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竟然是进入总部大楼参加自己的宣誓就职仪式。玛丽莲、我和四个孩子提前抵达了第九大街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入口，我们都挤在一辆沃尔沃旅行车里。总统快到了。我急切地想结束这些繁文缛节，然后投入工作。但在地下停车场入口，身穿制服、正在执勤的联邦调查局警员却把我拦住了。
　　“你有身份证吗？”他问我。
　　我拿出我的驾照给他。
　　“不行。”他说，“你有联邦调查局徽章吗？”
　　“还没有。”我告诉他，“但我快有了。有没有人提到过今天要为新局长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他知道这事，但他没有客人清单。
　　“好吧，听着，”我说，“我就是要宣誓就职的人！”
　　至少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是为了弥补对新老板的冒犯，联邦调查局安全特遣队派了3辆车跟在我的沃尔沃后面上了街，经过30个街区，跨过波托马克河，到达我们准备下榻的基桥万豪酒店。这几辆车等了几个小时后，又跟随我们去用晚餐，接着跟随我们离开餐厅，然后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准备离开酒店的时候还在等候。
　　“你们是不是还准备跟着我一段时间？”我问其中一名司机。
　　“一直跟着。”他说，而且确实打算这么做。
　　我们很快就搬入了弗吉尼亚州大瀑布城一幢租来的房子，这里处于华盛顿大都市区郊区的边缘地带。
　　我们认为大瀑布城是个养育孩子的好地方，就想一边物色房子，一边让孩子们在这里上学。几天后，安全特遣队的队长来见我。
　　“局长，我们考虑在你家外面放一个活动房，这样我们就可以安排人员全天待在那里了。”
　　“你们不能这么做。”我告诉他，“你们不能在那里放活动房。”
　　“那好吧，”他说，“我们把活动房放在后院。”
　　“那更不行！”
　　当然，孩子们喜欢受到关注。我们去看足球赛、去超市、去所有的地方时都有警卫。除了出行时像名人一样，我的新身份还给了孩子们第二个好处。
　　在我做局长的初期，有个周六，我们在警卫的陪同下去了百仕达（美国的一家音像连锁店—译者注），我的一个儿子当时就说：“这太酷了！”
　　“别瞎说，”我跟他说，“你不觉得警卫到处跟着咱们太烦了吗？”
　　“不烦。这样，当着别人的面，你就不会对我们大喊大叫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他说得非常对。孩子们去哪里都有6名特工看着他们，这样我就必须始终做个模范父亲了！于是我决定：我不需要保护。
　　我的前任威廉·塞辛斯所喜爱的庞大的安全特遣队很自然地传到了我的手中。我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全部开除，但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我设法将所有人都安排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或他们想干的职位，最后就留下了两位司机做我的安全特遣队队员：一位很快就要退休了；另一位叫约翰·格利格里奥尼，从前是爱荷华大学橄榄球队的队员，曾经做过联邦警察，所以他可以带枪。
　　出于责任感，约翰在与我一起制订新的安全措施时，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停车场的深处，给我看了那辆局长们外出时偶尔乘坐的重达3吨的防弹轿车。
　　“我们用不着这个。”我告诉他，“它就像喜歌剧里的东西。”
　　“那太好了！”他说，“我讨厌开这玩意儿，每开几百英里就得给它换刹车。”
　　于是，我们总开一辆雪佛兰郊外型车往返于调查局和大瀑布城之间。约翰带着他的枪，我带着我的枪。在车里和差不多一切所到之处，我们都带着枪。作为后备，我们还有一挺机枪放在仪表盘下。这就是我们新的安全措施。（随身带枪并不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传统做法，虽然规章允许这么做。但对我而言，这是代替安全特遣队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如果有情况，”我告诉约翰，“你开车，我射击！”
　　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当然不能忽视针对我家庭和我个人的威胁。我拒绝了护卫车、后院的安全活动房屋，也不让防弹大怪物拉着我到处跑，因为玛丽莲和我不想让我们一家生活在保护罩里—我们住在华盛顿特区树木葱茏的郊区，不是在贝鲁特分界线或巴格达绿区。但我也尽量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愚蠢。
　　自从当上局长的那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暴露在人类心灵的黑暗里了。我的朋友乔瓦尼·法尔科内和他的妻子在西西里被炸死。海伦·万斯受重伤后不久我去看了她，她的丈夫罗伯特·万斯法官被罗伊·穆迪的一枚邮件炸弹残忍地杀害了。无论事实如何，我不得不假设坏人已将我锁定为目标，因为我将本·拉登纳入了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的名单，并且监督了对他的调查、控告和追捕。我一直假设我的家人和我都是他們的主要目标。
　　我们的邮件会经过处理。我们所有的包裹和信件都经联邦调查局拦截，在确认安全后才会送到我们家。这是目前保护高级政府官员的标准程序。
　　在我8年多的局长任期内，玛丽莲和我一直在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除非将他们纳入证人保护计划，否则无法完全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对于让特工跟着孩子们整天待在学校里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这根本不是孩子们自然成长的方式。因此，我们选择了简单实用的替代措施。由于可预测的线路上最容易发生袭击和劫持，所以我们的人会跟着孩子们往返于学校。我们还确保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了解我们对孩子安全的担忧。感谢这些学校的官员在这方面的出色工作，他们采取了对进入大楼的每个人进行安检的措施。在弗吉尼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警察会一天数次在我们家周围巡逻，他们是我们出现紧急情况时的第一回应者。
　　至于家庭旅行，我们每次都尽可能悄悄地离开，到哪里都不大张旗鼓，即使玩得高兴时也保持低调，但这未必总能奏效。有一次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黑德度假，我的小儿子受伤了，我就带他去医院并坐在他身边等着大夫来缝针。当时正好有几名当地的副警长押着4名戴着手铐的犯人去治疗。
　　“等会儿，”其中一名犯人边说边盯着我看，“我在哪儿见过你。”
　　“不会，”我告诉他，“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不，不，”他坚持道，“我见过你！”
　　“你当然见过他，”其中一名副警长最后大声说，“他是联邦调查局局长。”
　　“谢了。”我再一次暴露了。
　　当我离开家或办公室时，走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去喝咖啡时，去见司法部长时，在白宫或中央情报局时，在飞机和火车上时，在教堂时，观看校园演出时，开着家里的车去度假时，晚上在我的家庭办公室里工作时，我都会随身携带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大概我唯一不带枪的时候就是睡觉（这时候枪在床头柜上，一伸手就能拿到）和清晨出去慢跑的时候（我知道这不是非常理性的做法，因为我是独自一人跑在阴暗的街道上，但有些事你只能仰仗自己的信仰）。
　　其实我想，如果真有高手决定要我的命，他们很可能会成功，无论我带不带我那可靠的9毫米口径手枪或者身边有没有愿意舍身保护我的特工。但我依然把它带在身边，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不断提醒自己绝不要让我的警卫倒下。多年来，这可能已经成了我的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