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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下旬，得知谢泳即将去厦门——他这一走，太原怕是难以再去了——遂去一短信，表达重聚之意。
8月10日凌晨，车抵太原，谢泳来接。上午10点以后，智效民、赵诚、马斗全三位先生来我们的住处晤叙，相聚甚欢。马先生带来了当天作的一阕词，兹引录于下：
送谢泳之厦门大学
调寄 风入松
凭君一棹向东南，学界盛为传。秋风至此应无恨，这般事、岂独从前。辛苦平时学问，而今值了些钱。
却思汾上廿余年，各有寸心丹。分携可奈关山隔，将何语，来对离筵。此送先生去也，晋山晋水都怜！
11年前我初来太原时，谢泳才35岁，正值青年。11年倏忽而逝，谢泳已入壮年，我亦垂垂近老，诚如庄子之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而壮年之谢泳，现在又面临自北而南的迁徙之劳，还将以数年之期经营一家的生存之境。待到安定下来，只怕也略近知天命之年了。
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以一生之大半光阴去经营一个适于生存、勉可务本业的外部环境，然后始能稍安于专业和学问之潜研；有的则一生也经营不好自我生存的环境，从少迄老，终在困顿之中。但谢泳一家南迁，总算在全国开了一个先例，为人才的凭才合理流动，破了1990年代以来的僵化之局。这于谢泳，毕竟是一种改善。天道酬勤，谢泳二十余年的勤苦向学，总算“功不唐捐”。
受聘厦门大学，为何引起关注
2007年春夏之交，谢泳受聘的消息披露之后，引起传统媒体和网络上的一阵热议，当然赞赏的居多。为什么会引起知識界广泛关注呢？究其因不外两点。
其一，自1989年迄今近20年间，唯文凭主义盛行，堵死了天才出头之路。以文凭证明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和身份，只能说是基本公平合理，但不能绝对化、一律化。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10年间，媒体报道自学成才的新闻层出不穷，一经报道，立即获得社会吸纳，当事人各安其位，后来都作出了贡献。应该说，发现自学成才者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那10年间的一个好传统；但这个好传统在随后20年间却被摒弃了。此种情况下，谢泳受聘之事引起热议乃是必然。希望从谢泳之破格破例起，今后全社会在人才选拔上，要为天才和特殊人才留出空间。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懂得，自学成才者被遴选和合理擢用，是国家投入（教育）成本最为低廉的一个渠道。
其二，就个人条件说，谢泳乃是一个低学历（专科）的饱学之士。就其资质而论，有以下若干特点：
见解明睿。比如读《黄河青山》，他说：“因为过去看过黄仁宇的几本书，对于他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佩服，但对他的史观却有一点点怀疑，特别是他认为中国历史有长期的合理性那一点，还有就是所谓谁完成了中国社会上层的整合，谁完成了中国下层社会的整合等，我以为都是他离开中国以后的感受，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历史。他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问题，我以为那两个人是不能等量齐观的。黄仁宇之所以有那样的感觉，还是对中国上世纪后半的历史没有真切的感受。这一点，好像是海外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是黄仁宇，王浩、邹谠和杨振宁他们都有类似的感想。”（《回忆录是靠不住的——读〈黄河青山〉有感》）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更贴近于史实。
见解的养成，是各方面素质综合的结果，一双披沙拣金的慧眼则必不可少。如80年前的一本线装非正式出版物《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被他从废纸中发现了，买回来通读后，得出这样的观感：“这本书……制定自治法规的逻辑，和美国制定宪法的逻辑完全相同。”他把这件险些灭绝的史料发掘出来并披露，使读者生出这样的感慨：80年前的这个村政基础若未被破坏，延续到今天，将是什么局面呢？
每个人的见解犹如一座金字塔的塔顶，而整个知识参照系则构成塔基。谢泳在求知上的一大优点是秉承了中国前贤“于书无所不窥”的读书习惯。胡适在80年前指导青年读书时就指出了“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他又希望大学毕业生出了学校以后，追求知识的兴趣要保持终身。谢泳探求知识的“触须”往往能触到常人所忽略或触及不到的领域，如1930年代初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陈兼善著的《进化论纲要》、许士廉的《人口论纲要》等。一些冷僻的书籍和资料，简直举不胜举。他约于1980年代末开始留意“反右”的史料。十几年广搜博采的结果，成绩甚为可观，铅印、油印的各类出版物迄今已逾百种。学术精神也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其实不是致用，只是求知。胡适说：“其实科学发达史上，真正创造科学的许多开山大师都是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知识而寻求知识的工作者。”谢泳孜孜矻矻，持之以恒对史料进行搜求、分辨，是他学术精神的最好体现。
明睿的见解的建立，还跟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关。学问厚实、知识丰富者大有人在。为什么一些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又见解不高、屡出谬误呢？这大概跟他的知识结构中某些要件缺项有关。人当然不能穷尽所有知识，而作为一个现代人，各种知识必备项不可短少。在汪晖主编《读书》的前七年，我每读到一篇有谬见的文章，都要跟外地朋友展开电话讨论。在1998年某期读到“新左”主将一篇大义凛然的文章，标题大意是：“是贵族的自由？还是平民的自由？”批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诉求，理直气壮地为弱势群体执言。殊不知，在近代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争取自由是从宗教信仰的自由开始的，从宗教信仰的自由再逐渐扩大到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平民和贵族的自由并不是同步获得的，是先有了贵族的自由，然后才逐渐扩及平民的。别说中国知识分子还远未成贵族，即使已是贵族，当自由尚在云端漂浮之际，批评谁的正当诉求，都是幼稚的妄为。
决定见解最终类型的，还有教育。自由的教育是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成熟的见解是永远难以达成的。我发现谢泳自由教育的启蒙期是在1981年。
“那时我还看过一本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本小册子。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在晋中师专读书了，那是思想解放的初期，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领袖并不是神。那时我们有一个常见的句式是：没有谁，就没有什么。从此我就不信这一套了。（19）90年代初期，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不幸的观念》，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哈耶克，以后又读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
“朱竞：您还算幸运，那么早就读到哈耶克的书，西方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您以后的思考有什么影响吗？对中国的文学界有什么触动吗？”
“谢泳：这些书改变了我30岁以前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政党和形形色色的所谓主义的认识。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他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的，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是身心健康的，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朱竞《我们生活的时代——访谢泳》，《杂书过眼录》，谢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从上引一席话可知，谢泳的自由教育是在历年的自由读书、自由选择中逐渐完成的。
自由教育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不以宗教式信奉的态度看待一切学说、人物和主义，就是赫胥黎说的“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健全的个人对世界所抱的态度简言之就是“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经过一番“打破沙锅炆（问）到底”的过程，再作出评判，发表意见。
谢泳有着“书不读到不妄言”的性格或习惯，一切都须经考察后定之，而且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最后的定案。这就是接受了自由教育的人的品性。
知识分子应该怎样
除有真知灼见外 ，谢泳还是一位关心国运民瘼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12年以来，他出了10本书。论轰动效应，远不及余秋雨。但自1980年代文学落潮以后，经1990年代前期的沉寂，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主领中国文坛的已不是文学和作家，而是思想和学术。余秋雨先生虽不属于思想界之学者，唯以其优于当代作家之才情而成一文化明星，其盛名迄今不衰。但以其为人之精明，几乎从不参与公共领域之发言，乃成为左右逢源之名流。数年前当余杰批评余氏之时，谢泳曾取一独特的观察和分析角度说：“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局限。”（《换个角度看余秋雨》）这几句话说得平允公正，切中肯綮。就是余先生本人，大概也是能默肯的吧。
谢泳有一句回到常识的俗话：“好东西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十几年前，他曾提倡“普及吴祖光”。他说：“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都能像作家左拉那样。”（谢泳《普及吴祖光》）
这段话既是谢泳青年时期发出的社会呼吁，也是他自己力行的最低准则。十几年来，他就是秉持这样的道义责任，参与公共发言，贡献建设性意见，形成了他的近千篇文章和十几本书，赢得了他的读者的“理解之同情”。
约90年前，胡適曾指出:“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寻出救济的方法”。那时的舆论家，就是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谢泳从常识出发，对诸多公共问题先作考察研究而后作负责任的发言，诉之于理性，说平实的话，切入人心，使他的读者（大多都是忧国忧民之士）往往有会心的共鸣。
（作者系文史学者）
8月10日凌晨，车抵太原，谢泳来接。上午10点以后，智效民、赵诚、马斗全三位先生来我们的住处晤叙，相聚甚欢。马先生带来了当天作的一阕词，兹引录于下：
送谢泳之厦门大学
调寄 风入松
凭君一棹向东南，学界盛为传。秋风至此应无恨，这般事、岂独从前。辛苦平时学问，而今值了些钱。
却思汾上廿余年，各有寸心丹。分携可奈关山隔，将何语，来对离筵。此送先生去也，晋山晋水都怜！
11年前我初来太原时，谢泳才35岁，正值青年。11年倏忽而逝，谢泳已入壮年，我亦垂垂近老，诚如庄子之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而壮年之谢泳，现在又面临自北而南的迁徙之劳，还将以数年之期经营一家的生存之境。待到安定下来，只怕也略近知天命之年了。
数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要以一生之大半光阴去经营一个适于生存、勉可务本业的外部环境，然后始能稍安于专业和学问之潜研；有的则一生也经营不好自我生存的环境，从少迄老，终在困顿之中。但谢泳一家南迁，总算在全国开了一个先例，为人才的凭才合理流动，破了1990年代以来的僵化之局。这于谢泳，毕竟是一种改善。天道酬勤，谢泳二十余年的勤苦向学，总算“功不唐捐”。
受聘厦门大学，为何引起关注
2007年春夏之交，谢泳受聘的消息披露之后，引起传统媒体和网络上的一阵热议，当然赞赏的居多。为什么会引起知識界广泛关注呢？究其因不外两点。
其一，自1989年迄今近20年间，唯文凭主义盛行，堵死了天才出头之路。以文凭证明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和身份，只能说是基本公平合理，但不能绝对化、一律化。从“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10年间，媒体报道自学成才的新闻层出不穷，一经报道，立即获得社会吸纳，当事人各安其位，后来都作出了贡献。应该说，发现自学成才者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那10年间的一个好传统；但这个好传统在随后20年间却被摒弃了。此种情况下，谢泳受聘之事引起热议乃是必然。希望从谢泳之破格破例起，今后全社会在人才选拔上，要为天才和特殊人才留出空间。教育行政部门应该懂得，自学成才者被遴选和合理擢用，是国家投入（教育）成本最为低廉的一个渠道。
其二，就个人条件说，谢泳乃是一个低学历（专科）的饱学之士。就其资质而论，有以下若干特点：
见解明睿。比如读《黄河青山》，他说：“因为过去看过黄仁宇的几本书，对于他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佩服，但对他的史观却有一点点怀疑，特别是他认为中国历史有长期的合理性那一点，还有就是所谓谁完成了中国社会上层的整合，谁完成了中国下层社会的整合等，我以为都是他离开中国以后的感受，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历史。他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有问题，我以为那两个人是不能等量齐观的。黄仁宇之所以有那样的感觉，还是对中国上世纪后半的历史没有真切的感受。这一点，好像是海外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不仅是黄仁宇，王浩、邹谠和杨振宁他们都有类似的感想。”（《回忆录是靠不住的——读〈黄河青山〉有感》）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更贴近于史实。
见解的养成，是各方面素质综合的结果，一双披沙拣金的慧眼则必不可少。如80年前的一本线装非正式出版物《五台县河边村・村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被他从废纸中发现了，买回来通读后，得出这样的观感：“这本书……制定自治法规的逻辑，和美国制定宪法的逻辑完全相同。”他把这件险些灭绝的史料发掘出来并披露，使读者生出这样的感慨：80年前的这个村政基础若未被破坏，延续到今天，将是什么局面呢？
每个人的见解犹如一座金字塔的塔顶，而整个知识参照系则构成塔基。谢泳在求知上的一大优点是秉承了中国前贤“于书无所不窥”的读书习惯。胡适在80年前指导青年读书时就指出了“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他又希望大学毕业生出了学校以后，追求知识的兴趣要保持终身。谢泳探求知识的“触须”往往能触到常人所忽略或触及不到的领域，如1930年代初张东荪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陈兼善著的《进化论纲要》、许士廉的《人口论纲要》等。一些冷僻的书籍和资料，简直举不胜举。他约于1980年代末开始留意“反右”的史料。十几年广搜博采的结果，成绩甚为可观，铅印、油印的各类出版物迄今已逾百种。学术精神也就是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其实不是致用，只是求知。胡适说：“其实科学发达史上，真正创造科学的许多开山大师都是为真理而寻求真理，为知识而寻求知识的工作者。”谢泳孜孜矻矻，持之以恒对史料进行搜求、分辨，是他学术精神的最好体现。
明睿的见解的建立，还跟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关。学问厚实、知识丰富者大有人在。为什么一些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又见解不高、屡出谬误呢？这大概跟他的知识结构中某些要件缺项有关。人当然不能穷尽所有知识，而作为一个现代人，各种知识必备项不可短少。在汪晖主编《读书》的前七年，我每读到一篇有谬见的文章，都要跟外地朋友展开电话讨论。在1998年某期读到“新左”主将一篇大义凛然的文章，标题大意是：“是贵族的自由？还是平民的自由？”批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诉求，理直气壮地为弱势群体执言。殊不知，在近代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争取自由是从宗教信仰的自由开始的，从宗教信仰的自由再逐渐扩大到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平民和贵族的自由并不是同步获得的，是先有了贵族的自由，然后才逐渐扩及平民的。别说中国知识分子还远未成贵族，即使已是贵族，当自由尚在云端漂浮之际，批评谁的正当诉求，都是幼稚的妄为。
决定见解最终类型的，还有教育。自由的教育是思考力和判断力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成熟的见解是永远难以达成的。我发现谢泳自由教育的启蒙期是在1981年。
“那时我还看过一本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本小册子。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在晋中师专读书了，那是思想解放的初期，从这本书中，我知道了……领袖并不是神。那时我们有一个常见的句式是：没有谁，就没有什么。从此我就不信这一套了。（19）90年代初期，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不幸的观念》，我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哈耶克，以后又读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
“朱竞：您还算幸运，那么早就读到哈耶克的书，西方的这些哲学思想对您以后的思考有什么影响吗？对中国的文学界有什么触动吗？”
“谢泳：这些书改变了我30岁以前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国家、政党和形形色色的所谓主义的认识。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他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的，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是身心健康的，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朱竞《我们生活的时代——访谢泳》，《杂书过眼录》，谢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
从上引一席话可知，谢泳的自由教育是在历年的自由读书、自由选择中逐渐完成的。
自由教育完成的标准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不以宗教式信奉的态度看待一切学说、人物和主义，就是赫胥黎说的“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健全的个人对世界所抱的态度简言之就是“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经过一番“打破沙锅炆（问）到底”的过程，再作出评判，发表意见。
谢泳有着“书不读到不妄言”的性格或习惯，一切都须经考察后定之，而且不认为自己的结论就是最后的定案。这就是接受了自由教育的人的品性。
知识分子应该怎样
除有真知灼见外 ，谢泳还是一位关心国运民瘼的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12年以来，他出了10本书。论轰动效应，远不及余秋雨。但自1980年代文学落潮以后，经1990年代前期的沉寂，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主领中国文坛的已不是文学和作家，而是思想和学术。余秋雨先生虽不属于思想界之学者，唯以其优于当代作家之才情而成一文化明星，其盛名迄今不衰。但以其为人之精明，几乎从不参与公共领域之发言，乃成为左右逢源之名流。数年前当余杰批评余氏之时，谢泳曾取一独特的观察和分析角度说：“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最大的优点，也是他最大的局限。”（《换个角度看余秋雨》）这几句话说得平允公正，切中肯綮。就是余先生本人，大概也是能默肯的吧。
谢泳有一句回到常识的俗话：“好东西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十几年前，他曾提倡“普及吴祖光”。他说：“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的性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一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都能像作家左拉那样。”（谢泳《普及吴祖光》）
这段话既是谢泳青年时期发出的社会呼吁，也是他自己力行的最低准则。十几年来，他就是秉持这样的道义责任，参与公共发言，贡献建设性意见，形成了他的近千篇文章和十几本书，赢得了他的读者的“理解之同情”。
约90年前，胡適曾指出:“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寻出救济的方法”。那时的舆论家，就是今天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谢泳从常识出发，对诸多公共问题先作考察研究而后作负责任的发言，诉之于理性，说平实的话，切入人心，使他的读者（大多都是忧国忧民之士）往往有会心的共鸣。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