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周的《戴王冠的白鹦鹉》是一个六城故事集。这个故事记录了夏周在上海出生，到悉尼留学，在伦敦实习，到东京旅游，去首尔度假，在纽约读研的一段人生历程。夏周主业设计，写小说纯是兴趣，这也符合夏周作为“Z世代”为兴趣而生的生活逻辑。“为了传达和呈现人的‘心灵’（soul）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文学艺术的创造就成了人类赋予‘世界’以可把握的‘形式’（form）的‘赋形’（form-creation）活动。”（贺昌盛、蒋满凤《“小说”何以呈现“现代”世界“总体性”》，《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0期）夏周的这个故事集就是用讲述的方式为世界“赋形”。作为一个九五后写作者，他是这个时代的年轻的声音，他呈现出来的是还没有被完全注意到的一个年轻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写作的初学者往往会以自我为写作对象，从个人的精神世界再扩展到外部世界，塑造出个体的精神历程。但夏周却起笔老到，他的小说集既体现了个体的经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症候，同时还试图对“死亡”“爱”等此类哲学命题进行探讨。这也意味着在小说创作的道路上，夏周已经尝试将“问题”带入小说之中，尝试借助“叙事”和“想象”来寻求可能性的答案，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症候感让他区别于普通的青春写作，赋予了写作更深刻的意义。
　　这是一个具有空间感的小说集。从某种意义上讲，Z世代的年轻人正是在虚构的神怪游戏世界中长大的，这和现实共同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的真相。Z世代是一个从美国流传过来的流行用语，指在一九九五年至二○○九年间出生的人。这批年轻人是受到互联网、即时通信、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影响很大的一代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经验世界和空间体系。六篇小说分别在六个不同的城市：上海、悉尼、纽约、伦敦、东京、首尔，构成了一个全球化的文本。小说对每个城市的空间特征都有精准的描绘。如《以黄昏为例》写到东京，在陈雪鸢人生的最后时刻，作者将其安排在明治神宫的鸟居。鸟居在日本的神话中代表神域的入口，是连接神域和俗世的大门，白先生在这里和姑获鸟展开大战。《哀矜之时》写到首尔的几个重要地标，也是年轻人最爱去的潮流场所。《戴王冠的白鹦鹉》中写到了悉尼的达令港，港口停泊的白色游艇，远处的悉尼塔。《自由与枪声》中的纽约则选择了杂乱的法拉盛和繁华的曼哈顿。《比长跑更长》则发生在伦敦，周末卫一鸣和王曦月走在垂满英国国旗的摄政街，这条皇家大道是英伦风的最好表征。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知这个世界的坐标，时间“体现物质运动的顺序性、持续性”，空间“体现物质存在的伸展性、广延性”（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Z世代的生活方式中，时间已经虚拟化，空间的并置、移动已经成为生活常态，小说的空间结构也正对应了Z世代写作者感知世界的方式。同时，人类的世界和鬼神的世界又构成了一个现实和虚构的平行时空。
　　其次，这是一个九五后新生代的故事集，也体现了一个Z世代年轻人的宇宙观。这个新生代的世界是由父辈、祖父辈的生活的回望和想象构成的，是以由很多平行的同龄人的世界构成的。他们有的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有的是定居海外的移民，有的是因公出差的白领，有的是观光旅游的情侣。夏周记录下了他们的热爱，也记录下了他们的悲伤。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获得了很多父辈们没有享受过的自由和物质，但是他们也深陷在自己的困境之中。关于死亡这一命题，作者借用白无常之口告诉他的人物红梅，“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看出的世界也不同”。红梅希望父亲活着，也许父亲并不这么想。生命终究是自己的事，多少生死的背后其实又潜伏着原生家庭的伤害与恩怨。在《哀矜之时》中有关死亡的思考又与抑郁症和网络暴力联系在一起。在网络时代，个体很容易沦为福柯所讲的“生命档案化”的“人口”（population），但人作为纯粹的生命体（vivant），又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被理解和被关注。虽然在小说的结尾，韩小鱼最后和自己、和死去的好友都达成了某种和解，但这个难题其实是无解的。
　　这又是一部结构上非常精巧的、埋伏着草泥灰线的伏笔的死亡之书。书名为《戴王冠的白鹦鹉》，一直读到最后一篇《以黄昏为例》，才发现这个白鹦鹉其实就是白先生，白先生则是地狱使者白无常的化身。这一设定的原型是悉尼皇家植物园常见的黄顶白鹦鹉。虽然直到最后作为死神代言人的白先生才揭开面纱，但在红梅的梦境中，他就已经出现，并且贯穿整个小说集。在小说流动的叙述中，白先生往往会忽然切入，凝视着尘世里这些悲伤的人们，抚慰着脆弱的人心。白先生是一个超验的形象，借由白先生的凝视，芸芸众生的苦难仿佛得以抚慰。但同时白先生不仅仅是鬼神，也是一个有着自我情感的“人”，也会为了爱情而不顾一切。对于生长在相对稳定环境中的Z世代，他们更关心自我价值的充分实现，也对这个世界有着更温暖的爱和关怀。
　　这是一部现实与虚构相交叉，文学、设计、美术、玄幻交织的跨界之书。夏周本身是昆士兰大学多媒体设计学士，帕森斯设计学院交互设计硕士，他为自己笔下的白鹦鹉亲自设计了封面。同时，在阅读时候，我们也会感受到现实和虚构的交叉，一些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穿插在虚构的故事里，比如二○一七年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二○一八年伦敦马拉松参赛选手死亡案，二○一九年轰动一时的日本京都动画纵火案，还有二○一九年引發大家对于抑郁症和女性性骚扰事件关注的崔雪莉首尔自杀身亡案……这些虚构的主人公、来自玄幻世界的死亡使者和真实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时代感。甚至作者还会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巧思。《比长跑更长》中，卫一鸣在学姐王曦月死后得知她其实爱着自己时，作者并不是通过文字来传达他复杂的心情，而是用了一个魔幻的情节处理：“他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骨骼断裂的声音，肌肉重生的声音。他感觉变成了一棵树，根须从他脚里长出来，他睡着了，梦里他一直在跑。醒来后，他发现脚变大了—就像王曦月和马拉多纳的脚那样变大了—令他错愕与羞愧的是，不是一般的大，足有五十码，如果脚趾间有蹼，简直就是夸张的鸭掌。”这都使得这本小说集既有魔幻现实主义特色，又充满玄幻的少年感。
　　众所周知，九五后世代的青年文化，和祖辈、父辈们截然不同，他们生长在较为充裕的物质环境和由电子游戏等构成的虚幻电子世界中，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性转换紧密相关。这个发生在世界各地不同空间的故事集正体现了这种全球性。但不容否认的是，夏周笔下的各地故事还是流于表面，对各个标志性空间也只能说是浮光掠影，夏周是否有能力把握到更为深层的青年心理困境，是否能够跳脱出青春经验叙事的藩篱，还是值得作者本人继续反思和沉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