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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其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中但凡光辉夺目的形象几乎都是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而缺乏血肉,有的甚至不像是活生生的人。相比之下,只有作为反面人物出场的潘金莲形象显得丰满、夺目的多。
关键词: 水浒传 潘金莲 觉醒 反封建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其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中但凡光辉夺目的形象几乎都是男性,相比之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而缺乏血肉,有的甚至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像是作者某种观念的化身或是为敷衍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捏造出来的工具”[1]。例如卢俊义之妻私通管家李固,于情于理都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作品中既未提到她与卢俊义之间有何矛盾,又未提及她之前与李固有何瓜葛,纯粹是为了使卢俊义“有国难投、有家难奔”而设计的情节;再如一丈青扈三娘,梁山好汉杀了她全家,她竟无丝毫怨恨,反而听从宋江安排心甘情愿地嫁给了矮脚虎王英,这样的描写实在令人怀疑人物的真实性;再如《水浒传》中著名的女英雄顾大嫂、孙二娘,她们或是做“人肉馒头”,或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干的净是不光彩的勾当,在江湖上是地地道道的女流氓,而一旦加入梁山,便洗心革面、判若两人,既看不出性格变化的过程,又看不到思想变化的轨迹,如此形象,确实无法在读者面前站立起来。把《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和《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略加比较,其差别何啻天壤!就是拿她们与《水浒传》中的男性形象,例如林冲、武松、李逵等作比较,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水浒传》中却有一个塑造得成功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和形象都十分鲜明的女性形象,她,就是潘金莲。
但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记得潘金莲。自《水浒传》流传四百多年以来,潘金莲几乎成了淫妇的代名词,尤其是《金瓶梅》问世之后,潘金莲更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然而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潘金莲的形象,却发现她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个觉醒女性的形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进行的。”[2]中国从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后,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成为桎梏女性精神的枷锁,女性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常的权利。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在秦之后,元之前的那些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不太成功的。固然,在唐、宋、元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一些有光彩、有声色的女性形象,然而她们大都类型化,缺乏真切的思想感情,而且一些比较成功的形象往往是一些灰色人物,例如妓女。
到了元明时期,情况略有好转,在元杂剧中涌现了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形象还是苍白的。拿成书稍早于《水浒传》的《三国演义》来说:书中较为突出的女性形象,如貂蝉、孙夫人、曹皇后等,几乎都是作者的意图或某种伦理的化生。例如十八岁的貂蝉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毅然牺牲自己的贞操、自由、幸福及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甘当美人计的女主角。对此,她没有任何迟疑和犹豫,甚至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波动和挣扎。在这里,貂蝉只是某种观念的物化,而失去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根本特点。同样,孙夫人和曹皇后也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和政治婚姻中的工具,她们身上缺乏女性起码的特质。
而在《水浒传》中,尽管大多数女性形象的刻画未超过《三国演义》的水平,可是它塑造的潘金莲这一形象却出类拔萃。
潘金莲一上场就显得很有声色,关于她的来历出身,书中是这样交代的:“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叫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潘金莲显然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姑娘,不然她绝不会到人家去做使女。那么她又是如何成为武大郎的妻子呢?书中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分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里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潘金莲显然不是一个不知礼义廉耻的淫荡妇人。作为使女,主人要“缠她”,这显然是一个改变她自身处境的机会。这种情形在古代也被看成名正言顺,如《红楼梦》中的袭人、小红,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可潘金莲却不肯依从,去告诉了主家婆。在古代,一个贫苦出身的使女能够这样做是绝不简单的。无论潘金莲是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了主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她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她珍惜了自己的感情,她不为富贵所动,更不为威武所屈。这比之扈三娘任凭宋江把自己嫁给王英显然要高贵得多,也真实得多。
然而,尽管潘金莲摆脱了主人的纠缠,却无法摆脱她悲剧的命运,她最终还是被“白白地”嫁给了武大郎。潘金莲的遭遇是封建社会中下层女性的一般遭遇,但她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女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点:她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她要与自己的命运——即要与强加于她的这一桩不合理婚姻作斗争。成为武大郎的妻子后,她并没有顺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训诫,她对武大郎的不满正体现了她的觉醒,表现了她对理想爱情的渴慕和追求。被传统封建伦常观念埋葬的中国女性的女儿性在她身上爆发了,她不愿像其他被蹂躏被践踏的女性一样保持沉默,她要反抗这种难堪的痛苦,寻求自己的幸福。这种情形出现在明初的叙事文学中,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殉情(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和才子佳人婚前恋(如元稹的《莺莺传》)的比比皆是,而像这样表现女性不满已有婚姻寻求理想爱情的,《水浒传》是个先例。由表现男子“喜新厌旧”到表现女子真性情,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彻底颠覆。
当英俊高大的打虎英雄武松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潘金莲的女儿性一下子爆发了,她毫不犹豫地爱上了武松,并展开了大胆火热的追求:“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就好。”“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她的这一系列“伤风败俗”的举动“理所应当”受到了武松的拒绝。武松虽是名震一方的好汉,在这方面却是个典型的“风化主义者”。潘金莲找错了对象,落得个自讨没趣,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对理想爱情的迫切渴望。
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与她之爱武松却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码事。西门庆是个恶霸加流氓式的人物:“从小也是个奸诈的人,好使些拳棒,近来爆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在他的淫威和那个“智赛随何,机强陆贾”的王婆的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下,潘金莲落入西门庆的魔掌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跳出《水浒传》中对潘金莲的不堪描写,而应该看到西门庆和王婆在这一事件中的一系列周密安排和迫使她就范的方法、手段。事实上,潘金莲只是西门庆无耻淫欲的一个牺牲品,是一个被侮辱被践踏的可怜女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像她不可避免地被嫁给武大郎那样,她要逃脱西门庆的魔掌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她最后是被迫还是自愿,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潘金莲的悲剧是必然的,是在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幸福和个性自由的女性的必然下场。就这点而言,她的遭遇与杜十娘、周胜仙甚至和香菱、黛玉所遭遇的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她反抗主人对她的纠缠,不满强加给她的痛苦的婚姻,她大胆追求她所爱的男子,这一切,都无可厚非。
杀死潘金莲的表面上是武松,然而实质上却是整个罪恶的封建制度,是潘金莲的主人、西门庆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她自己——如果她顺从当时的社会偏见,做了大户人家的妾,也许后面的一切悲剧就可以避免;甚至也是武松头脑中的“风化主义”,封建礼教同样毒害了这位打虎英雄,因为他始终相信他杀死的是一个“淫妇”。
潘金莲的悲剧其实是三个人的悲剧:武大郎是这悲剧中最可怜的牺牲者,他糊里糊涂地娶了一个漂亮女人,最后又糊里糊涂地葬送了性命,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悲剧的扮演者;潘金莲则是有所反抗、有所追求然而却生不逢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毁灭的自觉的悲剧扮演者;武松在这一事件上的悲剧性较之前二人更为深刻:如此一个敢于反抗压迫、反抗封建朝廷的英雄人物,却杀死了一个事实上也在反抗封建制度的女人(尽管她也有错),而且自始至终不自觉。
形象总是大于思维。潘金莲的形象正是一个觉醒了的反抗者形象,她的悲剧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觉醒者的悲剧。这一形象的全部深刻性和鲜明的真实性就在于她表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不是天使,也绝不是魔鬼;在她身上,真的、善的、美的追求与假的、丑的、恶的欲望是这样紧密地、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冯雪峰在《说梦录》中说过:“从封建社会压迫下觉醒的妇女,总要通过‘女性的觉醒’,来实现‘人的觉醒’。”[3]《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正是中国最早起来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市民阶级女性形象,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形象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金瓶梅》中继续找到一席之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杨广岳.论《水浒传》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及其原因.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9/04.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
[3]冯雪峰.说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53.
关键词: 水浒传 潘金莲 觉醒 反封建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唯一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其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作品中但凡光辉夺目的形象几乎都是男性,相比之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显得苍白无力而缺乏血肉,有的甚至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像是作者某种观念的化身或是为敷衍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捏造出来的工具”[1]。例如卢俊义之妻私通管家李固,于情于理都让人匪夷所思,因为作品中既未提到她与卢俊义之间有何矛盾,又未提及她之前与李固有何瓜葛,纯粹是为了使卢俊义“有国难投、有家难奔”而设计的情节;再如一丈青扈三娘,梁山好汉杀了她全家,她竟无丝毫怨恨,反而听从宋江安排心甘情愿地嫁给了矮脚虎王英,这样的描写实在令人怀疑人物的真实性;再如《水浒传》中著名的女英雄顾大嫂、孙二娘,她们或是做“人肉馒头”,或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干的净是不光彩的勾当,在江湖上是地地道道的女流氓,而一旦加入梁山,便洗心革面、判若两人,既看不出性格变化的过程,又看不到思想变化的轨迹,如此形象,确实无法在读者面前站立起来。把《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和《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略加比较,其差别何啻天壤!就是拿她们与《水浒传》中的男性形象,例如林冲、武松、李逵等作比较,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水浒传》中却有一个塑造得成功的、有血有肉的、性格和形象都十分鲜明的女性形象,她,就是潘金莲。
但凡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会记得潘金莲。自《水浒传》流传四百多年以来,潘金莲几乎成了淫妇的代名词,尤其是《金瓶梅》问世之后,潘金莲更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然而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潘金莲的形象,却发现她是中国古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一个觉醒女性的形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进行的。”[2]中国从奴隶制进入封建社会后,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成为桎梏女性精神的枷锁,女性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和一切正常的权利。这种现象反映在文学中,就表现为在秦之后,元之前的那些表现女性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不太成功的。固然,在唐、宋、元代的文学作品中不乏有一些有光彩、有声色的女性形象,然而她们大都类型化,缺乏真切的思想感情,而且一些比较成功的形象往往是一些灰色人物,例如妓女。
到了元明时期,情况略有好转,在元杂剧中涌现了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形象还是苍白的。拿成书稍早于《水浒传》的《三国演义》来说:书中较为突出的女性形象,如貂蝉、孙夫人、曹皇后等,几乎都是作者的意图或某种伦理的化生。例如十八岁的貂蝉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毅然牺牲自己的贞操、自由、幸福及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甘当美人计的女主角。对此,她没有任何迟疑和犹豫,甚至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波动和挣扎。在这里,貂蝉只是某种观念的物化,而失去了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的根本特点。同样,孙夫人和曹皇后也只是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和政治婚姻中的工具,她们身上缺乏女性起码的特质。
而在《水浒传》中,尽管大多数女性形象的刻画未超过《三国演义》的水平,可是它塑造的潘金莲这一形象却出类拔萃。
潘金莲一上场就显得很有声色,关于她的来历出身,书中是这样交代的:“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叫做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潘金莲显然是个贫苦人家出身的姑娘,不然她绝不会到人家去做使女。那么她又是如何成为武大郎的妻子呢?书中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这使女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分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里有一点尤其值得注意:潘金莲显然不是一个不知礼义廉耻的淫荡妇人。作为使女,主人要“缠她”,这显然是一个改变她自身处境的机会。这种情形在古代也被看成名正言顺,如《红楼梦》中的袭人、小红,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可潘金莲却不肯依从,去告诉了主家婆。在古代,一个贫苦出身的使女能够这样做是绝不简单的。无论潘金莲是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了主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她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她珍惜了自己的感情,她不为富贵所动,更不为威武所屈。这比之扈三娘任凭宋江把自己嫁给王英显然要高贵得多,也真实得多。
然而,尽管潘金莲摆脱了主人的纠缠,却无法摆脱她悲剧的命运,她最终还是被“白白地”嫁给了武大郎。潘金莲的遭遇是封建社会中下层女性的一般遭遇,但她与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女性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点:她不满于自己的处境,她要与自己的命运——即要与强加于她的这一桩不合理婚姻作斗争。成为武大郎的妻子后,她并没有顺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训诫,她对武大郎的不满正体现了她的觉醒,表现了她对理想爱情的渴慕和追求。被传统封建伦常观念埋葬的中国女性的女儿性在她身上爆发了,她不愿像其他被蹂躏被践踏的女性一样保持沉默,她要反抗这种难堪的痛苦,寻求自己的幸福。这种情形出现在明初的叙事文学中,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
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表现殉情(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妻》)和才子佳人婚前恋(如元稹的《莺莺传》)的比比皆是,而像这样表现女性不满已有婚姻寻求理想爱情的,《水浒传》是个先例。由表现男子“喜新厌旧”到表现女子真性情,这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彻底颠覆。
当英俊高大的打虎英雄武松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时,潘金莲的女儿性一下子爆发了,她毫不犹豫地爱上了武松,并展开了大胆火热的追求:“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就好。”“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她的这一系列“伤风败俗”的举动“理所应当”受到了武松的拒绝。武松虽是名震一方的好汉,在这方面却是个典型的“风化主义者”。潘金莲找错了对象,落得个自讨没趣,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对理想爱情的迫切渴望。
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与她之爱武松却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码事。西门庆是个恶霸加流氓式的人物:“从小也是个奸诈的人,好使些拳棒,近来爆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在他的淫威和那个“智赛随何,机强陆贾”的王婆的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下,潘金莲落入西门庆的魔掌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件事上,我们应该跳出《水浒传》中对潘金莲的不堪描写,而应该看到西门庆和王婆在这一事件中的一系列周密安排和迫使她就范的方法、手段。事实上,潘金莲只是西门庆无耻淫欲的一个牺牲品,是一个被侮辱被践踏的可怜女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就像她不可避免地被嫁给武大郎那样,她要逃脱西门庆的魔掌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她最后是被迫还是自愿,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潘金莲的悲剧是必然的,是在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幸福和个性自由的女性的必然下场。就这点而言,她的遭遇与杜十娘、周胜仙甚至和香菱、黛玉所遭遇的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她反抗主人对她的纠缠,不满强加给她的痛苦的婚姻,她大胆追求她所爱的男子,这一切,都无可厚非。
杀死潘金莲的表面上是武松,然而实质上却是整个罪恶的封建制度,是潘金莲的主人、西门庆这些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她自己——如果她顺从当时的社会偏见,做了大户人家的妾,也许后面的一切悲剧就可以避免;甚至也是武松头脑中的“风化主义”,封建礼教同样毒害了这位打虎英雄,因为他始终相信他杀死的是一个“淫妇”。
潘金莲的悲剧其实是三个人的悲剧:武大郎是这悲剧中最可怜的牺牲者,他糊里糊涂地娶了一个漂亮女人,最后又糊里糊涂地葬送了性命,他是一个不自觉的悲剧的扮演者;潘金莲则是有所反抗、有所追求然而却生不逢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毁灭的自觉的悲剧扮演者;武松在这一事件上的悲剧性较之前二人更为深刻:如此一个敢于反抗压迫、反抗封建朝廷的英雄人物,却杀死了一个事实上也在反抗封建制度的女人(尽管她也有错),而且自始至终不自觉。
形象总是大于思维。潘金莲的形象正是一个觉醒了的反抗者形象,她的悲剧也是一个生不逢时的觉醒者的悲剧。这一形象的全部深刻性和鲜明的真实性就在于她表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女人:她不是天使,也绝不是魔鬼;在她身上,真的、善的、美的追求与假的、丑的、恶的欲望是这样紧密地、水乳交融般地交织在一起。冯雪峰在《说梦录》中说过:“从封建社会压迫下觉醒的妇女,总要通过‘女性的觉醒’,来实现‘人的觉醒’。”[3]《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形象正是中国最早起来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市民阶级女性形象,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形象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金瓶梅》中继续找到一席之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杨广岳.论《水浒传》梁山英雄对女性的态度及其原因.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9/04.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
[3]冯雪峰.说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