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记者 刘京京 于达维 驻香港记者 王端 实习记者 郭惟地
　　
　　5月6日下午4点32分,来自墨西哥的南航CZ999航班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是自5月1日中国香港发现第一例来自墨西哥的输入型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中国政府派包机接回滞留在墨西哥的中国旅客。
　　
　　初夏的天气已有些闷热。机上98名乘客均戴着口罩。同机返回的还有19名机组人员和两名传染病专家。
　　
　　航班落地后,机上所有乘客都被安置在上海浦东新区三甲港一家宾馆接受为期七日的隔离观察。机组人员则不下飞机,直接飞赴广州。
　　
　　根据预案,被观察的乘客中如果有人出现发热症状,将由救护车送至定点医疗机构。当日下午5时15分,检测人员报告,所有人体温检测正常。
　　
　　这一系列看似有些复杂的防疫措施,并不令乘客们感到意外。5月1日以来,由于首例确诊病例在香港出现,中国各地政府随即展开了对密切接触者的紧急搜寻,并先后隔离观察了与患者同机的乘客以及密切接触者数百人。
　　
　　5月7日,观察期结束,有关人员已经全部解除隔离,并无新增疑似或确诊病例。
　　
　　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极为严格的隔离措施持有不同意见,但经历过SARS疫情的中国人,普遍对政府谨慎防控之举表示理解。毕竟,疫情仍在蔓延,警报并未曾解除。
　　
　　港府“宁估错,勿放过”
　　
　　4月30日晚8时左右,香港律敦治医院接待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25岁墨西哥籍男子,有喉咙痛、咳嗽等症状。
　　
　　其时,墨西哥疫情正急。出于谨慎,香港律敦治医院医生将其定为甲型H1N1流感的疑似个案,采取隔离措施。初步测试的结果呈阳性,律敦治医院如临大敌。
　　
　　5月1日一早,律敦治医院将案例呈报给香港卫生署。经过再度检验,确诊其为甲型H1N1流感病例感染个案。
　　
　　经过紧急调查,香港政府获知了患者的行程:4月29日,从墨西哥乘AM098航班出发,4月30日晨6时飞抵上海,11时20分转乘MU505航班飞往香港,并于下午12时49分抵港;然后乘坐的士;抵达湾仔维景酒店。
　　
　　5月1日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表情严重地宣布:“香港出现了第一宗确诊人类猪流感个案。”
　　
　　全港上下高度紧张。患者曾入住的湾仔维景酒店被警方封锁,住客及职员被要求七日内不准离开。酒店内当时约有200名住客及80名职员。部分住客得知酒店被封后,拒绝返回酒店。
　　
　　截至5月6日,总共有386人被隔离,其中湾仔维景酒店被隔离有283人。尽管港府官员多次呼吁住客尽快返回酒店做身体检查,但仍有六名酒店住客失去联络。
　　
　　来自上海的薛先生,是其中一名被隔离的酒店住客。他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自己是偕同朋友来港旅游的,“5月1日上午才刚刚入住,没想到晚间酒店即被封锁。”
　　
　　薛先生说,隔离期间,由于心情紧张,体温曾达到37.4摄氏度,被送院观察检测24小时,所幸没有任何病症,即被送回酒店。
　　
　　据香港《文汇报》消息,酒店中有一对来港探望女儿的四川籍夫妇,得知酒店被封后,已通过陆路口岸过关,并由深圳飞回成都。目前该夫妇正在家中自行隔离。
　　
　　除了酒店,另一传播病毒的可能场所,为墨西哥患者所搭乘抵港的MU505航班。患者当时的座位号为23排A。航空公司的资料显示,当时航班总共有142名旅客。港府要求坐在患者前后三排的乘客,即20至26排的乘客接受隔离检测。
　　
　　5月2日,香港卫生署公布,此航班与患者同排和前后排人士,共有36人,其中七人已离港;截至5月6日已追踪到35名旅客,并送往医院接受隔离。
　　
　　为了寻找墨西哥患者曾搭乘过的两辆的士的司机,香港政府展开全城“大搜索”。直至5月3日中午,香港卫生署公布,两名司机均已找到并进行隔离。
　　
　　在确诊首例流感患者之后,香港政府针对出入境口岸加强三项防控措施,包括机舱服务人员若发现乘客出现流感病症,又或曾经到访过墨西哥,可于飞机降落前通知控制塔,关口人员将登机检验;过境人士需要填报《健康申报表》,卫生署凭表筛出高风险人士,接受医护人员检查;以及红外线仪器探测乘客体温。
　　
　　在部分陆路口岸如罗湖、落马洲、皇岗口岸,旅客也需要填写《健康申报表》。5月2日晚间,记者来到皇岗关口,发现不仅停有警车,而且还有四五名医护人员不时派发预防流感的宣传单,关口传来阵阵浓烈的消毒水味道。
　　
　　一位接近港府的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2003年SARS暴发之时,在对发生疫病的淘大花园是否属社区感染问题上,政府内部认知不同,导致SARS疫情的恶化。“对于传染病,隔离时点非常重要,只要稍慢一拍就可能导致疫情扩散。”因而,此次面对新病毒,港府采取“宁估错,勿放过”的严厉态度应对。
　　
　　美联社引述专家形容,香港采用了“最高标准”应对此次流感。
　　
　　上海紧急行动
　　
　　香港疫情消息当晚便传至内地。寻找与患者同机的两航班乘客,成为阻断内地疫情的关键。
　　
　　寻人工作连夜进行。中国卫生部5月1日晚间发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立即对AM098航班上的所有乘客,进行隔离和为期七天的医学观察,同时尽快查清该航班上已前往其他省份的乘客,并采取防控措施。
　　
　　经上海市政府部门调查,AM098次航班上共有189人,包括13名机组人员和176名旅客,在旅客中有两人已经经由上海飞往其他国家。进入中国的174名旅客中,48人在入境健康申报卡上填写为目的地为上海;其余126人填写前往其他省市,其中有7人仍逗留在上海。
　　
　　整个过程高度公开,进展迅速。5月2日上午,上海疾控中心披露,尚有15名乘客还未联系上,并公布了这些乘客的姓名。
　　
　　5月3日下午,记者从上海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历经两天两夜的追踪查访,乘坐墨西哥AM098航班的48名上海乘客已全部找到;另有7名在沪外省市乘客,以及13名机组人员共计68人,全部安排集中隔离。
　　
　　乘客们被隔离在上海南汇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有关部门为其配备了电脑及充电器。59名乘客家属则被要求居家观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日定时上门测量体温,社区居委会负责居家观察者的日常三餐以及生活必需品供应。所有观察者身体状况正常。
　　
　　其实,4月30日来自墨西哥的AM098航班在上海浦东机场着陆后,检验检疫部门上机对旅客进行体温测量,对托运行李进行消毒。下客之后,对飞机进行消毒。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体温测量,8时许,机上旅客全部出关,当时未发现异常情况,直至患者自行在香港就诊。
　　
　　曾有专家建议采取更加严格的隔离措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曹广文指出,对所有来自疫区的旅客立即进行至少七天的隔离,但最终并未被采纳。对此,上海卫生局相关人士表示,如果乘客没有出现症状,强行隔离 “也说不过去”。
　　
　　全国设防
　　
　　随着对“密切接触者”的搜寻,防控工作迅速推向全国。
　　
　　在AM098航班当中,有41位乘客经上海到广州,截至5月2日零时,仍有11位乘客未被广东省卫生厅寻获。仅12小时之后,《财经》记者致电广东省卫生厅,获知11人当中“绝大部分已经找到”。
　　
　　在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成军于5月2日下午宣布,AM098航班有17名乘客由上海前往北京,其中15人(其中有五位外籍人士)已于5月2日3时至8时被该院接收,进行隔离和医学观察。另外两人分别在河北省和江苏省实施隔离。
　　
　　5月1日,地坛医院就已将感染二科22个病房的34张病床全部腾空,准备接收密切接触者。不过,5月2日晚7时,地坛医院又将上述15名乘客转移至地坛医院南侧的国门路大饭店继续隔离观察。
　　
　　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的科学家严建兵的母亲,是AM098航班的乘客。严建兵告诉《财经》记者,他的母亲于4月30日晚回到位于湖北省崇阳县路口镇田铺村严家湾的家中,当晚即有防疫人员到场咨询;5月1日晚被带到医院进行隔离;5月2日,全村被封禁,还拉起了警戒线。
　　
　　5月4日,卫生部通报,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停留在中国国内的166名乘客都已找到,并分布在18个省(区、市)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同时,对AM098航班上的13名墨西哥籍的机组人员也实施了隔离观察。
　　
　　防控下一步
　　
　　有SARS的教训在先,中国此番防控流感疫情的行动称得上迅速而果断,整个过程也较为公开。
　　
　　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提及此次流感疫情是在4月25日,当时还把这次流感称为“猪流感”。当天,中国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下称国家质检总局)便向公众通报了世卫组织的通告。
　　
　　卫生部表示,正组织专家对病毒进行研究,对疫情影响进行研判。国家质检总局则要求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加强对甲型H1N1流感流行地区入境人员的体温检测和医学巡查。
　　
　　当世卫组织两次提升流感的警戒级别,中国官方的应对也随之升级。来自流感流行地区的猪肉被禁止入境。
　　
　　4月2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4月30日,卫生部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同时,还将其纳入《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5月3日,卫生部不但要求各地对甲型H1N1流感密切接触者实施隔离观察情况,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还特别承诺,如果发现了疑似或确诊病例,肯定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5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保障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地方各级财政也要拨出专款。对于中国政府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措施,SARS期间回国的原美国田纳西州卫生防疫高级官员黄建始教授认为,“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目前担任着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的黄建始向《财经》记者表示,与2003年防控SARS、2004年防控禽流感相比,此次中国政府的应对有了显著的变化。
　　
　　他尤为认同的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更重视疫情监测、知识宣传等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和联防联控机制等软件建设,而不是只顾仪器、疫苗等高科技手段和硬件。
　　
　　例如,4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八项工作中,有七项是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只有第七项——加强物质储备与技术研究,与高科技硬件有关。
　　
　　在黄建始看来,疫苗、药物等高科技的硬件固然重要,但缓不济急,“我们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普遍接种机制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13亿人的需求,但病毒只要几个月就能大面积传播。”
　　
　　不过,中国官方也并未忽视科学技术研究。在4月30日下午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宣布,中国疾控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已于4月30日上午研制出了特异且灵敏的甲型H1N1流感快速诊断方法,马上就可以装备到全国的网络实验室系统。
　　
　　对于下一步的防控,黄建始认为,21世纪应对传染病的策略,应该还是主要依靠传统的公共卫生手段,控制环境和改变人的行为,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些策略包括:提供干净的饮用水、足够的营养、安全的食品、健康的住房、科学的污水和废物处理,保证清洁的空气,建立正确可靠的疾病暴发监测和控制系统,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等。
　　
　　“能否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传染病防控策略,取决于决策者能否真正理解这个道理。”黄建始说。■
　　
　　本刊实习记者刘卫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