卫生环境管理公约、济贫帮扶公约、监督公约等，同时给每户设定100分的原始分值，用倒扣分值的办法来评分。并规定：年终总分在80分以上的农户评为新农村文明户，并且积分将在村公开栏内张榜公布，接受广大村民的评议和监督。
婺城区委宣传部长傅关福认为，这个“合约”使“村官”从直接治理中解放出来，向公共事务服务转型，使村务民主管理各项工作步入程序化、规范化轨道。
“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虽是一字之差，却折射出了管理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善治’的思想。”傅关福说。
记者了解到，自从“合约”实施以来，中戴村村民的思想和观念就逐渐有了改变，对立情绪少了，合作意识强了，卫生习惯好了，村里的环境已有很大改观。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院长，乡村治理研究专家卢福营分析指出：现在许多农村的村规民约内容都过于空洞，流于形式，而中戴村实行新型村规民约试点，坚持“五个由民”，将制度、程序、运行和监督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规范的民主管理体系，真正实现了村官民选、村策民定、村务民理、村事民管的民主自治理念，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村治模式。
毋庸讳言，“五个由民”的制度安排激发了农民参与村务的热情，使民主这个深奥的理论词汇，从文本逐渐走入农村的现实生活里，这对于缺乏民主土壤的中国农村而言，意蕴深远。
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中国社会正悄然地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农村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其内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也在实践中不断变迁。从武义的“三驾马车”，到温岭的“民主恳谈”；从新昌的“乡村典章”，到余杭的“打分定报酬”；从仙居的“村务公决”到衢江的“一会制”……浙江的基层治理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条富有特色的路径。而这一次，婺城区的“五个由民”工程，这项汇聚着“草根智慧”的民主之举，不无意外地走入了我们的视线。
村民的多样性需求
“这是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宁可负债也不能卖。”当记者来到婺城区罗埠镇下郑村采访时，古祠堂里几位老人正在乘凉，祥和、自然。可谁又知道，这座与下郑村民结下不解情缘的古祠堂，差点就被卖掉。
2006年6月，下郑村“两委”考虑到资金奇缺，加上古祠堂年久失修、日益破败，准备以20万元的价格把它卖给收购文物的人。村民知道后，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人纷纷反对。无奈之下，村“两委”用村民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裁决，最后修葺的意见占了多数。
58岁的郑立聪说：“还好我们大部分村民坚决反对，否则这个祠堂可能已被20万元卖掉了。”
据悉，在下郑村的村庄整治过程中，村民需求的多样性集中显现，他们的声音也越发有力。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2006年村庄整治初期，为了美化环境，村“两委”打算效仿其他地方，改造村里的池塘，建个亭台水榭的景观，工程大概需要十几万元钱。
“这太浪费了，我们村本身就不怎么富裕，没有必要搞这个。”村民的意见让村支部书记郑立福大感意外。为了充分吸取村民的意见，村里召开了一场专题听证会。会上，80%的村民认为太费钱而反对。
在赶赴下郑村采访途中，婺城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向记者介绍，当前区里许多村庄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上项目、修马路、搞拆迁、建公园等工作一件接着一件，由此而产生的各类问题也越发集中和突出，各种声音和意见也是此起彼伏。
有专家指出，村民敢于对村干部提意见，这是村民民主意识觉醒的一种体现。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这样的声音没有现实的载体，那么极为可能转变成各类矛盾和冲突。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村干部与村民“对着干”的局面，新农村建设和村庄的治理陷入僵局。
客观而言，村里的事务原本应该按照村治的“四个民主”来运作和处理，这是村民自治的核心。但在现实中，农村的民主更多地体现在选举民主上，而民主治理、民主决策等工作则多少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少数人拍脑袋说了算”，“自己出主意，选自己主意”等现象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普遍存在。
“让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落到实处，必须要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和载体。”婺城区区委书记周维亮认为，没有制度的平台和工作的推力，是当前村庄民主治理中所面临的主要难题。
因此，如何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如何吸纳村民的意见，如何发挥村民的智慧，让村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从纸面走向现实，从而激活村庄里的各种力量，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无疑是当前农村民主建设的重要课题。“五个由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势而生。
“五个由民”，村治新模式
据介绍，下郑村在整治过程中，光改造资金就需要80万元，这让人均收入只有4000元、村集体经济薄弱的下郑人无法承受。村“两委”干部刚开始也是信心不足，提出只简单进行道路拓宽硬化和旧房立面粉刷。但在实施过程中，许多村民要求对村里进行彻底改造。
面对村民的热情，村“两委”建立了由村民组成的新村建设理事会，实行村务公开，提出新农村建设应“由民主张、由民管理、由民监督、由民支撑、由民评定”，同时还施行听证会制度，对村里的决策事项“一事一议”，凡事皆由村民自己选择，最终由村民说了算，接受全体村民监督。
“五个由民”由此被推上了村治的舞台。
——由民主张：走出“小圈子”，激活“大民意”。
上文提到的亭台水榭的景观项目被否决后，村民提出把池塘的一部分填成公园。村“两委”照此实施，花小钱很快建成了一个公园。村委会主任郑立松说：“这个办法不仅低成本处理了拆迁带来的废土，而且村中还多了一个绿化小公园，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利用村民的智慧真是一举三得。”
据介绍，以前，村里事务一般都由“村官”提出，采取的是“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小圈子”治理模式。婺城区宣传部的同志表示，村里的事由谁提出，这是村民自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必须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村民来主张，从而走出“小圈子”，激活大民意。
——由民管理：“我的地盘我作主”。
郑立福告诉记者，在村建项目上，村里实行了招标制度。他举例说，“村办公大楼的建设，怎么造，造在哪里，我们都是让村民来定的。工程由谁来承包我们是公开招标，谁中标就和谁签订合同。村民随时可以根据工程的进度提出管理意见。”
——由民支撑：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
2006年10月，当村道做水泥路时因资金不足，施工队准备撤走，新村建设理事会商量几天也没办法时，下郑村民纷纷捐款，在3天内就捐了4万元，工程得以延续。村民郑立志上有老下有小，条件不太好，也捐了1200元。
“新农村建设就是村民自己的事，我们不支持，谁支持？”郑立志说。
“由民支撑，可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婺城区宣传部的同志指出，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可能包办一切，必须依靠村民的力量。由民支撑，就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如果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村民们的支持，新农村建设极有可能陷入困境。”
——由民监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今年70高龄的郑大伯在喜谈村庄变化的同时，指着村务公开栏对记者说，“以前村民总会有些怨言，‘这钱花哪去了’，‘肯定被这些个村干部吃光了’。而现在好了，每一笔账记得都清清楚楚，并且上榜公布，大伙都信得过他们。”
郑立福也表示，在村里项目的招标问题上，在村事务的决策上，在财务管理方面，如果不公开，不让村民了解，即便你做得清清白白，老百姓也会猜忌。“明里不说，背后也一定会议论。这样，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就很难搞好，我们的工作也很难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由民评定：自下而上的群众推力。
俗话说，“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千碑万碑，不如群众的口碑”。婺城区把衡量干部工作好坏的尺度交给群众，考核干部时邀请群众代表旁听会议，提出意见，并与政府考评机制结合起来，造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推力。不少村干部感言，自从实行“由民评定”后，身上普遍感到责任更重，压力更大，从而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为村里想得多了，为村民办事也多了。
“五个由民”写入“村典”
“五个由民”有效解决了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些共性难题。在婺城区，一些村还把“五个由民”写进了村治的“法典”中。
2007年上半年，中戴村在汤溪镇及婺城区有关部门指导下，本着提高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按照“五个由民”的思路，历时一个半月，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经过8次修改完成村规民约，并最后放到了村民面前接受大家的表决。
中戴村党支部书记戴开元表示：“‘中戴合约’对中戴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一遍遍讨论修改‘合约’的过程就是村干部提高基层民主认识的过程，也提升了他们的村务管理能力，有利于将村民的力量凝聚到新农村建设中来。”
“中戴合约”共有九大部分，几乎囊括了村庄治理中所有的环节，重点包含议事公约、村务财务管理公约、宅基地和集体资产使用管理公约、卫生环境管理公约、济贫帮扶公约、监督公约等，同时给每户设定100分的原始分值，用倒扣分值的办法来评分。并规定：年终总分在80分以上的农户评为新农村文明户，并且积分将在村公开栏内张榜公布，接受广大村民的评议和监督。
婺城区委宣传部长傅关福认为，这个“合约”使“村官”从直接治理中解放出来，向公共事务服务转型，使村务民主管理各项工作步入程序化、规范化轨道。
“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虽是一字之差，却折射出了管理理念的转变，体现了‘善治’的思想。”傅关福说。
记者了解到，自从“合约”实施以来，中戴村村民的思想和观念就逐渐有了改变，对立情绪少了，合作意识强了，卫生习惯好了，村里的环境已有很大改观。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院长，乡村治理研究专家卢福营分析指出：现在许多农村的村规民约内容都过于空洞，流于形式，而中戴村实行新型村规民约试点，坚持“五个由民”，将制度、程序、运行和监督四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了一个系统、全面、规范的民主管理体系，真正实现了村官民选、村策民定、村务民理、村事民管的民主自治理念，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村治模式。
毋庸讳言，“五个由民”的制度安排激发了农民参与村务的热情，使民主这个深奥的理论词汇，从文本逐渐走入农村的现实生活里，这对于缺乏民主土壤的中国农村而言，意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