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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蝴蝶君》中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扮演和西方强势传统及其后所代表的东西方权力关系,本文作者对《蝴蝶君》“解构”或“不完全解构”等定论作出强烈质疑,并且认为剧本真正具有的是“伪解构”本质,不仅加重了西方对东方的固有偏见,而且是东方主义在新时代依旧顽强的体现。
关键词: 《蝴蝶君》 遮蔽 女性性别扮演 伪解构
一、引言
归置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学场景,一个特殊现象不能被忽视:文本言说与阐释的互置在带来显学建构效益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对事物经典化的执拗判断。具体到《蝴蝶君》,国内外学者已从众多视角与批评理念加以解读,逐渐形成一个近似庙堂祭拜意义的定论:黄哲伦“完全解构了西方观众心目中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之间的关系,倒置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构建的东西方关系,解构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女子刻板印象,讽刺了西方白人对东方女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1],然而这种解构不是最彻底、最完全的,主要体现在“没能塑造出正面的中国女子和男子形象”[2],以及“东方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摆脱受西方控制的阴影,东方仍然是以依附于西方男性的柔弱‘女性’形象出现”[3]。看似铿锵有力且无懈可击,却要么陷入争夺文化霸权中心的“一元论”观点,要么在国家与身份认定的模式下恪守西方文化优势论而显得一厢情愿,终究无法真正揭示出《蝴蝶君》“伪解构本质”和可陋的东方主义顽疾。
二、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扮演
所有进入过《蝴蝶君》叙事场的观众,无论他来自西方还是东方,几乎第一眼就能看出所谓“女主人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儿身(纵使不能在一开场知晓这一信息,当宋丽玲以男子身份出现在西方审判庭上也足够明晰)。这一意识表象上被视为隐形存在,却由于宋丽玲对女性身份过于真实地扮演——尤其在作为中共间谍背负着窃取情报这样一个饱含意识形态对抗背景——而逐渐上升,成为超脱文本表层而存乎观众脑海深处的显性存在。由此,我们必须树立这个概念:宋丽玲的行为,无论是否或真或假地包含着女性性别因子,都应该被视为欺骗的假象,毕竟他(她)是本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且切切实实地达到了目标。忽视了如此重要的事实特质,批评只能被规囿于主人公伽里玛的单一视角,而围困在对东方女性的纠缠不清,将文本套进“西方男性—东方女性(叫人惊诧的所谓男女爱情:性爱和身体较量)”的幼稚对抗结构,再延宕至“西方—东方(强势国家与弱权国家的激烈抗争)”的政治隐喻,最终形成类似“解构以往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强势地位和解构以往文学作品中西强东弱的权力对比关系,击毁了东方主义的核心——西方中心的优越感”[4]的荒谬论断。
真实的情况是,《蝴蝶君》根本不在讲一个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权力对比关系,而是对一个东方男性变态可怖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的极致展现。那场大使馆的歌剧表演早就预示着这个趋向了,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伽里玛,被宋丽玲的女性伪装深深吸引:“……这个蝴蝶几乎没什么嗓子——但她有那种优美和娇弱……她说服了我。……我想拥她入怀——好娇小,甚至我都保护得了她……”他把宋当成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经典表述——蝴蝶夫人乔乔桑来看待、去爱。但是不管这所谓的爱多么热烈、多么凄美,我们都不能忘记作为恋爱重要一方宋丽玲的男性真实性别和女性扮演性别。因而,即使宋丽玲真的对伽里玛有爱慕成分在里面,女性扮演性别也早将它毁得一干二净。也就无怪乎伽里玛在知道真相后那般痛恨:“他(指宋)只配得到屁股上的一记猛踹……”由此,所谓宋丽玲从东方人的角度对白人男子的爱情幻想进行辛辣讽刺的经典表述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曾经在大学校友会上当选为皇后的金发女郎,她偏偏爱上了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商人,您会怎么说呢?他对她很残酷,然后他扬长而去,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回了国,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她天天以泪洗面,日夜对着他的肖像祈祷,而且拒绝了肯尼迪家族里一个小伙子对她的求婚。接着,当她知道他又和别人结了婚的时候,她就自杀了。我想您会把这个女孩看作一个精神失常的白痴,对不对?可是因为这部戏里说的是一个东方女人为了一个西方男人而自杀。啊——您就认为它很美了。”其真实的存在意义只能是作为进一步引诱伽里玛的诱饵。学识丰富的东方女性同样符合西方对东方的传统想象,甚至对伽里玛来说远比一个沉闷过于本分的闺房小姐更具吸引力。随着情节展开,宋丽玲一步步采取措施,如邀请伽里玛到家里参观,与之身体相触又富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害羞,一段时间不见便心切地写信表达思念,直至声称怀孕并有了一个蓝眼睛的男孩,欺骗的手段与程度不断上升。一切的累积在最终的审判庭上被倾然推倒,正是宋丽玲这个伽里玛曾经的爱人指证了后者的罪,指出后者爱上的不过是个幻影,并在囚车上的最后一刻上演疯狂的“脱衣秀”,面对惊恐万分精神崩溃的伽里玛还不断叫嚣:“Look At Me!”这样的情节设置,几乎让东方观众都在情感上偏向后者,也就将东方男性的冷血无情变态极致化地展现近似魔鬼。西方文学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男性是陈查理(Charlie Chan)与傅满洲(Fu Manchu)。然而陈查理还只是一个胖胖的时常脸带微笑,性格懦弱,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而行为举止女性化十足的聪明侦探,傅满洲也顶多是“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体格弱小,狡猾而又作恶多端的恶棍。宋丽玲的出现则彻底抹去以上两位残存的优点,顺利为中国男性添加新的阐释符码:奸诈,残忍,变态,冷血,以致恐怖,对中国男性的塑造可谓到达极致的巅峰。这也是在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从西方寻得比宋丽玲更奸诈变态冷血恐怖的东方男性的原因了。需要指出的是,宋丽玲对女性性别的扮演同样加深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固有想象,阴柔、逆来顺受的特征始终存在,尽管这样的加深是片段性和浅层性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女性性别的扮演实质是西方对当代东方进行污蔑式描述的新式范例。这一切也映衬着东方主义的流动特质,“从中世纪到‘探险时代’、到启蒙运动、到殖民主义、再到现代性,东方主义不断重塑自己,将有关‘东方’的传统表述保持在欧洲心智的最前沿”[5],它不断吸收提与炼新的关于东方的最新印象,转化成血液,却始终是通过固有的血脉去补给那颗依旧充斥着传统东方主义意识思维的大脑。这样的大脑,即使它处在最新最具变化力的时代,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三、“伪解构”本质及其它
所谓解构,用浅显的话来讲就是打破旧有结构,树立新的结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常用的策略是通过凸显旧结构中受压制的一面并将之置于一个显要的位置,以此颠覆原有结构的中心”[6]。按此理解,对东方主义的解构,合理的方向应是塑造一个占有西方女性的强势东方男性或者一个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控制压抑,而让后者变得女性化。《蝴蝶君》的理路似乎只与后者对应。但参照以上分析,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没有被塑造,女性化的西方男性也同样没有诞生,而所谓的控制压抑依旧无从说起。如此现状,只能让我们略显轻巧却智慧地得出《蝴蝶君》的“伪解构”本质。从这一层面出发,《蝴蝶君》对《蝴蝶夫人》文本象征性倒置也不具有“解构”的意义,所有的只不过是人物和结局的对应式改变,而未能在文化观念和人物精神资源方面有所解构。
事实上,无论是“解构”还是“不完全解构”都不应该出现在《蝴蝶君》的批评范围。首先,理论的先验存在只会导致文本阐释的狭隘与片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国内学者总是热衷于文化视角的阐发,却又陷入文本所在的国外政治斗争环境。我们并没有对文本产生空间作足够的“在场”式理性分析(这样的分析往往也囿于语言与空间的限制而变得遥不可及),而往往急于跳入西方现成理论的框架。那样的阐释,在获得一定的建构空间后,只能陷入原地打转境地,而不具备深度的阐发可能。其次,在我们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东方主义有了解构冲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解说。时代前进的脚步似乎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当下,即便我们认为东方已经取得了一份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优秀成绩单,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强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科学家、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士兵……想去就可以去,想思考就可以思考,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7]的情状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的现实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西方依旧是强势的象征,“雄性的——枪炮大、工业大、钱财也多”的地位也始终没有被撼动。在这样复杂的情状下去试图解构东方主义,不要说是否有人拥有这样的勇气,就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面前也充满荒诞的意味。企图以一时冲动来毁坏几个世纪来西方人的心理坚石,除了有英雄就义的气概外,更多的是盲目者的盲目意念。
四、结语
替《蝴蝶君》树立全新、合理的定位势在必行。那么,合理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蝴蝶君》至多只能算西方话语系统内部的一次反叛尝试。当然,黄哲伦能意识到西方“单向思维模式”的荒谬性,而展开异质性思考是值得称赞与尊敬的,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除了在意识形态的幕布下绞尽脑汁构建了一个比以往更神秘莫测的东方和设置更多的符合西方猎奇心理的情节外,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突破。这多少包含有实施者的作为少数族裔身份欲跻身主流社会的企图,也包含后殖民书写中对话语的反叛与掌控。然而一切的一切,只是西方内部的纠缠与斗争,作为东方的外围者,不管所谓“解构”的欲望如何真实与强烈,都不可能真正触及偏见的根基。
参考文献:
[1]姬蕾.试析戏剧《蝴蝶君》中的倒置关系.科技文汇(下旬刊),2007.11.
[2]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VOL33,(2).
[3][4][6]羌春燕.不完全的解构:《蝴蝶君》与东方主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1).
[5]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7][8]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9.
关键词: 《蝴蝶君》 遮蔽 女性性别扮演 伪解构
一、引言
归置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文学场景,一个特殊现象不能被忽视:文本言说与阐释的互置在带来显学建构效益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对事物经典化的执拗判断。具体到《蝴蝶君》,国内外学者已从众多视角与批评理念加以解读,逐渐形成一个近似庙堂祭拜意义的定论:黄哲伦“完全解构了西方观众心目中西方男子与东方女子之间的关系,倒置了东方主义长期以来构建的东西方关系,解构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女子刻板印象,讽刺了西方白人对东方女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向西方文化霸权提出挑战”[1],然而这种解构不是最彻底、最完全的,主要体现在“没能塑造出正面的中国女子和男子形象”[2],以及“东方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摆脱受西方控制的阴影,东方仍然是以依附于西方男性的柔弱‘女性’形象出现”[3]。看似铿锵有力且无懈可击,却要么陷入争夺文化霸权中心的“一元论”观点,要么在国家与身份认定的模式下恪守西方文化优势论而显得一厢情愿,终究无法真正揭示出《蝴蝶君》“伪解构本质”和可陋的东方主义顽疾。
二、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扮演
所有进入过《蝴蝶君》叙事场的观众,无论他来自西方还是东方,几乎第一眼就能看出所谓“女主人公”宋丽玲其实是个男儿身(纵使不能在一开场知晓这一信息,当宋丽玲以男子身份出现在西方审判庭上也足够明晰)。这一意识表象上被视为隐形存在,却由于宋丽玲对女性身份过于真实地扮演——尤其在作为中共间谍背负着窃取情报这样一个饱含意识形态对抗背景——而逐渐上升,成为超脱文本表层而存乎观众脑海深处的显性存在。由此,我们必须树立这个概念:宋丽玲的行为,无论是否或真或假地包含着女性性别因子,都应该被视为欺骗的假象,毕竟他(她)是本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并且切切实实地达到了目标。忽视了如此重要的事实特质,批评只能被规囿于主人公伽里玛的单一视角,而围困在对东方女性的纠缠不清,将文本套进“西方男性—东方女性(叫人惊诧的所谓男女爱情:性爱和身体较量)”的幼稚对抗结构,再延宕至“西方—东方(强势国家与弱权国家的激烈抗争)”的政治隐喻,最终形成类似“解构以往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的强势地位和解构以往文学作品中西强东弱的权力对比关系,击毁了东方主义的核心——西方中心的优越感”[4]的荒谬论断。
真实的情况是,《蝴蝶君》根本不在讲一个西方男性与东方女性的权力对比关系,而是对一个东方男性变态可怖的东方主义固有思维的极致展现。那场大使馆的歌剧表演早就预示着这个趋向了,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伽里玛,被宋丽玲的女性伪装深深吸引:“……这个蝴蝶几乎没什么嗓子——但她有那种优美和娇弱……她说服了我。……我想拥她入怀——好娇小,甚至我都保护得了她……”他把宋当成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经典表述——蝴蝶夫人乔乔桑来看待、去爱。但是不管这所谓的爱多么热烈、多么凄美,我们都不能忘记作为恋爱重要一方宋丽玲的男性真实性别和女性扮演性别。因而,即使宋丽玲真的对伽里玛有爱慕成分在里面,女性扮演性别也早将它毁得一干二净。也就无怪乎伽里玛在知道真相后那般痛恨:“他(指宋)只配得到屁股上的一记猛踹……”由此,所谓宋丽玲从东方人的角度对白人男子的爱情幻想进行辛辣讽刺的经典表述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曾经在大学校友会上当选为皇后的金发女郎,她偏偏爱上了一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日本商人,您会怎么说呢?他对她很残酷,然后他扬长而去,丢下她独自一个人回了国,一去就是三年。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她天天以泪洗面,日夜对着他的肖像祈祷,而且拒绝了肯尼迪家族里一个小伙子对她的求婚。接着,当她知道他又和别人结了婚的时候,她就自杀了。我想您会把这个女孩看作一个精神失常的白痴,对不对?可是因为这部戏里说的是一个东方女人为了一个西方男人而自杀。啊——您就认为它很美了。”其真实的存在意义只能是作为进一步引诱伽里玛的诱饵。学识丰富的东方女性同样符合西方对东方的传统想象,甚至对伽里玛来说远比一个沉闷过于本分的闺房小姐更具吸引力。随着情节展开,宋丽玲一步步采取措施,如邀请伽里玛到家里参观,与之身体相触又富有中国古典意味的害羞,一段时间不见便心切地写信表达思念,直至声称怀孕并有了一个蓝眼睛的男孩,欺骗的手段与程度不断上升。一切的累积在最终的审判庭上被倾然推倒,正是宋丽玲这个伽里玛曾经的爱人指证了后者的罪,指出后者爱上的不过是个幻影,并在囚车上的最后一刻上演疯狂的“脱衣秀”,面对惊恐万分精神崩溃的伽里玛还不断叫嚣:“Look At Me!”这样的情节设置,几乎让东方观众都在情感上偏向后者,也就将东方男性的冷血无情变态极致化地展现近似魔鬼。西方文学史上,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男性是陈查理(Charlie Chan)与傅满洲(Fu Manchu)。然而陈查理还只是一个胖胖的时常脸带微笑,性格懦弱,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而行为举止女性化十足的聪明侦探,傅满洲也顶多是“黄祸(Yellow Peril)”的代表,体格弱小,狡猾而又作恶多端的恶棍。宋丽玲的出现则彻底抹去以上两位残存的优点,顺利为中国男性添加新的阐释符码:奸诈,残忍,变态,冷血,以致恐怖,对中国男性的塑造可谓到达极致的巅峰。这也是在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从西方寻得比宋丽玲更奸诈变态冷血恐怖的东方男性的原因了。需要指出的是,宋丽玲对女性性别的扮演同样加深了西方对东方女性的固有想象,阴柔、逆来顺受的特征始终存在,尽管这样的加深是片段性和浅层性的。
因此,在我们看来,女性性别的扮演实质是西方对当代东方进行污蔑式描述的新式范例。这一切也映衬着东方主义的流动特质,“从中世纪到‘探险时代’、到启蒙运动、到殖民主义、再到现代性,东方主义不断重塑自己,将有关‘东方’的传统表述保持在欧洲心智的最前沿”[5],它不断吸收提与炼新的关于东方的最新印象,转化成血液,却始终是通过固有的血脉去补给那颗依旧充斥着传统东方主义意识思维的大脑。这样的大脑,即使它处在最新最具变化力的时代,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三、“伪解构”本质及其它
所谓解构,用浅显的话来讲就是打破旧有结构,树立新的结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常用的策略是通过凸显旧结构中受压制的一面并将之置于一个显要的位置,以此颠覆原有结构的中心”[6]。按此理解,对东方主义的解构,合理的方向应是塑造一个占有西方女性的强势东方男性或者一个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对西方男性的控制压抑,而让后者变得女性化。《蝴蝶君》的理路似乎只与后者对应。但参照以上分析,足够强势的东方女性没有被塑造,女性化的西方男性也同样没有诞生,而所谓的控制压抑依旧无从说起。如此现状,只能让我们略显轻巧却智慧地得出《蝴蝶君》的“伪解构”本质。从这一层面出发,《蝴蝶君》对《蝴蝶夫人》文本象征性倒置也不具有“解构”的意义,所有的只不过是人物和结局的对应式改变,而未能在文化观念和人物精神资源方面有所解构。
事实上,无论是“解构”还是“不完全解构”都不应该出现在《蝴蝶君》的批评范围。首先,理论的先验存在只会导致文本阐释的狭隘与片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国内学者总是热衷于文化视角的阐发,却又陷入文本所在的国外政治斗争环境。我们并没有对文本产生空间作足够的“在场”式理性分析(这样的分析往往也囿于语言与空间的限制而变得遥不可及),而往往急于跳入西方现成理论的框架。那样的阐释,在获得一定的建构空间后,只能陷入原地打转境地,而不具备深度的阐发可能。其次,在我们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对东方主义有了解构冲动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解说。时代前进的脚步似乎还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事实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当下,即便我们认为东方已经取得了一份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的优秀成绩单,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强势地位依旧没有改变,“科学家、传教士、学者、商人或士兵……想去就可以去,想思考就可以思考,几乎不会遇到来自东方的任何阻力”[7]的情状和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的现实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西方依旧是强势的象征,“雄性的——枪炮大、工业大、钱财也多”的地位也始终没有被撼动。在这样复杂的情状下去试图解构东方主义,不要说是否有人拥有这样的勇气,就是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面前也充满荒诞的意味。企图以一时冲动来毁坏几个世纪来西方人的心理坚石,除了有英雄就义的气概外,更多的是盲目者的盲目意念。
四、结语
替《蝴蝶君》树立全新、合理的定位势在必行。那么,合理的定位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蝴蝶君》至多只能算西方话语系统内部的一次反叛尝试。当然,黄哲伦能意识到西方“单向思维模式”的荒谬性,而展开异质性思考是值得称赞与尊敬的,但是也只能到此为止。除了在意识形态的幕布下绞尽脑汁构建了一个比以往更神秘莫测的东方和设置更多的符合西方猎奇心理的情节外,我们看不到任何新的突破。这多少包含有实施者的作为少数族裔身份欲跻身主流社会的企图,也包含后殖民书写中对话语的反叛与掌控。然而一切的一切,只是西方内部的纠缠与斗争,作为东方的外围者,不管所谓“解构”的欲望如何真实与强烈,都不可能真正触及偏见的根基。
参考文献:
[1]姬蕾.试析戏剧《蝴蝶君》中的倒置关系.科技文汇(下旬刊),2007.11.
[2]丁文莉.论黄哲伦在《蝴蝶君》中对东方主义的不完全解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VOL33,(2).
[3][4][6]羌春燕.不完全的解构:《蝴蝶君》与东方主义.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5,(1).
[5]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7][8]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