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清史稿以及其他史料中记录的史实，从明末边兵制度名存实亡、地方土司制度以及外部势力干扰胁迫等三个方面简要分析了明清之交甘肃全境的复杂格局。
【关键词】明末清初；卫所制度；土司；甘肃；漠北蒙古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2-105-03
【本文著录格式】肖鑫.简析明末清初传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以清史稿中甘肃全境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2）：105-107.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兵在多铎的指挥下迅速拿下关中地区并一路往南到达西安，四月初，多铎率众经历两个月的整顿收取了甘肃，并任命黄图安为满清第一任甘肃巡抚，而后多铎率军向河南、安徽等地进发，然而各地区的归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尤其以甘肃全境最为典型但最容易被忽略，清史稿中虽然没有记载完整甘肃的当时的形势，但一项看似寻常的人事任免则从侧面反映了甘肃当时复雜的境况：顺治二年四月末清廷任命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与此同时满清政府做了一个更加看似平常但颇有深意的举动即以太宗（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1]这些举动的背后无不折射着当时风起云涌的甘肃全境。本文将通过清史稿中记录的部分史实通过对明末边防，当地土司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明末清初复杂的甘肃态势。
甘肃省在明朝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而是和陕西省合并在一起管辖。明初沿袭了元朝的行政划分将整个这片地区归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而后明政府为了杜绝中书省权力过大进而引发类似于唐末节度使的状况取消了中书省的管辖，设置了陕西程宣布政使司来统一管理。原甘肃境内共设置5府、9州（隶属于府）、50县。除府（直隶州）、属州、县外，还设有卫、所。[2]按照明朝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制度，对边境特别设置了卫、所于边境和要冲地区，在边境重镇设行、都指挥使司（行指挥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实际管辖的范围不同）。卫、所实行军事屯田制，属军事机关，但后来在边境地区卫、所也兼理民政（其设置类似于我们现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朝中后期，出于对卫所对地方政府政务掌控力的忌惮，明朝政府大量地派遣文官辅以个别流管对卫所管控力进行了架空，同时默许各地操练营兵来代替卫所官兵，卫所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3]
明朝在甘肃总共设置有17（将设立又撤销的也核算在内）个卫（洮州卫（今定西市临洮县）、岷州卫（今岷县）、靖虏卫（今靖远县）、甘州卫（今张掖市，分左右中前后5卫）、肃州卫（今酒泉市）、山丹卫（今山丹县）、永昌卫（今金昌市永昌区）、凉州卫（今武威市）、镇番卫（今民勤县）、庄浪卫（今天永登县南）、沙州卫（今天敦煌市西）、赤金蒙古卫（今天玉门市西北赤金堡）、罕东卫（今酒泉市西南））和3个千户所（西固城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甘肃的卫所在成立之初仅仅是具有纯军事用途的军事机构，但后期明朝政府通过地方巡抚的改良以及卫所军民融合成分的加深，卫所渐渐地由纯军事用途的机构改制为当地土民、农民及官兵多位一体的复杂机制。[4]由于卫所设立之初特殊的军事屯田制特性以及后期被募兵制压制和弱化，使得大明甘肃的卫所在明清之际更加凸显出了偏向民用和农业的性质，而没有介入正面战场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贺锦部及满清多铎、阿济格部的主要战斗。[5]这一奇特的特性麻痹了至少四个方面的势力：首先以贺锦为首的李自成大军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卫所士兵因为募兵制的兴起已经解甲归田，不会对他造成麻烦；以多铎、阿济格为首的满清一方则认为随着大明东北及华北防线的崩溃西北防线的守将及士兵不会做任何的反抗都会望风而降，且参照他们与卫所兵士的交锋记录，他们觉得明末卫所士兵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和普通农民无异；甘肃当地的大土司也以为往常制约他们的官方军事势力（卫所）会因为天下大乱而彻底消失；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在甘肃一带的入侵和骚扰没有受到吐鲁番汗国及留守的残余撤回嘉峪关内卫所士兵的抵抗，所以喀尔喀蒙古也以为卫所彻底消失了。然而卫所从来就没有退出那一段历史舞台。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甘肃爆发了由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先后攻克了今张掖、酒泉、兰州、临夏、临洮、岷县等地。[6]虽然是农民起义，然而起义军所打的旗号竟然是反清复明，义军甚至将明伪延长王朱识锛抬出来做精神领袖。轰轰烈烈的起义军在顺治六年的时候被扑灭了，但是给刚刚入关组织全国政权的满清政府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因为在满清统治者一贯的印象中甘肃全境应该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剃头令执行得好好的，怎么会发生暴乱和叛乱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一事件甚至引发了满清体制内部对西部流民安抚战后重建工作失误的反思。为什么几个甘肃回部的将领起义就能让当时的清廷如此头疼并派遣亲王督师追绞呢？这不得不回到我们前文叙述的明朝卫所制度。领导这次起义的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及黑承印等原本就是大明卫所的将领（旧时为卫所所设义勇先锋营统领）。[7]这些将领熟知当地的天时地利，所以起义军在初期才能滚雪球一般地将战场由河西地区推进到河东地区。另一方面清廷领导的剿匪部队也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很快扑灭了起义军，其中也是前明的卫所制度发挥了巨大威力。参与剿匪的将领中有很多原卫所的指战员，例如清廷孟乔芳（清初总督西北）手下猛将李守奎本就是原大明靖远卫负责人。[8]所以在顺治六年的这场剿匪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原大明卫所的将领们同僚打同僚。明朝卫所制度的余威在这次剿匪的过程中被展露无遗。
明朝后期财政困顿加之地方将领私募兵丁，卫所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而随之此消彼长的则是甘肃当地大土司对甘肃全境的控制。土司是元明清西北常见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自宋元开始，中央政权为了管理西北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设立的一种管理体制，其本质是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的自治制度。甘肃的土司大都是在明朝初年设立的，时明名将徐达收复甘肃，甘肃的一众番族土官纷纷归降，有些土司选择融入了明朝的卫所制度，有些则没有，明沿用元朝制度，设立土司分管所属地区，而明中央政府也对土司进行考核定级及征收税负。[9]甘肃土司中有名的大土司如鲁土司等势力范围大到上百公里，甚至深入青海内部。[10]而由于甘肃内部少数民族众多，土司的实际管辖范围要比控制住主要大城市的中央政权大很多。明末清初之际，甘肃众土司的态度也扑朔迷离，使得这一地区复杂的态势陡然升级。清史稿中土司传则详细记述了不服从清初管辖也未曾归附清朝的甘肃土司。 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列传三百零四中所载甘肃岷州（今岷县）土司绰思觉，就是顽固派土司的一员，他一直坚持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才归降；洮州厅（今临洮县）土司此夕的孙子杨朝樑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才率众归降，同为临洮县的土司昝南秀节的后代昝承福也晚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归降；西宁县（今甘肃甘南以南，青海西宁市东北）土司李文后代李珍品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归附；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市）土司韩宝元的后代韩愈昌更是迟至康熙年间才归附；平番县（今永登市）土司巩卜失加后代印昌子宏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归附。[11]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以顺治二年（公元1643年）全国望风归降大浪潮为时间线，至少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甘肃的土司都是摇摆的，且这种摇摆应该是和当时还比较活跃的南明小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土司对于当地政权的实际控制状态，可以说在明清之交，清廷控制的甘肃仅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而外围势力的压迫（尤以漠北蒙古、吐鲁番汗国的骚扰为甚）又大大缩减了清廷的控制空间。清初甘肃复杂的态势如下图所示：
在清廷控制着的甘肃周围有着许多强大的势力，而这些势力一度让满清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在甘肃嘉峪关以西自从明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开始沙州卫内迁，明朝彻底放弃了甘肃沙州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地区）直至灭亡。[12]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土鲁番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分支），满清建国后这一地区也一直是和土鲁番汗国反复争夺，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彻底平定准格尔才将土鲁番汗国的地盘彻底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而在甘肃的北部，漠北蒙古的势力犹如一片硕大的黑云一直笼罩在明王朝末期以及清王朝早期各个统治者的心中。虽然这种情况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满清在喀尔喀蒙古设立八扎萨克以图交好漠北蒙古之后有所改善，但在此之前甘肃经常受到喀尔喀蒙古的骚扰，刀兵不断。[13]满清统治者在初期对漠北蒙古针对甘肃的骚扰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因為漠北蒙古的骚扰可以逼迫明末的卫所官兵为了保全当地百姓免受蒙古滋扰而投降满清，以满清为靠山抵御蒙古。然而部分卫所官兵的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态度恰恰坑害了当地百姓，清廷只顾和漠北蒙古达到战略上的短暂和平而保证自己不会腹背受敌，从来不会真正关心百姓的死活，更不会为卫所官兵的生计着想，这也为后来顺治五年的回部将领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埋下了种子。
西北地区的复杂态势一度是满清几代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而西北的军务又是这一系列问题里的头号问题，清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甚至不惜进行政治体制的创新，如雍正年间设立大名鼎鼎的军机处。[14]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处理一开始是任其出于混乱状态，沿用部分的明朝卫所制度，保留部分卫的名字，以图效仿明朝，但渐渐地发现甘肃这一地区的兵民转化十分复杂，有些所谓的卫早已为自己做好了变更为州府的准备，至少清政府的部分杰出将领就发现了这一端倪，例如雍正年间的西北军事主管年羹尧就曾建议雍正皇帝撤销甘肃部分卫或者厅的名称改作州府。[15]作为满清政府的首脑，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清初甘肃乃至全西北的这种几股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而早在开国之初的几任封建统治者都确定了通过一场或者几场浩大的军事胜利来彻底将几股势力肃清，从而将西北变成类似于中国南方的便于统治管理的统一政区的这么一种国策。然而满清统治者的这一设想却经历了从努尔哈赤开始算起到乾隆前后六代统治者殚精竭虑，消耗无数国库钱粮的艰苦卓绝的百年斗争才得以实现。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地区多民族国家政区的复杂。尤其是复杂的地区态势碰到了王朝更迭的大变动期更加加剧了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在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大背景下，甘肃全境表象上处于传檄而定的状态，但实际上传檄而定的仅仅是兰州、武威、张掖等城市。嘉峪关以西的甘肃领土从来都没有被传檄而定直至康熙年间；隐藏在军民中间的明朝卫所势力依旧搅弄着明清之交的风云；世袭罔替的大土司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的选择投降，有的选择观望，没有彻底让渡实际控制权让渡给当时即将形成的中央（清初统治者）；喀尔喀蒙古，东察合台蒙古的后裔也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支离破碎着的甘肃。 面对这样一种状态想象中的传檄而定兵不血刃收纳甘肃只能是满清政府当时的爪牙亲王多铎、阿济格及汉将孟乔芳之流哄骗上级自欺欺人的理想状态。其后爆发的武装农民起义也是这种和平之下暗流涌动的缩影，甘肃复杂的态势在中国历史的任意一个时期都折射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波折和磨难。而甘肃大地兵民融合的历史也是甘肃地方历史的一条暗线，通过研究这条暗线可以对研究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第二册（卷一到卷八）（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肖立军.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39-47.
[3]刘晓斌.刍议明末兵役制度与国家兴亡[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41-43.
[4]崔云胜.对黑河均水制度的回顾与透视[J].敦煌学辑刊，2003（2）：144-146.
[5]张磊.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9.
[6]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清史稿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7]白寿彝.回族人物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8]甘肃白银市图书馆.甘肃历史名人[Z].
[9]闫天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与寄住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9（4）：33-46.
[10]秦永章.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11]同文献[5].
[12]周松.明代沙州“达人”内迁新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5）：99-112.
[13]马啸.17至18世纪清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8.
[14]刘青瑜.《清会典·办理军机处》嘉庆本与光绪本之比较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15]钟赓起.甘州府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肖鑫（1988-），男，汉族，上海人，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数据考古，历史文博。
【关键词】明末清初；卫所制度；土司；甘肃；漠北蒙古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2-105-03
【本文著录格式】肖鑫.简析明末清初传檄而定表象下的暗流涌动——以清史稿中甘肃全境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1（02）：105-107.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兵在多铎的指挥下迅速拿下关中地区并一路往南到达西安，四月初，多铎率众经历两个月的整顿收取了甘肃，并任命黄图安为满清第一任甘肃巡抚，而后多铎率军向河南、安徽等地进发，然而各地区的归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和，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尤其以甘肃全境最为典型但最容易被忽略，清史稿中虽然没有记载完整甘肃的当时的形势，但一项看似寻常的人事任免则从侧面反映了甘肃当时复雜的境况：顺治二年四月末清廷任命孟乔芳为陕西三边总督。与此同时满清政府做了一个更加看似平常但颇有深意的举动即以太宗（皇太极）第八女固伦公主下嫁科尔沁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子巴雅斯护朗。[1]这些举动的背后无不折射着当时风起云涌的甘肃全境。本文将通过清史稿中记录的部分史实通过对明末边防，当地土司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等三个方面来论述明末清初复杂的甘肃态势。
甘肃省在明朝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省，而是和陕西省合并在一起管辖。明初沿袭了元朝的行政划分将整个这片地区归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管辖。而后明政府为了杜绝中书省权力过大进而引发类似于唐末节度使的状况取消了中书省的管辖，设置了陕西程宣布政使司来统一管理。原甘肃境内共设置5府、9州（隶属于府）、50县。除府（直隶州）、属州、县外，还设有卫、所。[2]按照明朝对边境地区的管理制度，对边境特别设置了卫、所于边境和要冲地区，在边境重镇设行、都指挥使司（行指挥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实际管辖的范围不同）。卫、所实行军事屯田制，属军事机关，但后来在边境地区卫、所也兼理民政（其设置类似于我们现今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明朝中后期，出于对卫所对地方政府政务掌控力的忌惮，明朝政府大量地派遣文官辅以个别流管对卫所管控力进行了架空，同时默许各地操练营兵来代替卫所官兵，卫所势力被极大地削弱了。[3]
明朝在甘肃总共设置有17（将设立又撤销的也核算在内）个卫（洮州卫（今定西市临洮县）、岷州卫（今岷县）、靖虏卫（今靖远县）、甘州卫（今张掖市，分左右中前后5卫）、肃州卫（今酒泉市）、山丹卫（今山丹县）、永昌卫（今金昌市永昌区）、凉州卫（今武威市）、镇番卫（今民勤县）、庄浪卫（今天永登县南）、沙州卫（今天敦煌市西）、赤金蒙古卫（今天玉门市西北赤金堡）、罕东卫（今酒泉市西南））和3个千户所（西固城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甘肃的卫所在成立之初仅仅是具有纯军事用途的军事机构，但后期明朝政府通过地方巡抚的改良以及卫所军民融合成分的加深，卫所渐渐地由纯军事用途的机构改制为当地土民、农民及官兵多位一体的复杂机制。[4]由于卫所设立之初特殊的军事屯田制特性以及后期被募兵制压制和弱化，使得大明甘肃的卫所在明清之际更加凸显出了偏向民用和农业的性质，而没有介入正面战场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贺锦部及满清多铎、阿济格部的主要战斗。[5]这一奇特的特性麻痹了至少四个方面的势力：首先以贺锦为首的李自成大军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卫所士兵因为募兵制的兴起已经解甲归田，不会对他造成麻烦；以多铎、阿济格为首的满清一方则认为随着大明东北及华北防线的崩溃西北防线的守将及士兵不会做任何的反抗都会望风而降，且参照他们与卫所兵士的交锋记录，他们觉得明末卫所士兵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和普通农民无异；甘肃当地的大土司也以为往常制约他们的官方军事势力（卫所）会因为天下大乱而彻底消失；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在甘肃一带的入侵和骚扰没有受到吐鲁番汗国及留守的残余撤回嘉峪关内卫所士兵的抵抗，所以喀尔喀蒙古也以为卫所彻底消失了。然而卫所从来就没有退出那一段历史舞台。
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甘肃爆发了由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黑承印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先后攻克了今张掖、酒泉、兰州、临夏、临洮、岷县等地。[6]虽然是农民起义，然而起义军所打的旗号竟然是反清复明，义军甚至将明伪延长王朱识锛抬出来做精神领袖。轰轰烈烈的起义军在顺治六年的时候被扑灭了，但是给刚刚入关组织全国政权的满清政府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因为在满清统治者一贯的印象中甘肃全境应该是老老实实地执行剃头令执行得好好的，怎么会发生暴乱和叛乱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一事件甚至引发了满清体制内部对西部流民安抚战后重建工作失误的反思。为什么几个甘肃回部的将领起义就能让当时的清廷如此头疼并派遣亲王督师追绞呢？这不得不回到我们前文叙述的明朝卫所制度。领导这次起义的将领米喇印、丁国栋及黑承印等原本就是大明卫所的将领（旧时为卫所所设义勇先锋营统领）。[7]这些将领熟知当地的天时地利，所以起义军在初期才能滚雪球一般地将战场由河西地区推进到河东地区。另一方面清廷领导的剿匪部队也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很快扑灭了起义军，其中也是前明的卫所制度发挥了巨大威力。参与剿匪的将领中有很多原卫所的指战员，例如清廷孟乔芳（清初总督西北）手下猛将李守奎本就是原大明靖远卫负责人。[8]所以在顺治六年的这场剿匪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原大明卫所的将领们同僚打同僚。明朝卫所制度的余威在这次剿匪的过程中被展露无遗。
明朝后期财政困顿加之地方将领私募兵丁，卫所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而随之此消彼长的则是甘肃当地大土司对甘肃全境的控制。土司是元明清西北常见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自宋元开始，中央政权为了管理西北及西南少数民族事务而设立的一种管理体制，其本质是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的自治制度。甘肃的土司大都是在明朝初年设立的，时明名将徐达收复甘肃，甘肃的一众番族土官纷纷归降，有些土司选择融入了明朝的卫所制度，有些则没有，明沿用元朝制度，设立土司分管所属地区，而明中央政府也对土司进行考核定级及征收税负。[9]甘肃土司中有名的大土司如鲁土司等势力范围大到上百公里，甚至深入青海内部。[10]而由于甘肃内部少数民族众多，土司的实际管辖范围要比控制住主要大城市的中央政权大很多。明末清初之际，甘肃众土司的态度也扑朔迷离，使得这一地区复杂的态势陡然升级。清史稿中土司传则详细记述了不服从清初管辖也未曾归附清朝的甘肃土司。 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列传三百零四中所载甘肃岷州（今岷县）土司绰思觉，就是顽固派土司的一员，他一直坚持到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才归降；洮州厅（今临洮县）土司此夕的孙子杨朝樑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才率众归降，同为临洮县的土司昝南秀节的后代昝承福也晚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归降；西宁县（今甘肃甘南以南，青海西宁市东北）土司李文后代李珍品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归附；循化厅（今青海循化市）土司韩宝元的后代韩愈昌更是迟至康熙年间才归附；平番县（今永登市）土司巩卜失加后代印昌子宏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归附。[11]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以顺治二年（公元1643年）全国望风归降大浪潮为时间线，至少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甘肃的土司都是摇摆的，且这种摇摆应该是和当时还比较活跃的南明小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鉴于土司对于当地政权的实际控制状态，可以说在明清之交，清廷控制的甘肃仅仅只有少数几个城市，而外围势力的压迫（尤以漠北蒙古、吐鲁番汗国的骚扰为甚）又大大缩减了清廷的控制空间。清初甘肃复杂的态势如下图所示：
在清廷控制着的甘肃周围有着许多强大的势力，而这些势力一度让满清政府不知道如何处理，在甘肃嘉峪关以西自从明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开始沙州卫内迁，明朝彻底放弃了甘肃沙州地区（即今天的敦煌地区）直至灭亡。[12]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是土鲁番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分支），满清建国后这一地区也一直是和土鲁番汗国反复争夺，一直到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彻底平定准格尔才将土鲁番汗国的地盘彻底纳入中央政权的管辖范围。而在甘肃的北部，漠北蒙古的势力犹如一片硕大的黑云一直笼罩在明王朝末期以及清王朝早期各个统治者的心中。虽然这种情况在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满清在喀尔喀蒙古设立八扎萨克以图交好漠北蒙古之后有所改善，但在此之前甘肃经常受到喀尔喀蒙古的骚扰，刀兵不断。[13]满清统治者在初期对漠北蒙古针对甘肃的骚扰持默许和支持态度的，因為漠北蒙古的骚扰可以逼迫明末的卫所官兵为了保全当地百姓免受蒙古滋扰而投降满清，以满清为靠山抵御蒙古。然而部分卫所官兵的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态度恰恰坑害了当地百姓，清廷只顾和漠北蒙古达到战略上的短暂和平而保证自己不会腹背受敌，从来不会真正关心百姓的死活，更不会为卫所官兵的生计着想，这也为后来顺治五年的回部将领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埋下了种子。
西北地区的复杂态势一度是满清几代统治者最为头痛的问题，而西北的军务又是这一系列问题里的头号问题，清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甚至不惜进行政治体制的创新，如雍正年间设立大名鼎鼎的军机处。[14]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处理一开始是任其出于混乱状态，沿用部分的明朝卫所制度，保留部分卫的名字，以图效仿明朝，但渐渐地发现甘肃这一地区的兵民转化十分复杂，有些所谓的卫早已为自己做好了变更为州府的准备，至少清政府的部分杰出将领就发现了这一端倪，例如雍正年间的西北军事主管年羹尧就曾建议雍正皇帝撤销甘肃部分卫或者厅的名称改作州府。[15]作为满清政府的首脑，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清初甘肃乃至全西北的这种几股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而早在开国之初的几任封建统治者都确定了通过一场或者几场浩大的军事胜利来彻底将几股势力肃清，从而将西北变成类似于中国南方的便于统治管理的统一政区的这么一种国策。然而满清统治者的这一设想却经历了从努尔哈赤开始算起到乾隆前后六代统治者殚精竭虑，消耗无数国库钱粮的艰苦卓绝的百年斗争才得以实现。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地区多民族国家政区的复杂。尤其是复杂的地区态势碰到了王朝更迭的大变动期更加加剧了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
综上所述，在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大背景下，甘肃全境表象上处于传檄而定的状态，但实际上传檄而定的仅仅是兰州、武威、张掖等城市。嘉峪关以西的甘肃领土从来都没有被传檄而定直至康熙年间；隐藏在军民中间的明朝卫所势力依旧搅弄着明清之交的风云；世袭罔替的大土司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的选择投降，有的选择观望，没有彻底让渡实际控制权让渡给当时即将形成的中央（清初统治者）；喀尔喀蒙古，东察合台蒙古的后裔也虎视眈眈地盯着已经支离破碎着的甘肃。 面对这样一种状态想象中的传檄而定兵不血刃收纳甘肃只能是满清政府当时的爪牙亲王多铎、阿济格及汉将孟乔芳之流哄骗上级自欺欺人的理想状态。其后爆发的武装农民起义也是这种和平之下暗流涌动的缩影，甘肃复杂的态势在中国历史的任意一个时期都折射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波折和磨难。而甘肃大地兵民融合的历史也是甘肃地方历史的一条暗线，通过研究这条暗线可以对研究边疆史和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提供更多的思路。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第二册（卷一到卷八）（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肖立军.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39-47.
[3]刘晓斌.刍议明末兵役制度与国家兴亡[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41-43.
[4]崔云胜.对黑河均水制度的回顾与透视[J].敦煌学辑刊，2003（2）：144-146.
[5]张磊.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19.
[6]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清史稿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7]白寿彝.回族人物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8]甘肃白银市图书馆.甘肃历史名人[Z].
[9]闫天灵.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与寄住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19（4）：33-46.
[10]秦永章.元明清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
[11]同文献[5].
[12]周松.明代沙州“达人”内迁新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2（5）：99-112.
[13]马啸.17至18世纪清政府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8.
[14]刘青瑜.《清会典·办理军机处》嘉庆本与光绪本之比较研究[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
[15]钟赓起.甘州府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肖鑫（1988-），男，汉族，上海人，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大数据考古，历史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