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声色假象与日常生活

　　哲学给人的印象一般都是枯燥、乏味、抽象、不近人情的，甚至有人觉得哲学家都是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知人类之疾苦，而整天在想那些玄而又玄的问题。一讲到哲学家，大家就会想起发疯的尼采、被杀死的苏格拉底，或者始终保持沉思状态的（罗丹）思想者。
　　我不赞成把一般的哲学学者和教师称为“哲学家”。当代中国很少有人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哲学家，大部分在学院里的都可以被叫作“哲学工作者”。用红白机时代的超级玛丽来比喻的话，哲学工作者不一定是独居在象牙塔中，他已经走出来了，在他面前有很多现实利益的诱惑的，不仅有经济的、权力的，还有虚荣的。他们和普罗大众之间有一道很深的鸿沟。怎么跨越这道鸿沟？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我在德国的学习经历让我觉得，专业哲学讲座的听众会提出非常到位的问题，但这些听众并不是职业的科班出身的学习哲学的人，而是医生、法官、律师、普通的家庭主妇、工程师、幼儿园老师。有一次我在德国坐区域火车。在我对面是一个穿着工匠工作服的老爷爷，他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时我的德语还不是很好，聊了几句。我很惊讶，他是一个普通的修理工，爱好是读这种天书一般的哲学经典。我觉得最近几年，大家对文化有一种更深的思考和追求，但社会没有供给很好的精神和思想产品。大家也知道，当代学院哲学的形象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当你打开任何一本哲学的专业刊物，你会发现里面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串在一起的句子，你不知道它在说什么。这不适合普罗大众或社会人士去阅读。整个学院哲学给人的印象是枯燥、乏味、高深、傲娇、孤芳自赏的。这是它的问题和缺点。所以，如果想跨越这道鸿沟，需要两边都往中间跨一步，两边都要付出一些时间和代价。
　　其实不管是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就比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当年他对哲学问题的讨论基本是对话的形式。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他在雅典的城市廣场（agora）上，抓住不认识的人就问各种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勇敢……一般人被问三个问题就哑口无言了，但是苏格拉底连问七个问题，问到别人都恼火了。中国的先秦哲学，孔孟老庄等都是以丰富鲜活的语言来谈哲学的，现在的学院哲学反而对这个起点存在很大的遗忘。
　　我一直在想，怎么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后来想来想去，觉得影视作品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如今影视属于“娱乐”的范畴。“影视声色”似乎给我们造了很多的“假象”。我们每个人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都知道里面是假的，没有人会认为哈利·波特里面说的是真实，没有人会觉得魔法师是真的。相反，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日常生活是真的，只不过因为它的重复，让你失去了对最真实事物的感受。反而是那些最“虚假的”东西，让我们看到最真实的问题以及最真实的处境，真的东西反而埋没了我们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
　　最近我有一个对人的观察。我们当代人每天都要做各种各样的计算，说得好听叫计算，说得不好听叫“算计”。我们努力把对每一个小片段、每一个有限时段的安排做到最优化，井井有条。但是，如果把这些片段和局部拼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整个生命？那么，人生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辈子在追求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很少有人追问这样的大问题。你是不是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矛盾、吊诡的地方？局部、碎片、细节，我们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认为它们是最优化、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的整体目标和最终意义是什么，却并不清楚。这里面出现了一个背反。
　　还有一个观察叫“角色扮演”。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有点像一场宏大的“cosplay”（穿上戏剧或动画片中的服装来扮演一个虚拟的人物）。大家沉浸在各种“角色”里面，时间长了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本心中的东西。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任务：认识你自己。这是刻在德尔斐神庙入口处的神谕，一句祈使句。但这是非常难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这是每个人一辈子都绕不开的任务。

当哲学遭遇电影

　　何谓哲学？现代汉语当中，“哲学”这个词语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从日语当中借用来的。在西方语言当中，“哲学”这个词从词源上来说，是从古希腊语中的“Φιλοσοφ?α”这个词而来。构成“Φιλοσοφ?α”的两个词根“φιλ?α”和“σοφ?α”，前者代表爱，后者代表智慧，连在一起就是“爱智慧”。这是一个动态。为什么要用动态而不用固定态来表示哲学？我有一个解释，“爱智慧”非常类似中国古人所说的“止于至善”。至善是永远达不到的，所以“止于至善”其实是告诉你，要不停地追求，不停地逼近至善。反之，没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刻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智慧，如果你这样宣称，说明有问题。要保持不停地在追求的状态。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哲学始于惊讶。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这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人不喜欢日常生活。我们每天朝九晚五地工作，在做些很类似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对周围熟悉的环境是没有兴趣的，因为太熟悉了。所以，请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你最近的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惊讶？这种惊讶并不是突破你道德底线的、丑陋的、可耻的事情，也不是因为你见识不足所导致的大惊小怪，而是它完全超出了你的认知范畴，让你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哲学有时候就是问一些奇怪的、莫名其妙的问题，会把你以往的三观都瞬间毁掉。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哲学是不能学的，人只能学习哲思。”这句话看德语是最清楚的：“Philosophie kann man nicht lernen， man kann nur lernen zu philosophieren.”最后一个词和第一个词很像。“Philosophie”是德语中的“哲学”一词，把结尾变成“ieren”就成了一个动词。“哲学”一词的动词化在中文当中是没有直接对应词的，只能姑且翻译成“哲思”。大家可能会有些诧异。如果哲学是不能学的，那么哲学系的师生都在干什么？我对康德这句话的理解是，哲学不是固定的、现成的、一蹴而就的、信息式的知识，它是一种思维方式（Denkweise），是一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方式;它始终要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的、批判的观察，因为没有办法形成一个一劳永逸、固定下来的知识体系。所以要通过这种体操一样的活动，即哲思，不停地审视自己、批评自身，不停地趋近智慧。 　　哲学大概有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的历史。中西方都差不多。电影的历史有多长？如果从卢米尔兄弟开始算起，只有一百多年，很短。哲学遭遇电影，是一个爷爷辈的古老学科碰到了一个孙子辈的新颖艺术形式。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看电影，只不过喜欢看的电影种类不同。但很少有人说我对哲学有很大的兴趣。我觉得，其实这两者之间有非常相通的地方。哲学所处理的大问题不都是哲学所专有和特有的，在各种艺术门类当中—尤其是电影—都会讨论一些哲学当中最核心的问题和理念。我想通过影视的门径来引导大家深入哲学的思考。

我们是谁？价值哲学的问题

　　我想引入三部影视作品，算是“管中窥豹”，尝试思考哲学当中的三个发问。
　　第一部电影是关于价值哲学的。“价值”是一些根本的判断：你愿意接受什么，愿意选择什么，愿意放弃什么。这部电影叫作《末日哲学家》。这部电影有两个英语名称，“After the Dark”和“The philosophers”。整部电影就是一系列的思想实验。哲学经常会做一些“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在现实中显然不会发生某种情况，但是假设在头脑中发生，那你会怎样选择？在这种情境下，你会做出怎样的判断，你会走哪一条路？有的时候要考验你的人性，有的时候要考验你的智力，但这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要看在这种极限状况下，你以往用来做选择和判断的常识还管不管用，或者以往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不是还那么理所当然。
　　电影《末日哲学家》的背景是一群学生在雅加达度过了一个学期。在最后一堂课上，班主任Zimit建议说，我们不如来做一场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的设定很有冲击性：假设再过一个小时，会爆发一场席卷全球的毁灭性核战争。在这场核战争中，地球表面99.999%的人可能都要死掉。不过还有一个设定：恰好在他们教室的边上有一个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只能容纳十个人进去生活几年时间，它让人逃避冲擊波、核辐射，里面还有足够的食物、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源、药物等，几年之后，等核阴云都散掉了，这些人可以从防空洞里出来;此时他们势必会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恢复人类种群和文明。在电影里面，老师准备了三十多张写了职业身份的纸条让学生抽，抽了之后每个人要论证一下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再集体投票，选出十个人进入防空洞。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是真正考验人的价值观的，当你平时生活得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切都可以说得轻飘飘，但是面临如此巨大的考验和灾难时，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当下中国做这个实验，不同的年龄、职业群体得出的结果却高度趋同，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最能引起我反思的是有一次在上海某所著名的高中。我给最优秀的理科班尖子生做了这个实验。他们选了军人、猎人、警察、铁匠。我就问他们，假设这四个人在防空洞里面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治，奴役剩下来的六个人，还有办法反抗吗？这些高中生想了想说不知道，那就认命。这样一个投票可以让我们思考很多的问题。
　　《末日哲学家》这部电影作为思想实验很有意思，它涉及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是技术问题—怎么活下来，它用一个防空洞的设定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层是生物问题—怎么繁衍后代，恢复种群。在电影当中稍微复杂一点，因为有两轮投票，第一轮是职业属性投票，第二轮是另外一些生理或心理特征。假设一个人有先天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的疾病，可能不大容易入选。但我们真正要思考的是第三个层次的问题，我把它称为“人的问题”，即应当保存哪些文化特质。很多次做这个实验，结果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淘汰了—钢琴家、小说家、画家，大家都没有选。大家的选择只是为了活下去和吃饱饭，是一个比较“没有文化”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真正的人类文化也就一万多年的历史，但是人类在这一万多年里面创造了多少有意思的东西，文学、艺术、建筑等。文化和技术有根本的差异。举个例子来说，假设没有爱迪生的话，总会有另外一个人发明一种仪器或工具，可以用来照亮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关汉卿和曹雪芹的话，就不会有《哈姆雷特》《窦娥冤》和《红楼梦》。文化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技术总是可以再生的，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知识的积累，人类总有一天会走到这里来，这些都是可恢复的。唯有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没有办法恢复。
　　“末日”设定的思想实验，看上去很简单、很科幻，有点无厘头，但它折射出来的问题耐人寻味—你究竟相信什么？我们一般听其言观其行，今天大家的投票是言还是行？是行，但还不是在真实环境中的行。我们的思考都很线性、很直接—活下去，吃饱饭，这两个是基本需求，缺少后续的考虑。按今天选出来的人类2.0版本，可以做第二个思想实验：这些人组合在一起，造出来的人类文明会有哪些特质？

我们在做什么？社会的“黑镜”

　　第二部可以归到社会哲学的领域。它不是电影，而是来自一部英剧《黑镜》。《黑镜》第一季的第二集《一千五百万的价值》的设定很未来向，很科幻，也有点无厘头：在未来某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不再需要工作。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灰色厂房中。这个厂房有无数多的房间，房间里面全都是健身的脚踏车。所有人每天只用做一件事情，就是骑脚踏车。骑的时间越长，里程越多，个人虚拟账户上的数字就会增长，就像货币一样。这样就可以用这串数字买东西。他们也不需要买房，但是会为了登上选秀舞台花一大笔钱（一千五百万点）去买一张入场券。这表面上是在批评当下庸俗的选秀节目，实际包含了很深的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主题。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现代人究竟在做什么？
　　在这个灰色的钢筋混凝土的巨大厂房建筑当中，每一个房间都排满了脚踏车，所有人都在骑车，但没有人告诉你骑车的目的是什么，除了虚拟的数值在增加。所以，这里可以引出对当下人生存状态的考虑。在传统哲学当中，政治经济学会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产？什么是交换？什么是娱乐，什么是休闲？这些都是很根本的人的问题。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个大类—社会哲学当中。一般有人会把这样的影片称为“反乌托邦”，或者“异托邦”。所谓“反乌托邦”就是指发生在未来，但不是那么美好、令人向往的状态，它有很压抑的成分的。“反乌托邦”的本质是非人化，什么叫“非人化”？反过来就要问，你怎么认识人，你认为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才是好的，怎样的生存状态是有问题的，然后你才能回答，什么是“非人”。 　　《黑镜》的这一集非常契合马克思“异化劳动”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提出的，出自他在巴黎流亡时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接近于“异化劳动”。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与我们一般对劳动的想法都不一样。当代人会认为，我们首先想要逃避劳动，因为每天上班好累、好辛苦，如果不用上班，睡懒觉多开心。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有着德国古典哲学的背景，是从黑格尔这边来的，也有他那个时代一些人类学的初步思考。动物在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一般只有两种态度：要么吃掉它，要么毁坏它。但人是一种很奇特的动物，人可以加工对象，制造东西出来，比如劳动工具。当你不处在这种自由劳动的状态下，你的本质力量没有办法对象化到一个产品当中。马克思的“异化”（德语Entfremdung，英语alienation），意思是自己和自己发生了背反，中文翻译成疏离、背离、自身的丧失等。《1844年經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给出了四重规定性：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和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和人的异化。这是一层层递进的。不要觉得马克思的话很学究，他对人类的生存状况有一个非常直接的甚至是领先于时代的体悟。今天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况可惜没有超出他的描写。
　　英剧《黑镜》第一季的编导应该是读过马克思的人。在这个工厂当中，所有人都在骑脚踏车，这表面上好像是在工作—因为工作可以赚钱，即积累点数，赚到钱以后可以去换吃的。不过，骑脚踏车创造出任何东西了吗？没有，它甚至没有发电，只是在空转。这很像现在很多人的职业状态，没有创造，没有自由自觉地将你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劳动变成了一种最高明的统治手段，即在劳动当中把时间、精力耗掉。

　　片中的男主角一开始有很多点数，因为哥哥去世后，他继承了一千五百万点。在那个工厂当中，所有人穿一样的衣服，吃差不多的东西，没有人有独特的个性，唯一可以来衡量他们的东西只有他们账户上的点数。这和现实生活很接近：人高度趋同，缺乏个性，所以只有用外在价值，也就是财富积累、身价来衡量一个人，把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还原为单一的价格度量。
　　那么这个系统是怎样自洽的？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什么是商品？我们通常说商品是有其使用价值的，买杯咖啡，把它喝了，解渴提神;买个手机，可以打电话，可以上网等。在这集英剧当中有很多虚拟商品。虚拟商品是什么？每个人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包括上选秀节目的时候，都有一个“替身”。这个替身是一个虚拟人物—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一个胖子，但你可以给自己选择一个虚拟的苗条身材，并且可以换各种装扮。这些虚拟商品要靠点数去换。它可以无限次地贩卖，边际成本为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价格和价值的问题。有人说，现如今人们知道一切东西的价格，但不知任何东西的价值。价格和价值之间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背反。所以我觉得这集英剧表面上很娱乐向，实际上是反乌托邦的。
　　还有另一些先知式的预言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影片，比如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卓别林演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只做一个工序，就是拧螺丝，拿两把扳手在那儿拧螺丝，每天无数次，下了班之后，身体停不住还在做这个动作。这其实是很典型的专业分工，计件工资泰罗制，细分到每一个工位只是做一个非常机械的动作。个人很难承受这样的枯燥乏味。
　　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叫作“钢铁牢笼”（德语eisenhartes Geh?use，英语翻译成the iron cage）。它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外壳。这非常接近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一个经典场景：一个职员某天早上醒过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甲壳虫，因为很重，都不能翻身。他陷入了惊恐，他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了。这种让你没办法翻身、没办法活动的硬壳，就是“Geh?use”（外壳）。现代人身上都背了这样一个钢铁般的外壳。

　　《黑镜》中每个人除了吃饭、骑车，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面，这个房间真的叫“家徒四壁”—只有四面墙，四面墙都是屏幕。这些屏幕每天准时准点会播放一些广告，你必须看，如果你账户上的点数不够，是没有办法跳过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即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娱乐。我们现在的人生活得很矛盾，好像把自己变成了一节充电电池—工作的时候是在赚钱，因为没有钱就没有办法消费;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一脸的不愿意，下了班之后都很生龙活虎。你把整个的生命分成了两块，一块是工作，另外一块是娱乐、休闲。但是，对古典哲学家而言，所谓“闲暇”应该是很放松的，让你不紧绷的。但是现代越来越多的娱乐休闲本身变成了消费行为—上班赚钱，下班花钱，这就变成充电—放电这样一个非常自洽完满的结构。
　　还有什么不能被消费？这个可能是大家看过这集英剧之后，心中无法排解的一个问题。本来黑人小哥遇到了一个女生，两个人有非常纯真的一段爱情。黑人小哥因为女生唱歌好听，倾其所有给她买了一张票，让她去参加选秀节目。这个女生去参加了选秀节目，唱了一首歌。唱完之后就有一个评委说，你歌唱得还可以，但是你实在是长得太好看了，你的长相影响了别人欣赏你唱歌，所以要不你来我的电视台，给我做成人节目吧。结果这个女孩居然答应了。她就不再在那个大厂房里面骑自行车了。这位小哥很郁闷，他本来是送女朋友去唱歌的，没想到回到家里家徒四壁，天天在放她演的成人电影的广告，很受伤。所以他做了个决定，他拼命骑自行车，又积满了一千五百万点，换了一张选秀节目的门票。但是他进这个选秀节目没想去参加什么真人秀，而是拿了一块碎玻璃顶住自己的脖子，声泪俱下地控诉选秀节目。控诉了五分钟之后，下面的评委说，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有力的控诉了，要么你就来我们电视台做一档控诉节目吧。小哥居然也从了。所以这个机制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多么凶残，它很温柔，但它的吸纳能力可以把一切不能被消费的东西全被消费掉。最讽刺的是，小哥在上直播的时候拿着顶脖子的碎玻璃，后来变成了一个虚拟衍生品，卖五百九十九点。反抗的标志成了一种“统治”的象征—即便是反抗的东西，最后还是可以被消费。

　　所以《黑镜》提出了一个马克思式的问题：人还需要解放吗？在马克思的时代，他看到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很悲惨，食不果腹，劳动状况很差，工作时间很长，寿命很短。显然，我们现在的劳动状况和马克思时代英国工人阶级不一样。我们进入了一个福利时代，一种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但这个问题还时常会闪回。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人生的“洞穴”

　　第三部电影提出了一个人生哲学的问题。这里我要申明一下，大概現在任何一所大学的哲学系科里面没有一个专业叫人生哲学的。我一直以来非常反对把哲学心灵鸡汤化的做法。在当下—不仅是中国，西方也这样—大部分畅销书排行榜哲学类的榜首大致都是心灵鸡汤。这是“刚需”。不过我在想，用哲学的方式来看人生，和心灵鸡汤的差异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不承诺哲学可以帮助大家过得更好、更幸福、更有钱，绝对没有这个承诺。而且有时候，你读了哲学书之后会很郁闷，甚至会有一点“丧”。反过来，但凡有那样的承诺，无非是卖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大家是愿意吃具有很强安慰作用的灵丹妙药，还是愿意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风景？
　　我就从《危楼愚夫》这部当代的俄罗斯电影开始谈人生哲学。电影的基本设定是当代俄罗斯的一个小城镇。主人公叫迪马。电影一开始有一个绝妙场景：迪马的全家在一起吃饭。迪马的父亲当了一辈子的仓库管理员。吃饭的时候，他老妈就在埋怨他老爸，说你这老头子没有用，人家仓库管理员天天把仓库的东西搬回家，你什么都没拿回来。他老爸身体不好，老咳嗽。迪马的母亲是医院里的清洁工，非常肥胖，身体不好，干不了什么工作。迪马自己是一个房管所里的管道工，他和妻子有一个可爱的小孩。迪马比较上进，他想要考一个工程师的文凭。大家可以想象，或许过个二十年，迪马夫妇会和迪马的父母一样开始相互埋怨，他的儿子和儿媳带着孩子在旁边听着。这个家庭好像只是完成了一次代际复制。那个城市也一样，没产业，没有希望，没有活力，街上冷冷清清的。
　　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死水微澜的城市里面。有一天在一栋大板楼里，一个醉鬼打他老婆的时候，一根暖气管爆了。迪马去一查，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栋楼已经三十年没有大修过了，楼的整体结构出问题了—从上到下已经裂开了一条结构性的裂缝。大楼已经倾斜了。按照迪马的判断，这栋楼随时可能倒塌。所以迪马连夜去找了这座城市的市长妮娜。市长是一个女强人，这一天正好在过生日。一开始，市长妮娜让她手下的房管局长跟迪马去再次确认情况。本来她计划疏散楼里的人，但是此时房管局长对她说，城里没有这么多空房可以容纳这么多人，而且一旦疏散这么多人，之前贪掉那些大修经费的事情就会曝光。不仅这么多年的好名声就毁了，而且检察院还要派人来查，最后我们都可能锒铛入狱。经过一番思考后，市长妮娜做出了一个“当机立断”的决定：杀人灭口，暗中下令警察局长把知情人（房管局长和迪马）干掉。房管局长死之前对警察局长说，迪马是无辜的，你放他走吧。警察局长心一软，迪马就逃了。但是，他在逃跑之前被警告说，不得透露丝毫信息，回去马上带上老婆孩子离开这座城市，永远不要再回来。迪马回家就开车带着老婆孩子逃出去了，但是他在半路上良心过不去，心想我走了这栋楼里面的人怎么办。所以他又一个人回城里，来到那栋危楼的时候，天刚好蒙蒙亮。迪马挨家挨户地砸门，对他们说楼要倒了，你们快点逃。当时所有人都在睡觉，被他叫出来聚集到了楼底下。然后他们问迪马，你为什么把我们叫醒？迪马说这个楼要倒了。不料，这些人却说这栋楼才不会倒呢，紧接着就把迪马暴揍一顿，然后回楼里继续睡觉去了。全片在此戛然而止。
　　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故事，很现实主义。但是可以从一个哲学角度来解读，即《理想国》中著名的“洞穴隐喻”。两者的叙事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洞穴隐喻”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第七卷：苏格拉底向格劳孔描述了一个洞穴。洞里有一群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洞，而且他们的手脚都被铁链绑住了，不能回头看，只能向前看。在他们前方有一面石墙或石壁，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堆火，这堆火是这个山洞里唯一的光源。在火堆前面还有一些人，他们手里面拿着各种纸牌、纸板在那边晃来晃去。光源投在这些东西上面，会在那面石壁上形成一些影子。这些被铁链绑住的人一辈子看到的，就是这些影子。这是洞穴隐喻的第一个阶段。

　　突然有一个人的铁链松掉了，他可以走动了。他回头一看，身后有一堆火，这个时候他的眼睛肯定不适应，因为太亮了。逐渐适应后他心里会怎么想？原来我一辈子看到的前面的光影，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象。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人沿着一条长长的向上的通道走出了山洞，看到外面那个的世界，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他的眼睛一开始肯定受不了，外面太亮，太阳远远比山洞里的火堆要亮，但是只要一点点时间，他慢慢适应了之后，他肯定又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我之前生活在洞里面，看到的东西是这么局限、这么少、这么虚假。其实故事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但是这里又产生了问题，假设你是整个洞穴中第一个挣脱了铁链束缚、走出洞的人，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要么远走高飞，要么返回洞穴。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危楼愚夫》结构一致。在电影当中，管道工迪马是第一个挣脱了铁链束缚的人，但是他没有选择远走高飞，而是回去救人。但是回去之后对洞里的人说什么？在《理想国》第七卷中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格劳孔反过来对苏格拉底说，假设你回去大喊大叫，对着这些人说你们这些笨蛋，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真实的世界在外面，这些洞里的人会怎样反应？洞里的人会觉得你疯掉了。他们不会觉得你看到的是真的东西，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在这个洞里，他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在这个洞里。 　　所以洞穴隐喻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囚徒阶段;第二个阶段有个人肉身得到解放，走出去了;第三个阶段叫作“灵魂的解放”。不过如果你选择返回洞穴，你会干什么呢？其实柏拉图在这里没有给出任何的价值判断，但是我觉得他道出了人生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或者一个谁都逃不脱的困境。这个洞穴可以指很多东西。按照我的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出生在一个“洞穴”里。这个洞穴指什么？指一种先于自身的局限。这种局限可以指很多东西，例如你所出生的地方，你的家庭、父母，包括你所受的教育，你本身所学的语言，一些文化的习惯，甚至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一些局限，它们使得你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东西。电影《危楼愚夫》中的那栋危楼和城市，包括迪马的家庭都是个洞穴。
　　迪马从这栋楼出发，要去找市长妮娜。电影用了一个很长的长镜头，其实就是洞穴隐喻当中第一个走出洞穴的人。试想一下，妮娜在洞穴隐喻当中是个怎么样的人？这个市长是个有见识、有能力的人，她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走出了洞穴的人。但是当她知道那个楼会倒塌，会牵累到自己的时候，她做出了一个心狠手辣的决定—她不仅说我不回去了，而且我要把那个洞堵上，要一把火把洞给烧掉。她回不去，没有办法返回，拒绝返回，甚至要把整个洞毁掉，把里面人全部埋死在里面。但是大家再想，这个洞穴里面除了逃出来的人、依然被绑着的人，还有谁？还有第三类人，那就是在火堆前面挥舞纸板的人。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加强了囚徒的幻象。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可能看过。他们很有可能是出去之后回来的人，但是回来之后没有选择把真相告诉这些囚徒，反而是再制造一个幻象，让这些囚徒更深地睡在里面。歸根到底，哲学的无力就在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每个人具体的生存状态，所以当你读到洞穴隐喻，看到《危楼愚夫》这样一部电影，你会做什么选择？其实你只要问自己几个简单的问题：对自己来说，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洞穴？你是已经走出去了，还是还在洞里面？如果走出去之后，你还回去吗？如果选择回去，你打算干什么？

“娱乐至死”之后

　　回到影视声色和哲学反思这个主题上面。一般我们会认为，“声色犬马”在中文当中是一个贬义词。正如波兹曼写的《娱乐至死》，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就像《黑镜》里面讽刺的那样，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娱乐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消费。但是每个人内心深处还是有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人最根本的东西，不管叫它什么，良知也好，理性也好，善心也好，在娱乐至死之后，大家还是要活，还是可以在那些声色犬马之余想一些问题。这些抑制不住的冲动，其实就是哲学思辨。所以看完电影之后，稍微想一下问题。最关键是如何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赤子之心。
　　现实生活和影视作品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电影结束的地方，是大家现实生活开始的地方。电影告诉你一个虚假的故事，但是那些虚假的东西能触动大家，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最佳的状态，或者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状态，或者打破以往生活当中的种种成见、各种思想上的束缚、包袱。虽然生活蛮累的，有的时候无法逃离，也许也不能马上改变生活的状态，但不妨读一点哲学，看一点电影，然后再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吧。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聊以慰藉的东西不多。看电影和读哲学都是自我疗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