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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微博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带来的是信息传播渠道和生成机制的革命，这种由传者推动的社会性媒体继而引发了信息变革和社会变革。信息的多元化造成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潜移默化中带来制度壁垒的松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微博极强的渗透力下发生着深刻变化。本文以笔者对“飞越疯人院”事件在新浪微博的观察为依据，结合传播学的原理，分析微博的特点及作用，并据此提出微博时代政府机构改进宣传方法的建议。
一、引言
从直播日本大地震、利比亚战争等标志性社会事件，到关注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再到微博打拐解救乞讨儿童等行动，微博正将全民“围观”迅速升华成一种社会普遍姿态的力量，提供关注社会公共事件、讨论社会问题的全新民意传达渠道，也对加强舆论监督、提升政府执政水平、改善社会民生、增进社会和谐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微博直播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传媒生态。微博维权，给人们带来了微弱的希望，也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微博对“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关注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徐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孙志刚？
二、什么是“飞越疯人院”事件和微博力
2011年4月19日，被精神科监护治疗4年多的武汉男子徐武用被单将窗户的栅栏拧弯，撑开了足以通过身体的间隙，成功“越狱”。徐武从精神病院逃走后到达广州，4月27日下午，在接受完南方电视台采访搭乘出租车时被自称是武汉警方的人员以涉嫌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跨省带回。这种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桥段却在现实中上演，一时间舆论哗然，微博也成了参与“飞越疯人院”事件传播的重要一环。
微博力，或微动力，都可以当做微博影响力的简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微博正在改变着我国互联网舆论载体的格局，微博已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
三、“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微博呈现
搜索新浪微博，可发现对于“飞越疯人院”的持续关注，从4月29日起一直持续到5月10日，在5月1日劳动节假日高潮迭起。这得益于博友的转发、评论和意见领袖的引导。他们有一线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等，有在后台做节目南方电视台编辑徐静。他们前赴后继，面对封杀和阻力互相驰援。
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自4月29日零点19分发布第一条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博文开始，至5月8日22点24分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最后一贴，共发布或者转发22条微博，有的还附有现场图片和視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5月3日至5月11日共发布或转发39条相关微博，其中包括采访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的音频。新民周刊的杨江在一周内也发布或者转发70条相关微博。这些以“飞越疯人院”为标签的微博评论和转发不计其数，广泛传播。其他的微博参与者，一些媒体的官方微博、媒体人、法律工作者、知名网友都参与了飞越疯人院事件的传播。
四、“飞越疯人院”事件体现的微博特点及力量
1.即时、快速，随时随地分享
与互联网和无线电话相比，微博集合了二者的优点——迅速、便捷、涵盖范围广、非线性传播方式。与广播、电视、报纸时效性相比，微博发挥了其直播的最大优势，140个字的限制，使每一条博文都尽可能的短小精悍，因此每一条微博才可以被快速转发和阅读，每条微博所承载的新闻、思想、故事乃至趣闻、笑话、牢骚才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影响到所有的受众，最快速地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和求知欲，。
徐武父母被警方带走后，王思璟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徐武父母被武钢方面带走2天2夜并密谈后，双方已达成初步“和解协议”……这有效地缓解了公众对徐武及其父母的担心。
2.透明度高，接近真实
微博较传统媒体的自我审查与上级审查有着巨大的区别，他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尤其是随着微博使用者的迅速增加，上级审查或删帖已经成不大可能。传统媒体的报道是一个经过加工、筛选、总结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审查后的结论。微博由于缺少人为的阉割与屏蔽，更多的丑恶得以暴露在阳光下得到传播。在微博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每个人的诉求都得以表达。这样就造就了事件传播的高透明度，尤其是公共突发事件时，受众可以通过微博第一时间知晓事件的进展，通过不同信源的修正，使事件的传播更接近真实。
3.低门槛，草根化，高度平等
每条140个字的限制，微博从发布媒介上拉近了专业作者与业余网民之间的距离。即便你不能像作家、记者那样长篇大论，你也可以轻松、自由地在微博上释放心情，记录生活点滴。在微博上，每个人都可以表明对“飞越疯人院”事件的态度，虽然很多都是情绪化的对强权和垄断的仇视。
4.个性化传播，现场感丰富
记者谭翎飞指出，微博意味着人类信息传播的革命，“传媒由政治寡头或商业帝国控制的时代将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控制的时代”。正如他所言，微博使媒体平民化、大众化，人人都是新媒体，由于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也带来了传播的个性化。 此外，随时随地的分享造就了传播内容的生动和强烈的现场感。比如纪许光在遭到武汉警方跟踪后写道：“图中穿横条T恤者，叫嚣：‘记者算个屁，在这里（精神病院）我说了算。”在这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得到了又一次有力的证明。
5.裂变式传播，效果显著
在微博中，“分享”与“发现”不再是少数人或者少数机构的特权，而是成为人人可能享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成为一种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倍增的力量，并且必然要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不论它是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的积极影响，还是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的消极影响。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每一个微博用户发出的任意一条信息，只需要六次点击就可能传递到任何一个微博用户的界面。而对于一条热门信息而言，被转发六次的时间也许只在几秒钟之内。这种病毒似的传播模式利用普通网民之间口口相传、相互转发的口碑式传播渠道，快速而有效地把要推广的信息、品牌或产品发布到千百万普通网民中去，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正是这种裂变式传播，使微博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6.意见领袖动员，粉丝积极互动
舆论领袖是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他们具有积聚性、集权性和跨界化的特点。正如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所言，就信息或言论扩散的特征而言，微博呈现出塔形结构。处于塔尖的是传统概念中的“舆论领袖”。他们发布信息，使其微博成为舆论始发地；他们转发和评论，将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潮；他们设置议题，改变舆论进程中议题走向。舆论领袖的“呼风唤雨”引来粉丝的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汇聚成巨大的信息流，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公共事件走向的力量。“飞跃疯人院”事件中，武钢在网络围观及媒体轰炸下由最初的缄默到之后的被迫澄清便是明证。
7.去中心，多元化传播
在微博上，似乎可以看到传播时代向交流时代的转向。每个人或者网站都是一个信息接收中心，也是一个信息发布、中转中心。在微博时代，每个信息的发布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获取者所拥有的权利完全是对等的，不仅在整个网页上每条信息占有的位置相等，而且每条信息的最大字数限制也相等，唯独不同的是排列顺序。
按照哈貝马斯的说法，所谓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他们的意见”。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
8.信息汇聚的平台，媒介整合的载体
从传播形态看，微博以电子传播的方式，完成首次信息的聚合，这是一种互联网语境下用户“直播”的平台，由于信息更新的及时性与公开性，热门话题产生时，能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的人气，并生成一个个的话题圈，这些圈子之间又相互交叉，信息互通。而把微博的内容转移到报纸、电视、广播上，则实现了信息的二次传播。微博再将报纸、电视、广播的信息嵌入微博的平台，则实现了信息的新一次整合。微博作为一个信息汇聚的平台，媒介整合的载体，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五、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两个缺憾
1.碎片化
整体而言，微博就是一个又一个散落的碎片织成的“碎片之链”，微博的只言片语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它会带来语言和思维的碎片化，微博网友则更接近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即逝公众”或“短暂群体”，而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能够“理性讨论”的民主社会的公众。
2.身份的断裂
在微博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人物、政府机构、公司或者有特定职业身份的人，他们在上发言的时候，其实并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存在身份的断裂，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伍皓。对公众人物来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解决的悖论。
在“飞越疯人院”事件中，王思璟在自己的微博中公布了采访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的录音，引起网友围观，并被一些无良媒体戏称为“调戏门”，音频命名为“武钢新闻发言人调戏女记者”，笔者以为不可取。在讲求新闻专业主义的今天，记者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在他律缺位的情况下应当加强自律，尽量分清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
六、结语
当然，对微博的作用也不必过分夸大。没有平面媒体配合，没有社会行动，网络上的舆论再沸腾，也不会产生压力。所谓的“微革命”就是信息的放大，使得信息迅速传播，而人在接到信息之后，会产生社会共鸣，采取社会行动，这就引起政府的重视。
面对汹涌的网络舆论浪潮，当权者要有足够开阔的胸怀，宜疏不宜堵。相比于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革命，以及在这场革命中积极自我更新的公众，我们的一些管理者，特别是基层的官员们的思维，还停留在遥远的冷兵器时代，截与堵，仍是他们的关键词。于现实，就是在机场将上访者堵在厕所里；于传统媒体，就是让治下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噤声，于网络，则是想办法公关删帖。这种基于被动防守的做减法的方式，把社会问题隐藏起来，如同是将毒疮搞成人体彩绘，终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积聚矛盾，增加最终解决的成本，于建设和谐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因势利导，注重网络时代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尤其是利用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是探索新时代宣传手段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美，谢尔·以色列.微博力，2010.
[2]郭亮.微博将带来社么.2010.
[3]李开复.微博改变一切.2011.
[4]《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微博时代,2009.
[5]石剑峰.《胡泳谈全民微博与公共参与》.
[6]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
[7]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天鸣，男，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冯大鹏，男，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
一、引言
从直播日本大地震、利比亚战争等标志性社会事件，到关注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再到微博打拐解救乞讨儿童等行动，微博正将全民“围观”迅速升华成一种社会普遍姿态的力量，提供关注社会公共事件、讨论社会问题的全新民意传达渠道，也对加强舆论监督、提升政府执政水平、改善社会民生、增进社会和谐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微博直播颠覆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传媒生态。微博维权，给人们带来了微弱的希望，也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微博对“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关注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徐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孙志刚？
二、什么是“飞越疯人院”事件和微博力
2011年4月19日，被精神科监护治疗4年多的武汉男子徐武用被单将窗户的栅栏拧弯，撑开了足以通过身体的间隙，成功“越狱”。徐武从精神病院逃走后到达广州，4月27日下午，在接受完南方电视台采访搭乘出租车时被自称是武汉警方的人员以涉嫌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跨省带回。这种只有在电影中才能看到的桥段却在现实中上演，一时间舆论哗然，微博也成了参与“飞越疯人院”事件传播的重要一环。
微博力，或微动力，都可以当做微博影响力的简称。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指出，微博正在改变着我国互联网舆论载体的格局，微博已逐渐发展成为介入公共事务的新媒体，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
三、“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微博呈现
搜索新浪微博，可发现对于“飞越疯人院”的持续关注，从4月29日起一直持续到5月10日，在5月1日劳动节假日高潮迭起。这得益于博友的转发、评论和意见领袖的引导。他们有一线的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等，有在后台做节目南方电视台编辑徐静。他们前赴后继，面对封杀和阻力互相驰援。
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自4月29日零点19分发布第一条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博文开始，至5月8日22点24分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最后一贴，共发布或者转发22条微博，有的还附有现场图片和視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思璟5月3日至5月11日共发布或转发39条相关微博，其中包括采访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的音频。新民周刊的杨江在一周内也发布或者转发70条相关微博。这些以“飞越疯人院”为标签的微博评论和转发不计其数，广泛传播。其他的微博参与者，一些媒体的官方微博、媒体人、法律工作者、知名网友都参与了飞越疯人院事件的传播。
四、“飞越疯人院”事件体现的微博特点及力量
1.即时、快速，随时随地分享
与互联网和无线电话相比，微博集合了二者的优点——迅速、便捷、涵盖范围广、非线性传播方式。与广播、电视、报纸时效性相比，微博发挥了其直播的最大优势，140个字的限制，使每一条博文都尽可能的短小精悍，因此每一条微博才可以被快速转发和阅读，每条微博所承载的新闻、思想、故事乃至趣闻、笑话、牢骚才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影响到所有的受众，最快速地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和求知欲，。
徐武父母被警方带走后，王思璟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徐武父母被武钢方面带走2天2夜并密谈后，双方已达成初步“和解协议”……这有效地缓解了公众对徐武及其父母的担心。
2.透明度高，接近真实
微博较传统媒体的自我审查与上级审查有着巨大的区别，他是一个自媒体，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尤其是随着微博使用者的迅速增加，上级审查或删帖已经成不大可能。传统媒体的报道是一个经过加工、筛选、总结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审查后的结论。微博由于缺少人为的阉割与屏蔽，更多的丑恶得以暴露在阳光下得到传播。在微博时代人人都是麦克风，每个人的诉求都得以表达。这样就造就了事件传播的高透明度，尤其是公共突发事件时，受众可以通过微博第一时间知晓事件的进展，通过不同信源的修正，使事件的传播更接近真实。
3.低门槛，草根化，高度平等
每条140个字的限制，微博从发布媒介上拉近了专业作者与业余网民之间的距离。即便你不能像作家、记者那样长篇大论，你也可以轻松、自由地在微博上释放心情，记录生活点滴。在微博上，每个人都可以表明对“飞越疯人院”事件的态度，虽然很多都是情绪化的对强权和垄断的仇视。
4.个性化传播，现场感丰富
记者谭翎飞指出，微博意味着人类信息传播的革命，“传媒由政治寡头或商业帝国控制的时代将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控制的时代”。正如他所言，微博使媒体平民化、大众化，人人都是新媒体，由于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也带来了传播的个性化。 此外，随时随地的分享造就了传播内容的生动和强烈的现场感。比如纪许光在遭到武汉警方跟踪后写道：“图中穿横条T恤者，叫嚣：‘记者算个屁，在这里（精神病院）我说了算。”在这里，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得到了又一次有力的证明。
5.裂变式传播，效果显著
在微博中，“分享”与“发现”不再是少数人或者少数机构的特权，而是成为人人可能享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成为一种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倍增的力量，并且必然要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不论它是作为一种建设性力量的积极影响，还是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的消极影响。按照“六度空间”理论，每一个微博用户发出的任意一条信息，只需要六次点击就可能传递到任何一个微博用户的界面。而对于一条热门信息而言，被转发六次的时间也许只在几秒钟之内。这种病毒似的传播模式利用普通网民之间口口相传、相互转发的口碑式传播渠道，快速而有效地把要推广的信息、品牌或产品发布到千百万普通网民中去，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正是这种裂变式传播，使微博成为“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
6.意见领袖动员，粉丝积极互动
舆论领袖是指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他们具有积聚性、集权性和跨界化的特点。正如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所言，就信息或言论扩散的特征而言，微博呈现出塔形结构。处于塔尖的是传统概念中的“舆论领袖”。他们发布信息，使其微博成为舆论始发地；他们转发和评论，将事件迅速推至舆论高潮；他们设置议题，改变舆论进程中议题走向。舆论领袖的“呼风唤雨”引来粉丝的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汇聚成巨大的信息流，某种程度上成为左右公共事件走向的力量。“飞跃疯人院”事件中，武钢在网络围观及媒体轰炸下由最初的缄默到之后的被迫澄清便是明证。
7.去中心，多元化传播
在微博上，似乎可以看到传播时代向交流时代的转向。每个人或者网站都是一个信息接收中心，也是一个信息发布、中转中心。在微博时代，每个信息的发布者，同时也是信息的获取者所拥有的权利完全是对等的，不仅在整个网页上每条信息占有的位置相等，而且每条信息的最大字数限制也相等，唯独不同的是排列顺序。
按照哈貝马斯的说法，所谓的公共领域“原则上是向所有公民开放”，“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他们的意见”。从这个角度讲，微博创造了一个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背景的公民共同参与的众声喧哗的空间，真正地成为了多元话语的集散地。
8.信息汇聚的平台，媒介整合的载体
从传播形态看，微博以电子传播的方式，完成首次信息的聚合，这是一种互联网语境下用户“直播”的平台，由于信息更新的及时性与公开性，热门话题产生时，能在短时间内汇聚大量的人气，并生成一个个的话题圈，这些圈子之间又相互交叉，信息互通。而把微博的内容转移到报纸、电视、广播上，则实现了信息的二次传播。微博再将报纸、电视、广播的信息嵌入微博的平台，则实现了信息的新一次整合。微博作为一个信息汇聚的平台，媒介整合的载体，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
五、关“于飞越疯人院”事件的两个缺憾
1.碎片化
整体而言，微博就是一个又一个散落的碎片织成的“碎片之链”，微博的只言片语加剧了信息的碎片化，它会带来语言和思维的碎片化，微博网友则更接近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即逝公众”或“短暂群体”，而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能够“理性讨论”的民主社会的公众。
2.身份的断裂
在微博上，我们可以看到公众人物、政府机构、公司或者有特定职业身份的人，他们在上发言的时候，其实并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存在身份的断裂，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伍皓。对公众人物来说，这基本上是不可能解决的悖论。
在“飞越疯人院”事件中，王思璟在自己的微博中公布了采访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的录音，引起网友围观，并被一些无良媒体戏称为“调戏门”，音频命名为“武钢新闻发言人调戏女记者”，笔者以为不可取。在讲求新闻专业主义的今天，记者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在他律缺位的情况下应当加强自律，尽量分清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
六、结语
当然，对微博的作用也不必过分夸大。没有平面媒体配合，没有社会行动，网络上的舆论再沸腾，也不会产生压力。所谓的“微革命”就是信息的放大，使得信息迅速传播，而人在接到信息之后，会产生社会共鸣，采取社会行动，这就引起政府的重视。
面对汹涌的网络舆论浪潮，当权者要有足够开阔的胸怀，宜疏不宜堵。相比于日新月异的信息传播革命，以及在这场革命中积极自我更新的公众，我们的一些管理者，特别是基层的官员们的思维，还停留在遥远的冷兵器时代，截与堵，仍是他们的关键词。于现实，就是在机场将上访者堵在厕所里；于传统媒体，就是让治下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噤声，于网络，则是想办法公关删帖。这种基于被动防守的做减法的方式，把社会问题隐藏起来，如同是将毒疮搞成人体彩绘，终究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积聚矛盾，增加最终解决的成本，于建设和谐社会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因势利导，注重网络时代信息的透明和公开，尤其是利用微博这一新媒体平台，是探索新时代宣传手段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美，谢尔·以色列.微博力，2010.
[2]郭亮.微博将带来社么.2010.
[3]李开复.微博改变一切.2011.
[4]《南方传媒研究》第21辑.微博时代,2009.
[5]石剑峰.《胡泳谈全民微博与公共参与》.
[6]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
[7]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微博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天鸣，男，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冯大鹏，男，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级新闻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