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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白烨，陕西黄陵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到2010年，文学进入新世纪已整整10年。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也意气风发地走过了10年;而我自己对于他们的文学追踪，也不知不觉地进行了10年。
新世纪文学在其多样又多变的演进中，有很多新生和新异的现象惹人眼目。就写作群体的长足崛起和后来居上而言，“80后”绝对是一个不可避绕的现象。而且，他们的文学进步与人生成长，也与新世纪的10年相随相伴，关系甚大。他们在新世纪的舞台登台亮相，他们在新世纪的时段奋袂而起，把自己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美与刺，都一股脑地倾泻于文字，抛洒于文坛，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激起文坛的热议。从此，“80后”就与新世纪文学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了一起，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注脚。
我在文化与文学上对于“80后”的关注，虽然起始比较早，但是也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记得在1998年受聘于“布老虎”丛书北京编辑部时，就同时任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安波舜一起做过一个上海女中学生作者许佳的长篇小说《我爱阳光》。当时就从作品凌厉的语言、愤懑的情绪里，强烈地感受到年少的学生作者裹挟在生气里的锐气，但并没有想到这部出于18岁中学女生之手的长篇小说，是“80后”群体行将崛起于文坛的先声。
再一次较为集中地关注“80后”，是在2003年春天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当时，春风文艺、上海文艺、长江文艺等出版社在北京展览中心附近的酒吧召开一个青春文学座谈会，邀我参加。我事先阅读了张悦然、郭敬明、韩寒等人的作品，在座谈会上发了言。而后，又与会上初识的张悦然、郭敬明到附近的酒吧里聊了聊。在那之前，我还以为已开始发热走俏的青春文学，是出版社与出版商们“炒”出来的，但看了作品之后才感到，青春文学与“80后”，是他们自己冒出来的，而且含带了他们自己的明显特点。
2004年初，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收有76位“80后”作者作品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他們知道我开始关注“80后”现象，便找到我请我为之作序。我看了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打印稿，做了详细的阅读笔记，写了《新的群体，新的气息》的序言。虽然书中的作者与作品的水平各个不一，但这一代人的文学才情与文学追求，却也咄咄逼人。他们有他们的不足，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他们的偏颇，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这一切理应受到应有的关注，得到必要的尊重。于是，我便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对“80后”的观察与追踪上。
2005年上半年，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要我做一次学科前沿报告，因为当时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方兴未艾的“80后”现象。于是，前沿报告就以“‘80后’的写作”为题作了讲演，之后研究生院根据记录整理出了讲稿，我又把讲稿整理成《“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文章，发于《长城》杂志2005年第六期。也是这年夏天，在时任新浪网副总编侯小强的一再怂恿之下，我在“新浪”开了自己的博客。当时，不知博客应该做些什么，就把一些评论文章贴了上去。这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贴上博客之后，就被韩寒看到，其中对他有所保留的评价惹怒了他，他写了一篇博文予以抨击，于是便有了后来发生于2006年4月间的“韩白论争”。说是“论争”，其实是“口水战”。因为韩寒一系列带“屁”的骂语，你根本无法正经面对。而他背后的诸多粉丝，不管青红皂白，一概上来攻击。加之媒体的煽风点火，所谓的“论争”越来越远离学理。韩寒的过激反应，并非是对我有关“80后”群体的评价不满，而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不高不服和有气。我认为他除早期的《三重门》确实不错外，他实际上与文学渐行渐远，他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对于传统观念的反叛。比较了解我的评论家朋友解玺璋认为韩寒等人误解了我，写了一篇《白烨：“80后”文学的保姆》的博文，结果招致了韩寒粉丝们的猛烈攻击。之后又有陆天明、陆川、高晓松被卷了进来，先后都遭到了网上的激烈围攻。这样的“口水战”，随后又漫延到纸质媒体和传统文坛，成为近年来影响甚大的网络事件。
回想这一事件，在看起来的偶然之中，的确也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我对于“80后”的评说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坛与文人的视角与观念，如“走上了市场，未走上文坛”，等等，而韩寒作为具有叛逆情绪的代表，把我看成了传统文坛的一个代表。因而，借用批我来显示他们的存在与力量，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幸或有幸被撞上并由我的文章而引发。这一事件的一个连带作用，是把“80后”这样一个代际概念，“炒”出了文学圈子，“炒”向了社会大众，使“80后”成为一个焦点现象和热门话题，为更多人所知晓和所关注。
虽然在走近“80后”，尤其是“韩白论争”中，受了一些误解与委屈，但是并没有减敛我关注“80后”的热情，我仍不改初衷地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还更为执着，更为坚定。这在我，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80后”是一个既在成长，又在分化的文学群体。韩寒也罢，郭敬明也罢，都不能看作是“80后”群体的完全代表，他们只能代表其中的部分人和某一倾向。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
第二，“80后”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日趋丰繁复杂甚至暧昧难辨，而他们所具有的经验与能力，在应对这种复杂与暧昧时，常常显得简单和稚嫩，这使他们的成长不仅不很顺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难度。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减少迷茫，添加清醒，增强自信。
第三，从文学的代际更替来看，我们的文学、文化队伍，必然要由“80后”中的从业者接续上来，从后备军成长为主力军。事实上，他们中有一些作者怀抱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耕耘，艰难跋涉;还有一些作者虽倾心于网络文学与类型小说的经营，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表现出靠近传统文学的倾向。这些作者，都需要以评论的方式给予关注，施予助力，以促进他们尽快地成长与进步。
第四，“80后”群体虽然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但从文学领域来看，因为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平台，存身于图书市场，仍与主流文学或传统文坛有所分离，甚至不在主流文学批评的视野之内。“80后”与传统文坛之间，需要有评介与批评的“中介”与“中转”，起到沟通联系、传布信息的作用，以使“80后”了解和走近传统文坛，传统文坛认识和吸纳“80后”。 本着这样一些基本认识，我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观察、读解和评说“80后”，为他们的新作叫好，为他们的进步鼓呼。这本《新实力与新活力》便是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与如实记录。我希望这本小书能起到向文坛内外介绍文学“80后”的作用，也希望“80后”们经由这些文字感受到“被”关注、“被”看重的温暖，并从中获取应有的助力与助益。
到2010年，文学进入新世纪已整整10年。以“80后”为主体的青春文学，也意气风发地走过了10年;而我自己对于他们的文学追踪，也不知不觉地进行了10年。
新世纪文学在其多样又多变的演进中，有很多新生和新异的现象惹人眼目。就写作群体的长足崛起和后来居上而言，“80后”绝对是一个不可避绕的现象。而且，他们的文学进步与人生成长，也与新世纪的10年相随相伴，关系甚大。他们在新世纪的舞台登台亮相，他们在新世纪的时段奋袂而起，把自己的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美与刺，都一股脑地倾泻于文字，抛洒于文坛，或引起人们的关注，或激起文坛的热议。从此，“80后”就与新世纪文学不可分割地扭结在了一起，并成为它的一个重要注脚。
我在文化与文学上对于“80后”的关注，虽然起始比较早，但是也有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记得在1998年受聘于“布老虎”丛书北京编辑部时，就同时任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安波舜一起做过一个上海女中学生作者许佳的长篇小说《我爱阳光》。当时就从作品凌厉的语言、愤懑的情绪里，强烈地感受到年少的学生作者裹挟在生气里的锐气，但并没有想到这部出于18岁中学女生之手的长篇小说，是“80后”群体行将崛起于文坛的先声。
再一次较为集中地关注“80后”，是在2003年春天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当时，春风文艺、上海文艺、长江文艺等出版社在北京展览中心附近的酒吧召开一个青春文学座谈会，邀我参加。我事先阅读了张悦然、郭敬明、韩寒等人的作品，在座谈会上发了言。而后，又与会上初识的张悦然、郭敬明到附近的酒吧里聊了聊。在那之前，我还以为已开始发热走俏的青春文学，是出版社与出版商们“炒”出来的，但看了作品之后才感到，青春文学与“80后”，是他们自己冒出来的，而且含带了他们自己的明显特点。
2004年初，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收有76位“80后”作者作品的《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他們知道我开始关注“80后”现象，便找到我请我为之作序。我看了摞起来足有一尺多高的打印稿，做了详细的阅读笔记，写了《新的群体，新的气息》的序言。虽然书中的作者与作品的水平各个不一，但这一代人的文学才情与文学追求，却也咄咄逼人。他们有他们的不足，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有他们的偏颇，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这一切理应受到应有的关注，得到必要的尊重。于是，我便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对“80后”的观察与追踪上。
2005年上半年，我所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要我做一次学科前沿报告，因为当时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方兴未艾的“80后”现象。于是，前沿报告就以“‘80后’的写作”为题作了讲演，之后研究生院根据记录整理出了讲稿，我又把讲稿整理成《“80后”的现状与未来》的文章，发于《长城》杂志2005年第六期。也是这年夏天，在时任新浪网副总编侯小强的一再怂恿之下，我在“新浪”开了自己的博客。当时，不知博客应该做些什么，就把一些评论文章贴了上去。这篇《“80后”的现状与未来》贴上博客之后，就被韩寒看到，其中对他有所保留的评价惹怒了他，他写了一篇博文予以抨击，于是便有了后来发生于2006年4月间的“韩白论争”。说是“论争”，其实是“口水战”。因为韩寒一系列带“屁”的骂语，你根本无法正经面对。而他背后的诸多粉丝，不管青红皂白，一概上来攻击。加之媒体的煽风点火，所谓的“论争”越来越远离学理。韩寒的过激反应，并非是对我有关“80后”群体的评价不满，而是对他个人的评价不高不服和有气。我认为他除早期的《三重门》确实不错外，他实际上与文学渐行渐远，他的意义主要在于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对于传统观念的反叛。比较了解我的评论家朋友解玺璋认为韩寒等人误解了我，写了一篇《白烨：“80后”文学的保姆》的博文，结果招致了韩寒粉丝们的猛烈攻击。之后又有陆天明、陆川、高晓松被卷了进来，先后都遭到了网上的激烈围攻。这样的“口水战”，随后又漫延到纸质媒体和传统文坛，成为近年来影响甚大的网络事件。
回想这一事件，在看起来的偶然之中，的确也有某些必然的因素。在我对于“80后”的评说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文坛与文人的视角与观念，如“走上了市场，未走上文坛”，等等，而韩寒作为具有叛逆情绪的代表，把我看成了传统文坛的一个代表。因而，借用批我来显示他们的存在与力量，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观念碰撞，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不幸或有幸被撞上并由我的文章而引发。这一事件的一个连带作用，是把“80后”这样一个代际概念，“炒”出了文学圈子，“炒”向了社会大众，使“80后”成为一个焦点现象和热门话题，为更多人所知晓和所关注。
虽然在走近“80后”，尤其是“韩白论争”中，受了一些误解与委屈，但是并没有减敛我关注“80后”的热情，我仍不改初衷地为他们摇旗呐喊，甚至还更为执着，更为坚定。这在我，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80后”是一个既在成长，又在分化的文学群体。韩寒也罢，郭敬明也罢，都不能看作是“80后”群体的完全代表，他们只能代表其中的部分人和某一倾向。作为注重“自我”，张扬个性的一代，“80后”其实是由丰繁个体构成的多样群体，这一群体与我们这一代有诸多不同与差别，而正因存在着不同，才需要走近;正因为存在差异，才需要对话，并在这种走近与对话中，彼此了解和相互改变。
第二，“80后”们所置身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日趋丰繁复杂甚至暧昧难辨，而他们所具有的经验与能力，在应对这种复杂与暧昧时，常常显得简单和稚嫩，这使他们的成长不仅不很顺遂，反而更添困惑，更具难度。作为他们的长辈，我们有责任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去帮助他们，以使他们减少迷茫，添加清醒，增强自信。
第三，从文学的代际更替来看，我们的文学、文化队伍，必然要由“80后”中的从业者接续上来，从后备军成长为主力军。事实上，他们中有一些作者怀抱着高远的文学理想，在以自己的方式默默耕耘，艰难跋涉;还有一些作者虽倾心于网络文学与类型小说的经营，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表现出靠近传统文学的倾向。这些作者，都需要以评论的方式给予关注，施予助力，以促进他们尽快地成长与进步。
第四，“80后”群体虽然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但从文学领域来看，因为他们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平台，存身于图书市场，仍与主流文学或传统文坛有所分离，甚至不在主流文学批评的视野之内。“80后”与传统文坛之间，需要有评介与批评的“中介”与“中转”，起到沟通联系、传布信息的作用，以使“80后”了解和走近传统文坛，传统文坛认识和吸纳“80后”。 本着这样一些基本认识，我把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观察、读解和评说“80后”，为他们的新作叫好，为他们的进步鼓呼。这本《新实力与新活力》便是这一工作的具体成果与如实记录。我希望这本小书能起到向文坛内外介绍文学“80后”的作用，也希望“80后”们经由这些文字感受到“被”关注、“被”看重的温暖，并从中获取应有的助力与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