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炳钧（字亚丹）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律师。他与抗战名将孙元良将军是挚友。在我的记忆中，因父亲比孙将军年长4岁，故而孙将军对我父亲以兄相称，因此，我也就称他为叔叔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返回南京南捕厅旧居后，直至1949年，孙叔叔曾多次到我家中，与父亲叙谈畅饮。当时年幼的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时总是亲近得很，谈笑风生。孙叔叔留给我的印象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军服笔挺，有时还足蹬闪亮的军靴，英武非凡，魅力十足，是我那时心中所崇尚的男人形象。1947年我的爺爷在南京去世，孙叔叔时任重庆警备司令，不能来宁吊唁，他特地致信我父亲慰问，并附亲笔唁词，在唁词中他以“愚侄”自称。
　　孙叔叔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开朗、豪放，喜欢小孩。每次我见到他时，他总是要逗我玩。对于我这个还不到10岁的小男孩来说，更喜欢摸弄他的军服、肩章、领章和皮靴，有时甚至还想去碰他的佩枪，每次他都和颜悦色地尽量满足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很亲切。然而，孙叔叔前往台湾后，便与我们失去联系，身在南京的父亲，始终没有忘记他的那些身在台湾的老友们。家父1964年病逝前，还曾嘱咐家人日后有机会时，一定要向孙元良等老友带去问候。
　　1994年春，我偶然得知影星秦汉先生是孙叔叔的公子时，便萌生可通过秦汉向孙叔叔问候的想法。于是在1994年7月，我在《金陵晚报》发表了《遥寄秦汉先生》一文，还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试图通过新闻界的传播，能恢复父辈之间的友情。后来，愿望终于实现了。在《金陵晚报》的大力帮助下，1995年8月12日下午，在南京大行宫会堂，秦汉来南京参加他主演的影片《南京大屠杀》的首映式之前，我和秦汉的手终于握在一起。这一次握手，延续了父辈半个世纪的友谊。我请秦汉向孙叔叔转达家父和我们全家的问候，并请他代转交孙叔叔当年给我父亲的信以及致我爷爷的唁词复印件。当秦汉知我年长他几岁后，他又高兴地尊称我为兄长。当时，我们相约有生之年能在祖国宝岛台湾一聚，并登门拜访孙叔叔。
　　然而，天公无情，2007年6月，孙叔叔驾鹤西归，我想再见孙叔叔的愿望也无法实现，所幸孙叔叔在世时，还能感受到身在大陆的世交老友及其家人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