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果你吃的不够好，是因为你吃的不够贵”的美食界，若一个人“穷”，还要谈“吃”，实在是少见。“穷”便意味着没有讲究、没有食材，没有环境，一切只是碰碰运气—那街头的小贩能否有高超的技艺，为你献上一碗美妙的牛肉面。不过对于舒国治来说，他笔下的“吃”更像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不是美食指南。
　　
　　在新书《台北小吃札记》的序言中，他写道：“若有一个年轻人，不想再忍受上班，决心每天烘三百个葱花面包，下午三点出炉，六点便全数卖完。再如主妇每日中午将精心调制的五十个便当拿到公园卖，半小时卖完回家，这皆是我所谓‘理想的行业’，更别说对社会之贡献了。”
　　但舒国治表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工作，因为做便当需要规律的生活，“我的生活要比这些职业还要更懒散一些，我连生产自己的几篇稿子都很不规律，才成为现在的自己。”有什么方法可以成为舒国治？“赖着不过而已。”
　　59岁的舒国治，高、瘦，衣服简单，可以称得上朴素。他并没有多少长辈的威严，和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告诫我们，大可以离“压力”、“焦虑”这些词远一点。他是生活在现代台北的古代人。住的楼没有电梯，因为4 楼以下爬行并不辛苦；坚持不装冷气，因为夏天就应该出汗，正如葡萄就该微酸，西瓜就该有籽，无籽西瓜和反季节水果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噩梦；家里拒绝一切多余的东西，比如电视。
　　有人把他的状态称为“慢活”，但舒国治一本正经地告诉记者，“我不会让我自己一天接80条短信，一天二三条就好。我不是为了慢，我是要好。比如按我吃饭的速度，会耽误你的采访，那我就只吃一半，也不要赶，但同时我要跟社会保持和谐。”
　　舒国治基本没上过班，只靠稿费生活。和他的好友梁文道不一样，他的写作强度只维持在一周两篇专栏，工作时间控制在每天两小时内，收入保持在够用就好。他不储蓄，结集出书亦不强求，往往是户头快要见底了，又有稿费恰好打进来。
　　梁文道说，他所认识的“最会玩、又最会讲故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阿城，一个是舒国治。阿城是内敛型，舒国治则是潇洒的博物学家，天文地理无所不云：去喝酒他给你讲酒，吃葡萄他谈论葡萄，万事万物皆是话题，让人听下来不知他读过多少卷书，行过多少里路。
　　舒国治曾带梁文道去过台北的“坟场”。此地名字阴森，气氛古怪，梁文道在此喝到了上好的红葡萄酒，并佐以口感绝佳的牛肉面，感叹“这两样居然能一起吃？”
　　上世纪90年代，舒国治自美返台，20余年来，竟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不过他很少进茶馆餐厅，多是以小吃果腹——“三餐皆外食，多半时候又是独自一人用餐，不易进菜馆餐厅，只是在摊子、小肆、骑楼下等随处坐下，速速吃完。久而久之发觉此等小店所制食物多有大菜馆比不上者，实则大馆子近二三十年早有颓唐之势，朋友间聊起，皆有每欲宴客左思右想不得一馆之叹。”
　　舒国治被誉为“小吃教主”，却自谦为“绕远路达人”。像他一样享用美食，除了需要店址，更需要心境和时间，“比如晚上我要去上一个大导演的戏，虽然是大戏，但你只有两分钟。你要用前面去玩的东西冲淡这件事的重要性。上这个戏之前，我经过农村，吃了一个窝窝头，是三十年来吃过最好的，没准今天日记写这个多一点，而关于这场戏，两个字都不愿意写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