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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在对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批判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构思的。康德蓄养了近代以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要成就于其批判哲学之中,依据“对象依照知识”这个哲学史上革命性的思路,在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逻辑中全景式地展现了近代唯理论者与经验论者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状况,深刻地揭示了各自的理论成就及其缺陷,并最终创造性地整合了他们的理论,建立了批判哲学体系,从而开创了哲学史的新高度。
关键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唯理论;经验论;“对象依照知识”;“先天综合判断”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19-05
一
近代哲学的主流精神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当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高歌猛进的时候,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却正相反对地陷入了唯理论与经验论无尽的争论中不能自拔,虽然他们都试图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做出正当的证明。当人类的创造性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而人类却无法证明自己可以创造,或者无法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普遍可靠的知识,这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哲学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而康德哲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于不要让这个讽刺显现出来。参照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来拯救哲学,这个思路虽然不是康德首创,但是在这样的思路上使得哲学获得足以与自然科学的成就相媲美的伟大进展的哲学家,却非康德莫属。在那样一个科学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从事哲学研究无异于是一场冒险,因为“它的追随者已经东零西散,自信有能力在其他科学上发挥才能的人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在这上面冒险……实在说来,人们还不掌握确实可靠的衡量标准用以区别什么是真知灼见,什么是无稽之谈”。 [1]但是哲学的研究却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哲学历史性地是西方思想的根基,如果人类认识的问题不能在哲学的层面得到澄清,无论在其他的任何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那都缺乏可靠基础,“不论他们如何想通过改换学院语言而以大众化的口吻来伪装自己,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想到某物,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他们曾装作极为鄙视的那些形而上学的主张上去了。”[2]笛卡尔以来,形而上学危机四伏,成了一个聚讼不休的“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康德认为“哲学的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2],这将是一桩严肃而庄重的事业,同时也是哲学所应当担负的使命,康德希望它将不会被视为只是某种意见的表达,而是被视为一件正当的工作——是为了奠定人类一般福利和尊严的基础。
基于对形而上学的危机的深刻认识,康德把形而上学要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的道路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在康德看来,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追求关于对象(上帝、世界整体和自由意志等)的普遍必然的绝对知识;另一方面,要为自然科学能够得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或为自然科学所证实的客观普遍必然规律(如因果律)作出哲学的说明和保证。”[3]以往的旧哲学都不曾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来应对哲学的任务,从而陷入了经验的怀疑论和理性的独断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中不能自拔,而康德坚信自己找到了这条通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康庄大道,“现在我走上了这条唯一留下尚未勘探的道路,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是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2]这条大道就是《纯粹理性批判》所开启的先验哲学之路,在其路标上写着“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人为自然立法”或者“对象依照知识”则是思维在这条大道上行驶所应遵循的最根本的规则。
二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是借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讨论提出的。康德认为知识最基本的单位是判断,而以往的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或许连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都没有考虑到”。[2]经验论者认为,感觉印象构成知识的基本单位;唯理论者则强调知识最简单的形式是清楚明了的概念。前者对感觉经验信赖有加,后者对理性概念迷信过度;前者认为感觉经验不会有错,错误只是在于理性歪曲地理解了它,后者则正相反对地指出,正是杂乱的感性经验遮蔽了概念本身,造成了混乱。康德指出,任何单纯的感觉或者概念本身都不具备构成知识的完备条件,因为真正的知识最起码应该是判断,可以说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判断。“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B属于主词A,是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B完全外在于概念A,虽然它与概念A有联结。”[2]康德把前者叫分析判断,把后者叫综合判断。继而他详细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借以深入澄清这个问题。
所谓“分析判断”是指“在其中谓词与主词的联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2]的判断,其逻辑形式表现为谓项包含在主项的概念中;所谓“综合判断”是指“在其中这一连接(谓项和主项)不借同一性而被思考的那些判断”[2],其逻辑形式表现为谓项不包含在主项的概念中。康德指出,所有的“分析判断”都是先天判断,是绝对可靠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却不产生新的知识。因为分析判断“通过谓词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而只是通过分析把主词概念分解为它的分概念”[2],实质上其主词与宾词是同一的,所以康德又把分析判断称为“说明性判断”。大部分的“综合判断”是后天判断,主项与谓项的连接使得宾词给主词增添了新的内容,综合判断“在主词概念上增加了一个谓词,这谓词是在主词概念中完全不曾想到过的,是不能由对主词概念的任何分析而抽绎出来的”[2],所以康德称之为“扩展性判断”,但是这种来自经验的综合是偶然的,最多是或然的,因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人类的认识就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是凭借“分析判断”获得可靠的普遍必然性,但是却永远不能增长我们的知识;要么凭借“综合判断”来增长我们的知识,而我们却永远也不知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
康德在此把唯理论与经验论最核心的理论缺陷纳入了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理论讨论中来,借此来批评他们各执一端的无谓争论。基于对这种争论的深入思考,康德把批判哲学的知识论基础奠基在了这样的一种判断之上,这种判断综合了分析判断与经验判断的优势,具备了产生可靠知识的全部条件:第一,它是两个原来外在的概念或表象的联结,也就是说,宾词必须给主词增加新的内容,就像经验的判断那样;第二,这种联结必须具有像分析判断那样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在康德看来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最牢靠的根基的判断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只有凭借这样一种判断才能使近代以来认识论的混乱得到澄清。
三
站立在哲学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十字路口,康德殚精竭虑地思考着它前进的方向:是“知识产生于对象”还是“对象依照知识”,是人只能被动地认识自然还是“人为自然立法”。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过对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仔细考察,康德省悟到,理性所能先天认识的只是理性事先放进事物中的东西,理性面对自然不是像学生面对老师那样言听计从,而是像法官一样,命令自然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理性必须夹着它那些按照不变的规律下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毫无疑问,康德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深刻认识和对其危机的真切感受中去建立批判哲学体系的,“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之下,凡是想通过概念先天地建立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知识的尝试,都统统失败了。”[2]康德把以往的哲学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在知识的对象到底是现象还是物自体这个问题上的错位与混乱。说其错位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虽然区分了现象和本体(物自体),但是却错误地把现象理解为假象、而以人类本不可知的本体作为其知识的对象,结果必然不能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说其混乱是说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常常混淆现象和物自体的概念。前者把只能用来规定和说明现象的范畴超验地运用到规定和说明物自体上来了,其结果只仅仅是导致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在错误的领域内获得了一些关于不可知物的假知识;后者则由于错误地把对现象的认识当成了对物自体的认识,其所获得的知识在其理论逻辑上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明证时,他们就转而否认科学知识的存在,甚至否认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从而走上怀疑论。
在康德看来,虽然近代以来,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在人是否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以及如何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即康德所谓的“我能认识什么”的问题上长期地争论不休,但是这种争论本身绝不代表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分裂。康德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蓄养之前所有的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理论和争论,把它们容纳于自身,静静地分析、沉淀,从而最终流淌出涓涓清澈的认识之流。坚信人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并在理论上使之在哲学层面得到充分的证明,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所在。
依照康德的观点,近代哲学在知识的对象到底是现象还是物自体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与错位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认识的主体理解为能动的主体,也就是没有把认识当成一种主体能动性活动来看待,因而必然不可能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既然以往的哲学家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好的进展。”[2]经过深思熟虑,康德决意按照“对象依照知识”的思路掀起人类认识领域内的“哥白尼革命”:彻底地颠覆以往的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重新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并以此着手建立“一门可以叫做纯粹理性批判的特殊科学”。 [2]“对象依照知识”,这就是说认识主体在认识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如洛克所言作为“白板”来消极地接受对象、机械地反映对象,而是以人类自身所先天具有的原理作为指导来能动地作用于对象,甚至从根本上讲是要创造出一个科学认识的对象。“换言之,人类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用一定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去接受和整理感性材料,把规律赋予这些感性材料,使这些本来只是无规律的、偶然的和主观的心理上的材料(印象)接构成一个按照普遍必然规律而存在的经验对象,即自然界。这个对象不是指不可认识的物自体,而是指可能的知识对象、一切已认识和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然现象的总和。”[3]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就是创造,既创造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又创造出知识的对象即关于自然界的有序表象。
几乎在肯定理性积极的创造性的同时,康德就对人类理性可能的僭越保有充分的警惕,“这样一个入门将不必称作一种学理,而只是应当叫作纯粹理性的批判,而它的用处就思辨方面来说实际上将只是否定性的,不是用来扩展我们的理性,而只是用来澄清我们的理性,并使它避免犯错误,而这已经是极大的收获了。” [2]“轻灵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时分开空气的阻力,它也许会想象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它还会飞得更加轻灵。”[2]康德曾不无讥讽地说:“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双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2]在此康德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的创造性不是充分到可以无中生有的地步,相反它必须依赖感性经验为其提供感性材料,“所以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 [2]在这里康德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性,强调“对象依照知识”“人为自然立法”;同时又毋庸置疑地确立了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优先地位,康德说:“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它们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基,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后者,对象则被我们思维。”[2],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四
一种伟大的理论必然能够博大到可以把以前的争论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通过其理论内部的概念、推理来整合前人的理论分歧,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搭建一个思考此类问题的平台,推动人类思维的进步,康德哲学正是这样的伟大理论。康德用“对象依照知识”的原则和“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把近代以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要分歧准确地反映在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当中,深刻地揭示了各自的理论成就及其缺陷,全景式地展现了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状况,并最终创造性地整合了他们的理论,建立了批判哲学体系,从而开创了哲学史的新高度。
依照“人为自然立法”或者“对象依照知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思路,康德借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逻辑展开了对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心目中是一种既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又能够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的最基本的知识单位,具有“扩大性”和“先天性”这样两个特点,只有它才能成为科学形而上学的可靠基础。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内涵着这样两个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已经被数学和自然科学所证明了的事实性的存在。就数学而言,“真正的数学命题任何时候都是先天判断,而不是经验性的判断,因为它具有不可能从经验中取得的必然性。”[1]但是这种先天判断也不是像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分析性的,同时也必然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不是指对感性经验的综合,而是借助于纯粹直观对产生于感性经验的数学概念进行先天的建构。因而也就可以说:所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命题实际上都是先天综合判断。就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而言,其最基本的原理也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因此,康德认为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追问没有意义,因为它本身已经是被数学和自然科学所证明了的,而且在形而上学中也应该存在,对此可以借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来对它作进一步的证明。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被康德借助于逻辑推导合理地转化为数学(几何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物理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样三个问题,在康德看来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已经被其自身高歌猛进的发展所证明,我们只需要在哲学的层面上就其“如何可能”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追问其可能的逻辑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逻辑条件。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判断”是一切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的充要条件,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是真知识的典范和摹本。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之真,所以必然是以“先天综合判断”为逻辑条件;又因为“先天综合判断”在数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存在已经得到严格的证明,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之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也必然是可以得到确认的,既然有“先天综合判断”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那么其作为真知识的逻辑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就必然存在一种作为真知识的形而上学。参照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条件追问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以“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连接形而上学之可能性条件与数学、自然科学之可能性条件的桥梁,这应该是符合康德思路的理论进路。
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实际要讨论的是它成为可能的条件和方式。康德认为,“一种判断的根据是指进行判断的主体是根据什么把判断的主项和谓项联结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判断的”。[3]以往的哲学家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唯理论者认为,判断应该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否则就是虚假的;经验论者主张,应该以人的感性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唯一根据,除了感觉经验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得到。所以他们一个囿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分析判断,另一个则永远也无法证明他们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遵循这样的思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必然不能得到证明,甚至于在这样的思路下,“先天综合判断”本身都是难以被理解的,也只有在康德以先验哲学方法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以后这才将是一个可以期待解决的问题。康德试图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来清理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世界的知识论传统,特别是清理近代以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矛盾纷争,进一步拷问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和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方法。“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纯粹理性批判》之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它在两个方面回应这个历史性的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正是知识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方式,正是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方法。两个问题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构成此核心问题之两个方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先验哲学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既是知识学又是方法论。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实质上是想通过对知识得以成立的逻辑条件的追问和探寻来进一步地挖掘人的主体能动性,以期以此来整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讨论的是一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认识主体能否认识客体、怎样认识客体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试图通过彰显人的主体性来证明人可以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但是他们,或者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认识的对象,或者是因为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理解。总之,都没能在哲学层面使得“人能否获得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的知识”这个根本的时代命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造成了极度的混乱,甚至于对人类本身的认识能力也产生了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能否获得关于客体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证明的问题。正是康德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蓄养了所有前人的成果,对人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通过“对象依照知识”的根本原则进一步高扬人的主体性,以极大的理论包容性整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于其先验哲学体系之中,为人的认识能力鸣锣开道,开创了哲学新的辉煌的壮丽场景。当然,试图从康德哲学浩繁的文本与晦涩的词句中清理出一条明晰的理论思路,继而形成一个略显完备的理论架构,此诚近年西学研究之显学,其研究者众多,其成果亦斐然,但仍是一个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开放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关键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唯理论;经验论;“对象依照知识”;“先天综合判断”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19-05
一
近代哲学的主流精神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当以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近代科学高歌猛进的时候,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却正相反对地陷入了唯理论与经验论无尽的争论中不能自拔,虽然他们都试图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做出正当的证明。当人类的创造性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而人类却无法证明自己可以创造,或者无法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普遍可靠的知识,这将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哲学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而康德哲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于不要让这个讽刺显现出来。参照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来拯救哲学,这个思路虽然不是康德首创,但是在这样的思路上使得哲学获得足以与自然科学的成就相媲美的伟大进展的哲学家,却非康德莫属。在那样一个科学占据主流地位的时代,从事哲学研究无异于是一场冒险,因为“它的追随者已经东零西散,自信有能力在其他科学上发挥才能的人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在这上面冒险……实在说来,人们还不掌握确实可靠的衡量标准用以区别什么是真知灼见,什么是无稽之谈”。 [1]但是哲学的研究却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哲学历史性地是西方思想的根基,如果人类认识的问题不能在哲学的层面得到澄清,无论在其他的任何方面取得多么大的成就,那都缺乏可靠基础,“不论他们如何想通过改换学院语言而以大众化的口吻来伪装自己,只要他们在任何地方想到某物,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退回到他们曾装作极为鄙视的那些形而上学的主张上去了。”[2]笛卡尔以来,形而上学危机四伏,成了一个聚讼不休的“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康德认为“哲学的最初的和最重要的事务就是通过堵塞这一错误的根源而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形而上学的一切不利影响”[2],这将是一桩严肃而庄重的事业,同时也是哲学所应当担负的使命,康德希望它将不会被视为只是某种意见的表达,而是被视为一件正当的工作——是为了奠定人类一般福利和尊严的基础。
基于对形而上学的危机的深刻认识,康德把形而上学要模仿自然科学走上科学的道路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地归结为两个方面,“在康德看来,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追求关于对象(上帝、世界整体和自由意志等)的普遍必然的绝对知识;另一方面,要为自然科学能够得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或为自然科学所证实的客观普遍必然规律(如因果律)作出哲学的说明和保证。”[3]以往的旧哲学都不曾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来应对哲学的任务,从而陷入了经验的怀疑论和理性的独断论的无休止的争论中不能自拔,而康德坚信自己找到了这条通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康庄大道,“现在我走上了这条唯一留下尚未勘探的道路,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是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2]这条大道就是《纯粹理性批判》所开启的先验哲学之路,在其路标上写着“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人为自然立法”或者“对象依照知识”则是思维在这条大道上行驶所应遵循的最根本的规则。
二
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是借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讨论提出的。康德认为知识最基本的单位是判断,而以往的哲学家都对这个问题没有正确的认识,“甚至或许连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都没有考虑到”。[2]经验论者认为,感觉印象构成知识的基本单位;唯理论者则强调知识最简单的形式是清楚明了的概念。前者对感觉经验信赖有加,后者对理性概念迷信过度;前者认为感觉经验不会有错,错误只是在于理性歪曲地理解了它,后者则正相反对地指出,正是杂乱的感性经验遮蔽了概念本身,造成了混乱。康德指出,任何单纯的感觉或者概念本身都不具备构成知识的完备条件,因为真正的知识最起码应该是判断,可以说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是判断。“在一切判断中,从其中主词对谓词的关系来考虑,这种关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要么是谓词B属于主词A,是包含在A这个概念中的东西;要么是B完全外在于概念A,虽然它与概念A有联结。”[2]康德把前者叫分析判断,把后者叫综合判断。继而他详细区分了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借以深入澄清这个问题。
所谓“分析判断”是指“在其中谓词与主词的联结是通过同一性来思考”[2]的判断,其逻辑形式表现为谓项包含在主项的概念中;所谓“综合判断”是指“在其中这一连接(谓项和主项)不借同一性而被思考的那些判断”[2],其逻辑形式表现为谓项不包含在主项的概念中。康德指出,所有的“分析判断”都是先天判断,是绝对可靠的,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却不产生新的知识。因为分析判断“通过谓词并未给主词概念增加任何东西,而只是通过分析把主词概念分解为它的分概念”[2],实质上其主词与宾词是同一的,所以康德又把分析判断称为“说明性判断”。大部分的“综合判断”是后天判断,主项与谓项的连接使得宾词给主词增添了新的内容,综合判断“在主词概念上增加了一个谓词,这谓词是在主词概念中完全不曾想到过的,是不能由对主词概念的任何分析而抽绎出来的”[2],所以康德称之为“扩展性判断”,但是这种来自经验的综合是偶然的,最多是或然的,因而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因此,人类的认识就面临这样的困境:要么是凭借“分析判断”获得可靠的普遍必然性,但是却永远不能增长我们的知识;要么凭借“综合判断”来增长我们的知识,而我们却永远也不知道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
康德在此把唯理论与经验论最核心的理论缺陷纳入了对“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理论讨论中来,借此来批评他们各执一端的无谓争论。基于对这种争论的深入思考,康德把批判哲学的知识论基础奠基在了这样的一种判断之上,这种判断综合了分析判断与经验判断的优势,具备了产生可靠知识的全部条件:第一,它是两个原来外在的概念或表象的联结,也就是说,宾词必须给主词增加新的内容,就像经验的判断那样;第二,这种联结必须具有像分析判断那样的普遍必然性。这种在康德看来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最牢靠的根基的判断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只有凭借这样一种判断才能使近代以来认识论的混乱得到澄清。
三
站立在哲学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十字路口,康德殚精竭虑地思考着它前进的方向:是“知识产生于对象”还是“对象依照知识”,是人只能被动地认识自然还是“人为自然立法”。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过对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仔细考察,康德省悟到,理性所能先天认识的只是理性事先放进事物中的东西,理性面对自然不是像学生面对老师那样言听计从,而是像法官一样,命令自然来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理性必须夹着它那些按照不变的规律下的原则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决不能只是让自然牵着自己的鼻子走。
毫无疑问,康德是在对传统哲学的深刻认识和对其危机的真切感受中去建立批判哲学体系的,“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之下,凡是想通过概念先天地建立某种关于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知识的尝试,都统统失败了。”[2]康德把以往的哲学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在知识的对象到底是现象还是物自体这个问题上的错位与混乱。说其错位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如柏拉图,虽然区分了现象和本体(物自体),但是却错误地把现象理解为假象、而以人类本不可知的本体作为其知识的对象,结果必然不能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说其混乱是说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常常混淆现象和物自体的概念。前者把只能用来规定和说明现象的范畴超验地运用到规定和说明物自体上来了,其结果只仅仅是导致了人类的认识能力在错误的领域内获得了一些关于不可知物的假知识;后者则由于错误地把对现象的认识当成了对物自体的认识,其所获得的知识在其理论逻辑上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明证时,他们就转而否认科学知识的存在,甚至否认人的认识能力本身,从而走上怀疑论。
在康德看来,虽然近代以来,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在人是否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以及如何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即康德所谓的“我能认识什么”的问题上长期地争论不休,但是这种争论本身绝不代表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分裂。康德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蓄养之前所有的哲学家关于此问题的理论和争论,把它们容纳于自身,静静地分析、沉淀,从而最终流淌出涓涓清澈的认识之流。坚信人可以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并在理论上使之在哲学层面得到充分的证明,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旨所在。
依照康德的观点,近代哲学在知识的对象到底是现象还是物自体这个问题上的混乱与错位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认识的主体理解为能动的主体,也就是没有把认识当成一种主体能动性活动来看待,因而必然不可能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既然以往的哲学家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好的进展。”[2]经过深思熟虑,康德决意按照“对象依照知识”的思路掀起人类认识领域内的“哥白尼革命”:彻底地颠覆以往的关于人类认识的理论,重新对人类的认识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并以此着手建立“一门可以叫做纯粹理性批判的特殊科学”。 [2]“对象依照知识”,这就是说认识主体在认识的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如洛克所言作为“白板”来消极地接受对象、机械地反映对象,而是以人类自身所先天具有的原理作为指导来能动地作用于对象,甚至从根本上讲是要创造出一个科学认识的对象。“换言之,人类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用一定的先天的认识形式去接受和整理感性材料,把规律赋予这些感性材料,使这些本来只是无规律的、偶然的和主观的心理上的材料(印象)接构成一个按照普遍必然规律而存在的经验对象,即自然界。这个对象不是指不可认识的物自体,而是指可能的知识对象、一切已认识和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然现象的总和。”[3]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就是创造,既创造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又创造出知识的对象即关于自然界的有序表象。
几乎在肯定理性积极的创造性的同时,康德就对人类理性可能的僭越保有充分的警惕,“这样一个入门将不必称作一种学理,而只是应当叫作纯粹理性的批判,而它的用处就思辨方面来说实际上将只是否定性的,不是用来扩展我们的理性,而只是用来澄清我们的理性,并使它避免犯错误,而这已经是极大的收获了。” [2]“轻灵的鸽子在自由地飞翔时分开空气的阻力,它也许会想象在没有空气的空间里它还会飞得更加轻灵。”[2]康德曾不无讥讽地说:“柏拉图也因为感官世界对知性设置了这样严格的限制而抛弃了它,并鼓起理念的双翼冒险飞向感官世界的彼岸,进入纯粹知性的真空。他没有发觉,他尽其努力而一无进展,因为他没有任何支撑物可以作为基础,以便他能撑起自己,能够在上面用力,从而使知性发动起来。”[2]在此康德强调的是人的认识能力的创造性不是充分到可以无中生有的地步,相反它必须依赖感性经验为其提供感性材料,“所以按照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是先行于经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的。” [2]在这里康德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性,强调“对象依照知识”“人为自然立法”;同时又毋庸置疑地确立了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优先地位,康德说:“人类知识有两大主干,它们也许来自于某种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基,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过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通过后者,对象则被我们思维。”[2],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四
一种伟大的理论必然能够博大到可以把以前的争论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通过其理论内部的概念、推理来整合前人的理论分歧,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搭建一个思考此类问题的平台,推动人类思维的进步,康德哲学正是这样的伟大理论。康德用“对象依照知识”的原则和“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把近代以来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主要分歧准确地反映在自己的批判哲学体系当中,深刻地揭示了各自的理论成就及其缺陷,全景式地展现了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的状况,并最终创造性地整合了他们的理论,建立了批判哲学体系,从而开创了哲学史的新高度。
依照“人为自然立法”或者“对象依照知识”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思路,康德借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逻辑展开了对于纯粹理性的批判。“先天综合判断”在康德心目中是一种既能够产生出新的知识,又能够保证其普遍必然性的最基本的知识单位,具有“扩大性”和“先天性”这样两个特点,只有它才能成为科学形而上学的可靠基础。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内涵着这样两个问题:“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已经被数学和自然科学所证明了的事实性的存在。就数学而言,“真正的数学命题任何时候都是先天判断,而不是经验性的判断,因为它具有不可能从经验中取得的必然性。”[1]但是这种先天判断也不是像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仅仅是分析性的,同时也必然是综合性的;这种综合不是指对感性经验的综合,而是借助于纯粹直观对产生于感性经验的数学概念进行先天的建构。因而也就可以说:所有严格意义上的数学命题实际上都是先天综合判断。就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而言,其最基本的原理也都是由先天综合判断构成的。因此,康德认为对“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追问没有意义,因为它本身已经是被数学和自然科学所证明了的,而且在形而上学中也应该存在,对此可以借对“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来对它作进一步的证明。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被康德借助于逻辑推导合理地转化为数学(几何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物理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样三个问题,在康德看来数学和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已经被其自身高歌猛进的发展所证明,我们只需要在哲学的层面上就其“如何可能”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追问其可能的逻辑条件,并以此为基础,探寻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逻辑条件。在康德看来,“先天综合判断”是一切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知识的充要条件,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是真知识的典范和摹本。因为数学和自然科学之真,所以必然是以“先天综合判断”为逻辑条件;又因为“先天综合判断”在数学与自然科学中的存在已经得到严格的证明,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之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也必然是可以得到确认的,既然有“先天综合判断”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那么其作为真知识的逻辑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就必然存在一种作为真知识的形而上学。参照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可能性条件追问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条件,以“先天综合判断”作为连接形而上学之可能性条件与数学、自然科学之可能性条件的桥梁,这应该是符合康德思路的理论进路。
对“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实际要讨论的是它成为可能的条件和方式。康德认为,“一种判断的根据是指进行判断的主体是根据什么把判断的主项和谓项联结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判断的”。[3]以往的哲学家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唯理论者认为,判断应该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则,否则就是虚假的;经验论者主张,应该以人的感性经验作为检验认识真伪的唯一根据,除了感觉经验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得到。所以他们一个囿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分析判断,另一个则永远也无法证明他们获得了可靠的知识。遵循这样的思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必然不能得到证明,甚至于在这样的思路下,“先天综合判断”本身都是难以被理解的,也只有在康德以先验哲学方法论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以后这才将是一个可以期待解决的问题。康德试图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来清理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世界的知识论传统,特别是清理近代以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矛盾纷争,进一步拷问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和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方法。“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纯粹理性批判》之核心问题,正是由于它在两个方面回应这个历史性的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正是知识获得普遍必然性的条件;“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方式,正是获得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方法。两个问题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构成此核心问题之两个方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先验哲学既是本体论也是认识论,既是知识学又是方法论。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实质上是想通过对知识得以成立的逻辑条件的追问和探寻来进一步地挖掘人的主体能动性,以期以此来整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所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讨论的是一个人的主体性问题,也就是认识主体能否认识客体、怎样认识客体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试图通过彰显人的主体性来证明人可以获得关于对象的知识,但是他们,或者是因为错误地理解了认识的对象,或者是因为对人的主体性的片面理解。总之,都没能在哲学层面使得“人能否获得关于对象的普遍必然的知识”这个根本的时代命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造成了极度的混乱,甚至于对人类本身的认识能力也产生了怀疑。按照这样的思路,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能否获得关于客体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似乎成了一个无法证明的问题。正是康德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蓄养了所有前人的成果,对人的认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通过“对象依照知识”的根本原则进一步高扬人的主体性,以极大的理论包容性整合唯理论与经验论的争端于其先验哲学体系之中,为人的认识能力鸣锣开道,开创了哲学新的辉煌的壮丽场景。当然,试图从康德哲学浩繁的文本与晦涩的词句中清理出一条明晰的理论思路,继而形成一个略显完备的理论架构,此诚近年西学研究之显学,其研究者众多,其成果亦斐然,但仍是一个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开放性问题。
参考文献:
[1]康德著,庞景仁译.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