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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民族危亡、国家危难的抗战时期，内迁学者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彝族地区研究，不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还把彝族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其研究成果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基础，还促进了后来彝族文化和彝学的发展。徐益棠对彝族的研究涉及到彝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其较为突出的是对彝族的宗教研究，对彝族宗教有自己的独特认识。本文通过分析抗战时期徐益棠对彝族的研究，来展现抗战时期内迁学者对于彝族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关键字：抗战时期；彝族研究；徐益堂
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5SP114.
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彝族研究因时代的突变和学术的进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都是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华西坝更是成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甚至被后来很多学者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其在彝族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为后来中国彝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汇聚在华西坝的民族学家主要有徐益棠、林耀华、胡鉴民等，其中徐益棠对彝族社会与宗教的研究在当时更是独树一帜。
一、抗战时期研究彝族的特殊背景
抗战时期，战争前沿的一些沿海的省、市的高等院校，纷纷移迁到西南大后方并坚持办学，比较著名的是西南联大，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教育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发达地区向“蛮夷”地区的迁徙。
成都是当时内迁高校相对集中的地方，仅华西坝就集中了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分校等高等院校，华西坝在抗战时期是成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甚至被后来很多学者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成都在抗战时期出版的关于民族和边疆的期刊杂志也最多，比如《西南边疆》、《边疆研究通讯》、《边疆研究周刊》等，当时居住在成都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也最活跃，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因而也被视为中国当时的民族学基地。
抗战时期，大批学者、知识分子因战争原因迁移到西南边疆，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对国家和民族重要性。为此他们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积极研究边疆民族、文化问题。
二、徐益棠对于彝族的研究及其成果
抗战时期，徐益棠和林耀华、胡鉴民等汇聚在成都，并在当时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成都分校任职，同时受聘于华西大学。徐益棠专门从事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贡献很大。
徐益棠对彝族的研究独树一帜，他进行实地调研，并在整理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很多著述，像《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雷马行记》、《凉山倮民之类的政治组织》等。他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彝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较为突出的是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几乎在他发表的每篇文章中都会开辟专节来单独介绍彝族宗教，而且对彝族宗教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在他的文章中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五点（这五点来自李列教授的研究）。
1、他认为彝族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根据李列教授对徐益棠的研究发现，徐益棠认为彝族的宗教信仰鬼神，是纯粹的巫教。在彝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人死有三魂：一魂守住坟墓；二魂浪游世界；三魂投生地方。魂到阴间时，可以变神也可以变鬼；好的人变成神，不好的人变成鬼，神可以帮助人驱除病痛，去祸纳福；而鬼则经常欺负人，如果不幸遇鬼就会患疾病，甚至导致死亡。神可以帮助人驱除鬼怪。
2、徐益棠认为彝族的宗教是彝族人民生活的“基本形式”，遍及彝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彝族宗教仪式既运用于战争也运用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举行宗教仪式的方式很多，也较复杂，如卜卦决吉凶、法术制敌方、治疗疾病、念咒除恶魔、禁忌防鬼等。
3、在彝族的社会里，宗教祭师毕摩为彝族人民中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最高的人。毕摩既可以通神除魔，又可以治病救人。“专限男子，或由家中老辈传授，最普通者为伯叔父，如家中老辈无执巫业者，则从师学习之。学习经典，同时即从经典中学习文字。故呗耄亦能记帐、写信、记歌谣、写木刻等工作，为倮民中教育程度最高之人。”
4、彝族祭师除了毕摩以外，还有苏尼，即师嬢。“男女性约各占一半，据称无师傅传授，由已死的师嬢鬼附体，忽生大病，精神反常，乃往森林中，以白羊，白公鸡祭之，病愈之后，遂成师嬢。”
5、彝族人民在日常的生活习俗中有很多禁忌。彝族人不怕死，但是怕鬼、怕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了什么异常，都要请毕摩祭师来作法驱除。
徐益棠在《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中，对签筒、神铃、神扇等毕摩的各种法器，以及宗教仪式的布置方位和分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绘图。其中在书中还专门附录了一章为《倮倮道场图说》，附了19幅图，以“图说”的形式来生动地展示彝族宗教的各种仪式，如招魂、送灵、领路等。但是在李列教授看来，徐益棠并不是彝族宗教的信仰者，他只是作为一个“圈外人”，是通过局外人关心异文化的心态来研究彝族宗教的，因此研究主体与客体有很大的距离和反差，并且无法构成对话关系。
三、总结
20世纪30—40年代期间，由于特殊的条件和历史背景，国内掀起了对边疆彝族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国内学者对于彝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云南大学李有义的彝族经济研究，南开大学陶云逵等的彝族研究，徐益棠的彝族宗教研究，大夏大学岑家梧的彝族艺术研究。他们把彝族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其研究成果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基础，还促进了后来彝族文化和彝学的发展。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彝族研究的主体是国内汉族籍的民族学者、社会学者、民俗文化学者等，其研究主体是他者，彝族本土学者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成为彝学的研究主体。
参考文献：
[1]李 列.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3]王菊. 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4]徐益棠. 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
作者简介：张芬红，女，汉族，河北邯郸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彝族文化。
关键字：抗战时期；彝族研究；徐益堂
基金项目：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5SP114.
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彝族研究因时代的突变和学术的进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都是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相对集中的地方，其中华西坝更是成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甚至被后来很多学者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其在彝族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为后来中国彝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汇聚在华西坝的民族学家主要有徐益棠、林耀华、胡鉴民等，其中徐益棠对彝族社会与宗教的研究在当时更是独树一帜。
一、抗战时期研究彝族的特殊背景
抗战时期，战争前沿的一些沿海的省、市的高等院校，纷纷移迁到西南大后方并坚持办学，比较著名的是西南联大，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教育事业第一次大规模的由发达地区向“蛮夷”地区的迁徙。
成都是当时内迁高校相对集中的地方，仅华西坝就集中了中央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分校等高等院校，华西坝在抗战时期是成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甚至被后来很多学者看成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的研究中心。成都在抗战时期出版的关于民族和边疆的期刊杂志也最多，比如《西南边疆》、《边疆研究通讯》、《边疆研究周刊》等，当时居住在成都的民族学家最集中，学术活动也最活跃，抗战时期的华西坝因而也被视为中国当时的民族学基地。
抗战时期，大批学者、知识分子因战争原因迁移到西南边疆，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问题对国家和民族重要性。为此他们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积极研究边疆民族、文化问题。
二、徐益棠对于彝族的研究及其成果
抗战时期，徐益棠和林耀华、胡鉴民等汇聚在成都，并在当时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大学成都分校任职，同时受聘于华西大学。徐益棠专门从事边疆及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贡献很大。
徐益棠对彝族的研究独树一帜，他进行实地调研，并在整理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很多著述，像《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雷波小凉山倮族调查》、《雷马行记》、《凉山倮民之类的政治组织》等。他的研究内容涉及到彝族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较为突出的是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几乎在他发表的每篇文章中都会开辟专节来单独介绍彝族宗教，而且对彝族宗教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在他的文章中对彝族宗教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五点（这五点来自李列教授的研究）。
1、他认为彝族宗教信仰“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根据李列教授对徐益棠的研究发现，徐益棠认为彝族的宗教信仰鬼神，是纯粹的巫教。在彝族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人死有三魂：一魂守住坟墓；二魂浪游世界；三魂投生地方。魂到阴间时，可以变神也可以变鬼；好的人变成神，不好的人变成鬼，神可以帮助人驱除病痛，去祸纳福；而鬼则经常欺负人，如果不幸遇鬼就会患疾病，甚至导致死亡。神可以帮助人驱除鬼怪。
2、徐益棠认为彝族的宗教是彝族人民生活的“基本形式”，遍及彝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彝族宗教仪式既运用于战争也运用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举行宗教仪式的方式很多，也较复杂，如卜卦决吉凶、法术制敌方、治疗疾病、念咒除恶魔、禁忌防鬼等。
3、在彝族的社会里，宗教祭师毕摩为彝族人民中文化程度、知识水平最高的人。毕摩既可以通神除魔，又可以治病救人。“专限男子，或由家中老辈传授，最普通者为伯叔父，如家中老辈无执巫业者，则从师学习之。学习经典，同时即从经典中学习文字。故呗耄亦能记帐、写信、记歌谣、写木刻等工作，为倮民中教育程度最高之人。”
4、彝族祭师除了毕摩以外，还有苏尼，即师嬢。“男女性约各占一半，据称无师傅传授，由已死的师嬢鬼附体，忽生大病，精神反常，乃往森林中，以白羊，白公鸡祭之，病愈之后，遂成师嬢。”
5、彝族人民在日常的生活习俗中有很多禁忌。彝族人不怕死，但是怕鬼、怕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发现了什么异常，都要请毕摩祭师来作法驱除。
徐益棠在《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中，对签筒、神铃、神扇等毕摩的各种法器，以及宗教仪式的布置方位和分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绘图。其中在书中还专门附录了一章为《倮倮道场图说》，附了19幅图，以“图说”的形式来生动地展示彝族宗教的各种仪式，如招魂、送灵、领路等。但是在李列教授看来，徐益棠并不是彝族宗教的信仰者，他只是作为一个“圈外人”，是通过局外人关心异文化的心态来研究彝族宗教的，因此研究主体与客体有很大的距离和反差，并且无法构成对话关系。
三、总结
20世纪30—40年代期间，由于特殊的条件和历史背景，国内掀起了对边疆彝族文化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国内学者对于彝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云南大学李有义的彝族经济研究，南开大学陶云逵等的彝族研究，徐益棠的彝族宗教研究，大夏大学岑家梧的彝族艺术研究。他们把彝族文化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其研究成果给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提供了基础，还促进了后来彝族文化和彝学的发展。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彝族研究的主体是国内汉族籍的民族学者、社会学者、民俗文化学者等，其研究主体是他者，彝族本土学者在这一阶段还没有成为彝学的研究主体。
参考文献：
[1]李 列.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王建民. 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3]王菊. 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4]徐益棠. 雷波小凉山之倮民.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45
作者简介：张芬红，女，汉族，河北邯郸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彝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