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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在这里是一位维吾尔族中年汉子的名字。通过他，三代人延续了一段五十载的情感。
在奎屯河中游，一座桥宛如纽带一般连着河东农七师一二三团和河两车排子乡、石桥乡。半个世纪以来，两地各族人民亲如一家，一个个不同民族间血脉相融的故事，在岁月的年轮中延续不断，这座桥也因此被当地居民称为团结大桥。
感慨：我的名字叫“团结”是名副其实
1月6日一大早，团结把乡里的孩子送到学校后，又载着七八位乘客向河东的农七师一二三团驶去。红日、白雪、蓝天，让团结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我们新疆好地方》。小客车就要驶上桥了，团结像往常一样特意放慢了速度。他跟这座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都叫同一个名字——团结。
行驶在团结大桥上的团结，想起自己名字的由来，心里再一次涌起热流。
1960年冬季的一个午后，原乌苏县车排子乡二大队(后扩为石桥乡)维吾尔族村民艾买提家中一片嘈杂，院子里围满了人。“怎么办?谁来救救他们!”几位维吾尔族大妈焦虑万分，却只能无助地流泪祈祷。情急中，有人提出向兵团人求救。
原来，艾买提的妻子哈力卡姆难产3天了，强烈的腹痛及伴随的各种病症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昏迷不醒。当地没有医院，哈力卡姆和腹中的胎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正当艾买提一家一筹莫展之时，得到消息的二。团(现农七师一二三团)机关宣传干事李福欣乘着一辆一半挂车赶来了。大伙儿迅速将哈力卡姆抬上车，急奔团卫生队。
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抢救。经检查，孕妇不仅因胎位不正造成难产，同时还伴有阑尾炎、胆囊炎急性发作，生命危在旦夕。
必须马上剖腹产。但由于产程拖得太久，加之其他症状，手术开始不久，哈力卡姆就出现了大出血症状。当时的卫生队没有血库，哈力卡姆和胎儿再次命悬一线。
卫生队紧急动员医护人员献血，可卫生队工作人员本来就少，血型相符的人就更少了。得知情况的艾买提焦急万分，不知该怎么办好。
正在这时，卫生队门前开始有人聚集。
“听说有个维吾尔族妇女生孩子大出血，输我的血吧。”一个、两个、十个……得到消息从四面八方奔来的团场职工在卫生队门前排起了长队，大家纷纷撸起衣袖，争先恐后要求献向。
看到这一幕，艾买提这个身高1.8米的大汉感动得哭了起来。
半个月后，哈力卡姆和儿子要出院了，艾买提拉着院长的手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我们想请卫生队给孩子起个名字，留作永远的纪念。”
卫生队领导经过商量，给孩子起名叫“团结”。因为他是兵地团结、民族团结的结晶。
“直到现在，每当我办户口、身份证或其他要用到名字的事时，总有人会盯着我看，我知道他们都是对我这个名字感到很好奇。其实，当我知道我的出生经历后，觉得我的名字叫‘团结’真是名副其实。”团结说。
从记事起，团结就知道除家人之外，他还有两个特殊的“亲戚”，一个是父亲的汉族兄弟李福欣。一个是给他接生的张玉兰妈妈。“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定了规矩：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家要到一二三团‘走亲戚’。”在团结成长的岁月中，他先后做到电影放映员，加油工，驾驶员等，家也几经迁移。但“走亲戚”却从未断过，直到李福欣和张玉兰先后调离了一二三团。
讲述：老照片牵出五十载民族情
2009年12月18日，我们带着团结一家深深的牵挂来到乌鲁木齐，见到了后来先后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和兵团机关工作、现已退休的李福欣。几年前患了一场大病，如今李福欣无法再正常走路。提及那段难忘的青春和充满友情的岁月时，李福欣很激动。
下面是他的话——我和艾买提认识，是在1956年。那年，我刚到新疆，在二。团基建队工作，我们到奎屯河西岸为当地的各族乡亲垦荒造田、建居民点。当时在荒原上生活、工作是很乏味的，星期天，我们就相约到新车排子，那里有个供销社，也有瓜果摊，卖瓜的老乡叫艾买提。我们接触多了就熟悉了，他是位维吾尔族农民，瘦高个，皮肤黝黑，唇边留一撮八字胡子，我们戏称他“豆芽”。
有一天下午，大伙儿收工后都回去了，作为记工员，我要为每个人登记工效。等我忙完了，天也黑下来了。往回走时，我迷失了方向，在无边无际的沙枣林里东奔西跑，越急越找不到方向。月亮已悄悄爬了上来，树林里阴森恐怖，远远传来的野猪嚎叫声让我毛骨悚然，自忖凶多吉少，近乎绝望。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小李——”的叫声，我边答应，边拼命地往叫声那边跑去。到了近前，原来是艾买提带着我的两个老乡在找我。我扑在艾买提的怀里，大哭起来。
原来，我的同事收工后，吃过晚饭已两个多小时了，还不见我回来，预感不妙，又不敢贸然进入树林，就请艾买提帮忙寻找。这件事使我和艾买提成了至交。
1960年，我已调到团机关任宣传干事，我俩的来往始终没断。无论谁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都有话直说，没有半句客套，就像一对亲兄弟。也是在那一年，艾买提的儿子团结出生了。
从那年开始，艾买提一家在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都会到我们团探亲，不是牵上羊，就是带上瓜。每次来，我都为他们拍照。看到小团结长得胖嘟嘟的，一双大眼瞪得溜圆，十分可爱：我总想再多拍几张照片。
198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将这些照片精心挑选后附上文字发往解放军画报社。
结果这组文字和照片在解放军画报上登了两个版面，次年又被评为纪念建军54周年全军摄影大赛一等奖。
遗憾的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车排子乡，与团结一家也失去了联系。但我常常想着他们，怀念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听说艾买提大哥去世了，如果不是行动不便，我真想回去看看团结。
追忆：我接生了父子两代“团结”
“1960年，是我到二0团卫生队工作的第一年。”当时在妇产科工作的张玉兰参与了哈力卡姆的手术，并负责给她接生。“那时候河西没有医院，当地许多各族妇女都到我们团卫生队生小孩，听说这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生下团结的哈力卡姆身体十分虚弱，没有奶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张玉兰想尽办法，托人给小团结买了些藕粉来。在哈力卡姆住院期间，一直是张玉兰给婴儿室里啼哭不止的团结喂饭。
1984年，25岁的团结找了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媳妇。不知是否受了团结的影响，她的汉话说得也十分流利。结婚那天，汉族妈妈张玉兰专程赶来祝贺。1985年8月，团结的儿子帕热哈提出生了，接生的还是张玉兰，地点仍然在一二三团医院。“那时候医疗条件和家里的生活都好了许多。”张玉兰始终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着团结的妻儿，给他们做饭、送饭。
退休后，张玉兰随儿子在乌鲁木齐生活。今年6月，她从乌鲁木齐回到阔别已久的石桥乡，“从1994年就再没回来过，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医疗队到河西，每次我都会参加，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刚走进团结家的大院，团结就朝着张玉兰奔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张玉兰妈妈，你也是我的亲妈妈!”已年近半百、身高1.8米的大汉团结哽咽了。张玉兰更是泪流不止：“15年没见了，艾买提去世了，哈力卡姆已经80多岁，身体也不好，我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就像是看到自己的亲人老去、故去一样，张玉兰伤心、难过……2009年12月18日，在乌鲁木齐张玉兰儿子家所在的小区，说起当时见面的情景，张玉兰再次哽咽了。“想想我们当时互相走亲戚那会儿，快50年了，但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经过那座团结大桥，走在一二三团通往石桥乡、车排子乡的路上，我们眼中的兵团团场和地方乡镇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相似风格的建筑，一般装束的行人，静寂恬淡的田园风光。石桥乡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她就是在一二三团上的学，乡亲们至今仍习惯于到一二三团逛街、购物，甚至看病、住院。每逢各种节庆，两地各族群众也都跨过团结大桥走亲戚、送祝福，血脉之情越来越深。
在奎屯河中游，一座桥宛如纽带一般连着河东农七师一二三团和河两车排子乡、石桥乡。半个世纪以来，两地各族人民亲如一家，一个个不同民族间血脉相融的故事，在岁月的年轮中延续不断，这座桥也因此被当地居民称为团结大桥。
感慨：我的名字叫“团结”是名副其实
1月6日一大早，团结把乡里的孩子送到学校后，又载着七八位乘客向河东的农七师一二三团驶去。红日、白雪、蓝天，让团结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我们新疆好地方》。小客车就要驶上桥了，团结像往常一样特意放慢了速度。他跟这座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都叫同一个名字——团结。
行驶在团结大桥上的团结，想起自己名字的由来，心里再一次涌起热流。
1960年冬季的一个午后，原乌苏县车排子乡二大队(后扩为石桥乡)维吾尔族村民艾买提家中一片嘈杂，院子里围满了人。“怎么办?谁来救救他们!”几位维吾尔族大妈焦虑万分，却只能无助地流泪祈祷。情急中，有人提出向兵团人求救。
原来，艾买提的妻子哈力卡姆难产3天了，强烈的腹痛及伴随的各种病症把她折磨得奄奄一息，昏迷不醒。当地没有医院，哈力卡姆和腹中的胎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正当艾买提一家一筹莫展之时，得到消息的二。团(现农七师一二三团)机关宣传干事李福欣乘着一辆一半挂车赶来了。大伙儿迅速将哈力卡姆抬上车，急奔团卫生队。
医护人员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抢救。经检查，孕妇不仅因胎位不正造成难产，同时还伴有阑尾炎、胆囊炎急性发作，生命危在旦夕。
必须马上剖腹产。但由于产程拖得太久，加之其他症状，手术开始不久，哈力卡姆就出现了大出血症状。当时的卫生队没有血库，哈力卡姆和胎儿再次命悬一线。
卫生队紧急动员医护人员献血，可卫生队工作人员本来就少，血型相符的人就更少了。得知情况的艾买提焦急万分，不知该怎么办好。
正在这时，卫生队门前开始有人聚集。
“听说有个维吾尔族妇女生孩子大出血，输我的血吧。”一个、两个、十个……得到消息从四面八方奔来的团场职工在卫生队门前排起了长队，大家纷纷撸起衣袖，争先恐后要求献向。
看到这一幕，艾买提这个身高1.8米的大汉感动得哭了起来。
半个月后，哈力卡姆和儿子要出院了，艾买提拉着院长的手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我们想请卫生队给孩子起个名字，留作永远的纪念。”
卫生队领导经过商量，给孩子起名叫“团结”。因为他是兵地团结、民族团结的结晶。
“直到现在，每当我办户口、身份证或其他要用到名字的事时，总有人会盯着我看，我知道他们都是对我这个名字感到很好奇。其实，当我知道我的出生经历后，觉得我的名字叫‘团结’真是名副其实。”团结说。
从记事起，团结就知道除家人之外，他还有两个特殊的“亲戚”，一个是父亲的汉族兄弟李福欣。一个是给他接生的张玉兰妈妈。“从我出生起，爸爸就定了规矩：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全家要到一二三团‘走亲戚’。”在团结成长的岁月中，他先后做到电影放映员，加油工，驾驶员等，家也几经迁移。但“走亲戚”却从未断过，直到李福欣和张玉兰先后调离了一二三团。
讲述：老照片牵出五十载民族情
2009年12月18日，我们带着团结一家深深的牵挂来到乌鲁木齐，见到了后来先后在新华社新疆分社和兵团机关工作、现已退休的李福欣。几年前患了一场大病，如今李福欣无法再正常走路。提及那段难忘的青春和充满友情的岁月时，李福欣很激动。
下面是他的话——我和艾买提认识，是在1956年。那年，我刚到新疆，在二。团基建队工作，我们到奎屯河西岸为当地的各族乡亲垦荒造田、建居民点。当时在荒原上生活、工作是很乏味的，星期天，我们就相约到新车排子，那里有个供销社，也有瓜果摊，卖瓜的老乡叫艾买提。我们接触多了就熟悉了，他是位维吾尔族农民，瘦高个，皮肤黝黑，唇边留一撮八字胡子，我们戏称他“豆芽”。
有一天下午，大伙儿收工后都回去了，作为记工员，我要为每个人登记工效。等我忙完了，天也黑下来了。往回走时，我迷失了方向，在无边无际的沙枣林里东奔西跑，越急越找不到方向。月亮已悄悄爬了上来，树林里阴森恐怖，远远传来的野猪嚎叫声让我毛骨悚然，自忖凶多吉少，近乎绝望。就在这时，我听到了“小李——”的叫声，我边答应，边拼命地往叫声那边跑去。到了近前，原来是艾买提带着我的两个老乡在找我。我扑在艾买提的怀里，大哭起来。
原来，我的同事收工后，吃过晚饭已两个多小时了，还不见我回来，预感不妙，又不敢贸然进入树林，就请艾买提帮忙寻找。这件事使我和艾买提成了至交。
1960年，我已调到团机关任宣传干事，我俩的来往始终没断。无论谁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都有话直说，没有半句客套，就像一对亲兄弟。也是在那一年，艾买提的儿子团结出生了。
从那年开始，艾买提一家在每年的“八一”建军节都会到我们团探亲，不是牵上羊，就是带上瓜。每次来，我都为他们拍照。看到小团结长得胖嘟嘟的，一双大眼瞪得溜圆，十分可爱：我总想再多拍几张照片。
1980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我将这些照片精心挑选后附上文字发往解放军画报社。
结果这组文字和照片在解放军画报上登了两个版面，次年又被评为纪念建军54周年全军摄影大赛一等奖。
遗憾的是，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车排子乡，与团结一家也失去了联系。但我常常想着他们，怀念相处时的点点滴滴。听说艾买提大哥去世了，如果不是行动不便，我真想回去看看团结。
追忆：我接生了父子两代“团结”
“1960年，是我到二0团卫生队工作的第一年。”当时在妇产科工作的张玉兰参与了哈力卡姆的手术，并负责给她接生。“那时候河西没有医院，当地许多各族妇女都到我们团卫生队生小孩，听说这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生下团结的哈力卡姆身体十分虚弱，没有奶水。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张玉兰想尽办法，托人给小团结买了些藕粉来。在哈力卡姆住院期间，一直是张玉兰给婴儿室里啼哭不止的团结喂饭。
1984年，25岁的团结找了个漂亮的维吾尔族媳妇。不知是否受了团结的影响，她的汉话说得也十分流利。结婚那天，汉族妈妈张玉兰专程赶来祝贺。1985年8月，团结的儿子帕热哈提出生了，接生的还是张玉兰，地点仍然在一二三团医院。“那时候医疗条件和家里的生活都好了许多。”张玉兰始终像对待家人一样照顾着团结的妻儿，给他们做饭、送饭。
退休后，张玉兰随儿子在乌鲁木齐生活。今年6月，她从乌鲁木齐回到阔别已久的石桥乡，“从1994年就再没回来过，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医疗队到河西，每次我都会参加，对这里的一草一木太熟悉了。”
刚走进团结家的大院，团结就朝着张玉兰奔来，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张玉兰妈妈，你也是我的亲妈妈!”已年近半百、身高1.8米的大汉团结哽咽了。张玉兰更是泪流不止：“15年没见了，艾买提去世了，哈力卡姆已经80多岁，身体也不好，我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就像是看到自己的亲人老去、故去一样，张玉兰伤心、难过……2009年12月18日，在乌鲁木齐张玉兰儿子家所在的小区，说起当时见面的情景，张玉兰再次哽咽了。“想想我们当时互相走亲戚那会儿，快50年了，但感觉就像昨天一样。”
经过那座团结大桥，走在一二三团通往石桥乡、车排子乡的路上，我们眼中的兵团团场和地方乡镇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相似风格的建筑，一般装束的行人，静寂恬淡的田园风光。石桥乡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她就是在一二三团上的学，乡亲们至今仍习惯于到一二三团逛街、购物，甚至看病、住院。每逢各种节庆，两地各族群众也都跨过团结大桥走亲戚、送祝福，血脉之情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