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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就是一个新业态，管理方式要区别于一般贸易
早在2016年10月，郭尚伟所在的一个跨境电商从业人员群里，就有人颇为神秘地放出风声说，年底会有一个关于跨境电商新政（以下简称“4·8”新政）的重磅新闻出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谜底很快便被揭开。一个月后的11月15日，商务部发言人即公开表示，“4·8”新政延期至2017年底。这已是第二次延期，距离2016年5月25日的首次延期不足半年。
第二天早上，郭尚伟一打开手机，便看到了几个朋友同时给他转发的这则新闻。
“大家都说说，这算是好消息吗？”他将这则新闻发在朋友圈的同时，配发了一个问题。
2016年5月新政首次延期的消息出来后，郭尚伟转发新闻时辅以三个鼓掌的表情。而今，他没了那时的兴奋。
“靴子还是没落地。”郭尚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就像是一颗‘炸弹’，只是把它引爆的时间拉长了，但‘警报’没有解除。”
准备大干一场
郭尚伟对跨境电商的关注始于2013年。他当时在郑州保税区做物流生意，一部分客户做的正是跨境电商业务，“那时就觉得前景很好，自己也想试试。”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入场的，是一年后海关总署出台的多项对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
2014年3月，海关总署对跨境电商的“保税进口”模式作出明确说明，进口电商可提前批量采购，以海运/空运方式将商品运至保税区内的保税仓免税备货，消费者下单后，商品可直接从保税仓库经报关报检后发货，出仓商品只需缴纳相对低廉的行邮税，且享受50元的免征额。
5个月后，海关总署在发布的“56号文”中再次明确了对进口跨境电商的监管思路；随后的“57号文”赋予了网购保税进口合法身份，即1210监管代码，简称“保税电商”。
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让郭尚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当年10月，他解散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跟几个朋友合伙在保税区做起了跨境电商生意。
彼时，国内的跨境电商起步不久，但势头迅猛。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国内跨境电商的交易额达到3.75万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 39%，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
郭尚伟最初的尝试是做一个专营进口奶粉的跨境电商平台，他希望把平台建成像淘宝一样的“集市”，不仅能在上面卖自己的奶粉，还能吸引其他跨境电商从业者入驻。
这其实跟当时整个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路径一致。大多数初入者都希望在风口到来之时抓住机遇，利用平台占得先机。随后两年里，得益于政策激励，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这些原本并不涉足海外购的电商平台也都积极入场了。
也是在这两年，国内的跨境电商因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引发外界关注，市场规模和消费者数量均在全球贸易趋冷的悲观环境下逆势增长。到2015年底，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已达4.8万亿元。
尽管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网站的运營和前期推广，那个连名字都还没确定的平台无疾而终，但郭尚伟还是在2015年依靠奶粉进口生意赚到了10万元，一个做进口纸尿裤生意的朋友则赚了近200万元。
在保税区里赚到第一桶金的同行们大多忙着扩大规模，准备来年大干一场。
风向突变
可是一年后，形势却突然变化。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公告：中国将自4月8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调整行邮税政策。这就是外界俗称的“4·8”新政。
“4·8”新政规定：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50元税款免征额；单笔跨境购物的消费限额为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额为2万元。
伴随而来的，还有新政正式实施的前一晚，财政部、海关总署等11部委联合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即俗称的“正面清单”。
此前，国家在跨境电商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明确要求哪些品类不能列入跨境进口名录，清单以外的品类则不作限制；而正面清单恰恰相反，要求名单内的商品必须按照进口货物管理，还需向主管部门办理许可证。
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加上监管方式改变带来的通关压力让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们一时间不知所措。
“让平台和商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适应新政难度很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对依靠保税备货模式起家的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来说影响很大。
相比之下，直邮模式受到的冲击较小，税改虽取消了保税进口模式下的行邮税制度，但在海外直邮模式下仍保留了行邮税和50元的起征点，只是调高了此前的税率。
这让那些走直邮路线的跨境电商平台获益，比如洋码头。“从税改后的运营数据看，我们的业务增长很稳健，远超预期。”洋码头CEO曾碧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直邮目前在洋码头业务量中的占比高达90%。
也因此，很多原本以保税备货模式为主的跨境电商平台在“4·8”新政后开始转型，逐渐增加直邮模式的业务占比，以期抵消税改对保税模式的冲击。
但“4·8”新政对大多数平台和商家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对政策的讨论之声也不绝于耳。最终，相关部门在2016年5月24日宣布，“4·8”新政暂缓一年执行。至此，跨境电商税改新政在实施不到两个月后，紧急刹车。
新业态如何定性
然而，新政只是部分暂缓实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监管方式暂缓，而税收新政则即日执行。
过去十几个月，在社会广泛讨论新政的同时，由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委组成的调研组也在杭州、郑州、上海等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展开了密集的调研。
“调研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商这种新的业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天猫国际副总经理邢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4·8”新政引发讨论的核心所在，而该问题的答案关乎暂缓后的新政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政府主管部门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业界希望能够明确的。 但这并不容易界定。
曾碧波认为，从供应链的组织模式和商品的流通管理上看，保税备货模式跟一般贸易进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销售形式不一样，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难道贸易进口套了互联网的帽子就是新业态了？”
“一般贸易是进入国内流通，而我们是海外品牌商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向个人消费者供给产品，平台只是做了一些营销、支付、物流环节的服务。”邢悦认为，这就意味着国内的主体不是贸易商，而是服务商。
而管服务商的方式和管贸易方的方式肯定要有所区别。在邢悦看来，“按照一般贸易方式监管对主管部门来说是省时省力，但未必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实际上，目前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行业内部，都已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就是一个新业态，管理方式要区别于一般贸易。
未知的终极方案
具体怎么管理跨境电商，目前仍未明晰。但业界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想要退回到“4·8”新政以前的监管模式已不太可能。
“因为跨境电商对中国国内的本土零售产业冲击太大。”曾碧波说。
一位要求匿名的跨境电商平台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政策调整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针对特定海外商品的证件问题，比如宠物食品就需要农业部发许可证、奶粉和保健品需要到食药监部门备案注册、进口食品要符合中国的国家标准等。
“我们希望能够免掉这些准入许可证，只要能证明产品是海外发售的就行了。而在标准上，进口食品除安全标准必须符合国标外，技术标准只要符合原产地标准就可以了。”他说。
而曾碧波最希望调整的是单笔2000元、年度2万元的跨境购物限额，“消费者的需求在那放着，还是会通过邮政的方式买进限额之上的产品，而且逃了税，进行限制是抑制消费，没有必要。”
但從海关总署近期推出的全国统一版清关系统来看，跨境购物限额的调整已无可能。
“海关总署做统一版的系统就是应财政部要求，杜绝各地系统不相连导致的购物限额统计难问题，统一系统后，每个用户有没有超限额就一目了然了，便于监管。”邢悦说。
不过，曾碧波始终认为，“4·8”新政调整的方向不在于把保税进口模式区别于一般贸易进行监管，而是降低一般贸易的监管门槛，“因为一般贸易的门槛太高导致很多想涉足这一领域的人转而做了保税进口生意。”
上述电商平台负责人的观察是，有关部门现在倾向于对跨境进口的零售商品进行分类监管，比如高风险类、敏感商品类，不同类别的进口商品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方式，“但最终怎么分类、分完后怎么管还没有定论。”
“我再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还不行就只能转行了。”话虽如此，但郭尚伟仍期待最终落地的政策能让自己“咸鱼翻身”。
早在2016年10月，郭尚伟所在的一个跨境电商从业人员群里，就有人颇为神秘地放出风声说，年底会有一个关于跨境电商新政（以下简称“4·8”新政）的重磅新闻出来。
让他没想到的是，谜底很快便被揭开。一个月后的11月15日，商务部发言人即公开表示，“4·8”新政延期至2017年底。这已是第二次延期，距离2016年5月25日的首次延期不足半年。
第二天早上，郭尚伟一打开手机，便看到了几个朋友同时给他转发的这则新闻。
“大家都说说，这算是好消息吗？”他将这则新闻发在朋友圈的同时，配发了一个问题。
2016年5月新政首次延期的消息出来后，郭尚伟转发新闻时辅以三个鼓掌的表情。而今，他没了那时的兴奋。
“靴子还是没落地。”郭尚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就像是一颗‘炸弹’，只是把它引爆的时间拉长了，但‘警报’没有解除。”
准备大干一场
郭尚伟对跨境电商的关注始于2013年。他当时在郑州保税区做物流生意，一部分客户做的正是跨境电商业务，“那时就觉得前景很好，自己也想试试。”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入场的，是一年后海关总署出台的多项对跨境电商的扶持政策。
2014年3月，海关总署对跨境电商的“保税进口”模式作出明确说明，进口电商可提前批量采购，以海运/空运方式将商品运至保税区内的保税仓免税备货，消费者下单后，商品可直接从保税仓库经报关报检后发货，出仓商品只需缴纳相对低廉的行邮税，且享受50元的免征额。
5个月后，海关总署在发布的“56号文”中再次明确了对进口跨境电商的监管思路；随后的“57号文”赋予了网购保税进口合法身份，即1210监管代码，简称“保税电商”。
这一系列的政策红利让郭尚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当年10月，他解散了自己的物流团队，跟几个朋友合伙在保税区做起了跨境电商生意。
彼时，国内的跨境电商起步不久，但势头迅猛。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国内跨境电商的交易额达到3.75万亿元，同比增长率高达 39%，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
郭尚伟最初的尝试是做一个专营进口奶粉的跨境电商平台，他希望把平台建成像淘宝一样的“集市”，不仅能在上面卖自己的奶粉，还能吸引其他跨境电商从业者入驻。
这其实跟当时整个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路径一致。大多数初入者都希望在风口到来之时抓住机遇，利用平台占得先机。随后两年里，得益于政策激励，阿里巴巴、京东、亚马逊这些原本并不涉足海外购的电商平台也都积极入场了。
也是在这两年，国内的跨境电商因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引发外界关注，市场规模和消费者数量均在全球贸易趋冷的悲观环境下逆势增长。到2015年底，中国跨境电商规模已达4.8万亿元。
尽管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于网站的运營和前期推广，那个连名字都还没确定的平台无疾而终，但郭尚伟还是在2015年依靠奶粉进口生意赚到了10万元，一个做进口纸尿裤生意的朋友则赚了近200万元。
在保税区里赚到第一桶金的同行们大多忙着扩大规模，准备来年大干一场。
风向突变
可是一年后，形势却突然变化。
2016年3月24日，财政部发布公告：中国将自4月8日起实施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并调整行邮税政策。这就是外界俗称的“4·8”新政。
“4·8”新政规定：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取消50元税款免征额；单笔跨境购物的消费限额为2000元、个人年度交易限额为2万元。
伴随而来的，还有新政正式实施的前一晚，财政部、海关总署等11部委联合公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即俗称的“正面清单”。
此前，国家在跨境电商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即明确要求哪些品类不能列入跨境进口名录，清单以外的品类则不作限制；而正面清单恰恰相反，要求名单内的商品必须按照进口货物管理，还需向主管部门办理许可证。
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加上监管方式改变带来的通关压力让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们一时间不知所措。
“让平台和商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适应新政难度很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王健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对依靠保税备货模式起家的跨境电商平台和商家来说影响很大。
相比之下，直邮模式受到的冲击较小，税改虽取消了保税进口模式下的行邮税制度，但在海外直邮模式下仍保留了行邮税和50元的起征点，只是调高了此前的税率。
这让那些走直邮路线的跨境电商平台获益，比如洋码头。“从税改后的运营数据看，我们的业务增长很稳健，远超预期。”洋码头CEO曾碧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直邮目前在洋码头业务量中的占比高达90%。
也因此，很多原本以保税备货模式为主的跨境电商平台在“4·8”新政后开始转型，逐渐增加直邮模式的业务占比，以期抵消税改对保税模式的冲击。
但“4·8”新政对大多数平台和商家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对政策的讨论之声也不绝于耳。最终，相关部门在2016年5月24日宣布，“4·8”新政暂缓一年执行。至此，跨境电商税改新政在实施不到两个月后，紧急刹车。
新业态如何定性
然而，新政只是部分暂缓实施——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监管方式暂缓，而税收新政则即日执行。
过去十几个月，在社会广泛讨论新政的同时，由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委组成的调研组也在杭州、郑州、上海等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展开了密集的调研。
“调研主要集中在‘跨境电商这种新的业态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天猫国际副总经理邢悦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是“4·8”新政引发讨论的核心所在，而该问题的答案关乎暂缓后的新政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政府主管部门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业界希望能够明确的。 但这并不容易界定。
曾碧波认为，从供应链的组织模式和商品的流通管理上看，保税备货模式跟一般贸易进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销售形式不一样，一个在线上，一个在线下，“难道贸易进口套了互联网的帽子就是新业态了？”
“一般贸易是进入国内流通，而我们是海外品牌商直接通过电商平台向个人消费者供给产品，平台只是做了一些营销、支付、物流环节的服务。”邢悦认为，这就意味着国内的主体不是贸易商，而是服务商。
而管服务商的方式和管贸易方的方式肯定要有所区别。在邢悦看来，“按照一般贸易方式监管对主管部门来说是省时省力，但未必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实际上，目前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行业内部，都已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就是一个新业态，管理方式要区别于一般贸易。
未知的终极方案
具体怎么管理跨境电商，目前仍未明晰。但业界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想要退回到“4·8”新政以前的监管模式已不太可能。
“因为跨境电商对中国国内的本土零售产业冲击太大。”曾碧波说。
一位要求匿名的跨境电商平台负责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政策调整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针对特定海外商品的证件问题，比如宠物食品就需要农业部发许可证、奶粉和保健品需要到食药监部门备案注册、进口食品要符合中国的国家标准等。
“我们希望能够免掉这些准入许可证，只要能证明产品是海外发售的就行了。而在标准上，进口食品除安全标准必须符合国标外，技术标准只要符合原产地标准就可以了。”他说。
而曾碧波最希望调整的是单笔2000元、年度2万元的跨境购物限额，“消费者的需求在那放着，还是会通过邮政的方式买进限额之上的产品，而且逃了税，进行限制是抑制消费，没有必要。”
但從海关总署近期推出的全国统一版清关系统来看，跨境购物限额的调整已无可能。
“海关总署做统一版的系统就是应财政部要求，杜绝各地系统不相连导致的购物限额统计难问题，统一系统后，每个用户有没有超限额就一目了然了，便于监管。”邢悦说。
不过，曾碧波始终认为，“4·8”新政调整的方向不在于把保税进口模式区别于一般贸易进行监管，而是降低一般贸易的监管门槛，“因为一般贸易的门槛太高导致很多想涉足这一领域的人转而做了保税进口生意。”
上述电商平台负责人的观察是，有关部门现在倾向于对跨境进口的零售商品进行分类监管，比如高风险类、敏感商品类，不同类别的进口商品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方式，“但最终怎么分类、分完后怎么管还没有定论。”
“我再给自己一年时间，如果还不行就只能转行了。”话虽如此，但郭尚伟仍期待最终落地的政策能让自己“咸鱼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