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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希腊的模仿说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重要理论学说，不同派别间的哲学家对于模仿的看法也莫衷一是。本文从不同的哲学理论入手，试图分析不同哲学派别间模仿说的差异，并且从中找到模仿说不同的阶段和不同脉络。从目的论方面分析模仿说之不同。
【关键词】：古希腊；模仿说；比较
模仿说是一个贯穿西方美学史的重要学说。各时代的哲学家对模仿的概念和理解看法不一，都带着各自时代的鲜明特色。早在在古希腊，模仿说就已经开始作为研究对象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广泛讨论。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的音乐是模仿天体中呈现的数的和谐到柏拉图艺术是对感觉世界的模仿；从奥古斯丁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上帝，好的艺术是上帝的恩赐，是对一般理念的总体观照，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对自然地再现；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将艺术视为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到后来二十世纪众哲学家对模仿的解构；模仿说一直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而从模仿说的源头说起，纵观古希腊模仿说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分析出古希腊时期的思想走向是从娱神到简单的机械复制再到获得求知快感的过程。
从词源上来看，“模仿”一词经拉丁文imitary直接可以上溯到希腊文mimesis。朱光潜先生在翻译亚里士多德作品时将“模仿”一词用于模仿说中。在柏拉图之前，模仿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视觉上的相似，第二，行为上的效仿，第三，扮演，包括戏剧演出，第四，作为有意义的或表象形的声音结构的语言或音乐制作，第五，形而上学的符合。”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均对模仿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一、娱神说
关于艺术起源的说法众说纷纭，娱神说是其中一种。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十分有限。在当时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初民们为了生存和后代的绵延，他们不得不努力采用巫术和神灵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去抵抗一些灾害和外来的入侵。而这些巫术的实质其实就是模仿和再现生活。如人们用简单的工具在岩壁上的涂划、雕刻，就是表现自己的劳动经历，或者希望控制自然减少灾害频发的状况，这其实就是一种模仿。同样，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也要模仿狩猎、采集、收获、战争等场面或过程，企图运用超自然的力量去战胜邪恶或祈求神灵保佑，这也是对生活的模仿。这些现象可以在原始的戏剧、舞蹈和一些特定节庆活动中找到确证。
卢卡契坚持认为，模仿是艺术的决定性源泉。他认为： “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只是山巫术活动中产生的原始人类企图借助巫术操演征服自然，而巫术操演在客观上把操演者激发得如醉如狂。巫术活动具有两种特性：第一，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从而具有现实生活的现象形式；第二，它能激发思想情感。”并且，弗雷泽在《金枝》中也谈到，“不管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向因’的‘模拟巫术’，或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的‘接触巫术’，总称为交感巫术，都是以模仿为特征的”。
二、复制说
上述模仿说的娱神功能其实就是对人类自然生活的一种复制。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发展，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他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说法。他说：“艺术模仿自然显然也是如此：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向啼唱婉转的天鹅和夜莺拔仿唱歌。”他认为人类许多诸如织布、造房子等技能都是模仿动物取得的。苏格拉底发展了传统的艺术模仿说，把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由“自然”转移为社会与人，对人的艺术模仿强调通过外部形态的模仿，最后注重对于人内心的模仿和对灵魂的关照。
三、求知说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哲学体系出发，对文学和艺术的本质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都认同艺术是模仿的观点，但对模仿的对象而言，两人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态度却截然不同。
从柏拉图时期开始，模仿说已经走向了求知的目的和功用。其著名的“理式说” 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十卷，主要讲述的是模仿对抽象存在的反映。柏拉图对古希腊“艺术模仿自然”思想作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分析，柏拉图的“模仿说”，认为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超验的永恒的理式世界，现实是艺术的直接根源，而“理式”为艺术的最终根源。而“自然”是以“理式”为蓝本的“自然”。在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床喻”的理论。 他认为画家画的床是对上帝造的床和木匠造的床的模仿。木匠的床是对上帝造的床的模仿。而上帝所造之床又存在模仿的“超范式”，因此，画家画的床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他认为“理式”才是世界的永恒本原，是第一性的真实体，“自然”是“理式”的物质反映形式，是第二性的“摹本”，而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则成为了“摹本的摹本”。
作为模仿说的定型者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多次提到模仿。在《诗学》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模仿论观：“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可以看出，亚氏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而且模仿现实生活，只是媒介、方式、对象不同而已。同时，亚氏认为诗的起源有两个原因：模仿的本能即“音调感”和“节奏感”。《诗学》中说：“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的形象”。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模仿成为人的本能，而模仿的文艺不仅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且能帮助我们求知。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中，模仿的理念也体现其中。“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声，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的动作来表达，而不用叙述法；接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作品包含着大量知识，文艺模仿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亚里士多德纠正了柏拉图唯心主义虚幻的“理式”概念，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提出诗和戏剧不应只模仿偶然的个别事物，而是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摹写、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这就辩证地规定了模仿对象及模仿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旨在从个别具体中找到普遍意义，揭示普遍规律。他认为柏拉图模仿说过分强调“理念”的作用，忽视普遍和特殊是辨证统一的，并未从特殊中找到普遍的规律，找到一般性的存在。这也就否定了柏拉图“理念”至上的模仿观，否定了艺术模仿理念世界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最为模仿活动是与知识和真理相关的认识活动。
参考文献：
[1]樊轶.谈希腊艺术中的模仿 [J].土木建筑学术文库.2009 11卷。
[2][匈]卢卡契.审美特性 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英]弗雷泽，金枝[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4][波]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0-71.
【关键词】：古希腊；模仿说；比较
模仿说是一个贯穿西方美学史的重要学说。各时代的哲学家对模仿的概念和理解看法不一，都带着各自时代的鲜明特色。早在在古希腊，模仿说就已经开始作为研究对象引起了古希腊哲学家的广泛讨论。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的音乐是模仿天体中呈现的数的和谐到柏拉图艺术是对感觉世界的模仿；从奥古斯丁认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是上帝，好的艺术是上帝的恩赐，是对一般理念的总体观照，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对自然地再现；从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将艺术视为是对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到后来二十世纪众哲学家对模仿的解构；模仿说一直在美学史和艺术史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而从模仿说的源头说起，纵观古希腊模仿说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分析出古希腊时期的思想走向是从娱神到简单的机械复制再到获得求知快感的过程。
从词源上来看，“模仿”一词经拉丁文imitary直接可以上溯到希腊文mimesis。朱光潜先生在翻译亚里士多德作品时将“模仿”一词用于模仿说中。在柏拉图之前，模仿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视觉上的相似，第二，行为上的效仿，第三，扮演，包括戏剧演出，第四，作为有意义的或表象形的声音结构的语言或音乐制作，第五，形而上学的符合。”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均对模仿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一、娱神说
关于艺术起源的说法众说纷纭，娱神说是其中一种。众所周知，在人类的原始阶段，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人们的认识能力也十分有限。在当时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初民们为了生存和后代的绵延，他们不得不努力采用巫术和神灵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去抵抗一些灾害和外来的入侵。而这些巫术的实质其实就是模仿和再现生活。如人们用简单的工具在岩壁上的涂划、雕刻，就是表现自己的劳动经历，或者希望控制自然减少灾害频发的状况，这其实就是一种模仿。同样，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也要模仿狩猎、采集、收获、战争等场面或过程，企图运用超自然的力量去战胜邪恶或祈求神灵保佑，这也是对生活的模仿。这些现象可以在原始的戏剧、舞蹈和一些特定节庆活动中找到确证。
卢卡契坚持认为，模仿是艺术的决定性源泉。他认为： “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只是山巫术活动中产生的原始人类企图借助巫术操演征服自然，而巫术操演在客观上把操演者激发得如醉如狂。巫术活动具有两种特性：第一，它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从而具有现实生活的现象形式；第二，它能激发思想情感。”并且，弗雷泽在《金枝》中也谈到，“不管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向因’的‘模拟巫术’，或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的‘接触巫术’，总称为交感巫术，都是以模仿为特征的”。
二、复制说
上述模仿说的娱神功能其实就是对人类自然生活的一种复制。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发展，到古希腊时期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他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出发，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模仿自然”的说法。他说：“艺术模仿自然显然也是如此：绘画混合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绘出酷似原物的形象。”德谟克利特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是（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里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向啼唱婉转的天鹅和夜莺拔仿唱歌。”他认为人类许多诸如织布、造房子等技能都是模仿动物取得的。苏格拉底发展了传统的艺术模仿说，把艺术模仿的主要对象由“自然”转移为社会与人，对人的艺术模仿强调通过外部形态的模仿，最后注重对于人内心的模仿和对灵魂的关照。
三、求知说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哲学体系出发，对文学和艺术的本质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都认同艺术是模仿的观点，但对模仿的对象而言，两人的认知角度和认知态度却截然不同。
从柏拉图时期开始，模仿说已经走向了求知的目的和功用。其著名的“理式说” 主要集中在《理想国》第十卷，主要讲述的是模仿对抽象存在的反映。柏拉图对古希腊“艺术模仿自然”思想作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分析，柏拉图的“模仿说”，认为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超验的永恒的理式世界，现实是艺术的直接根源，而“理式”为艺术的最终根源。而“自然”是以“理式”为蓝本的“自然”。在他的理论中，他提出了“床喻”的理论。 他认为画家画的床是对上帝造的床和木匠造的床的模仿。木匠的床是对上帝造的床的模仿。而上帝所造之床又存在模仿的“超范式”，因此，画家画的床与真理之间隔了三层。他认为“理式”才是世界的永恒本原，是第一性的真实体，“自然”是“理式”的物质反映形式，是第二性的“摹本”，而艺术对“自然”的模仿则成为了“摹本的摹本”。
作为模仿说的定型者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多次提到模仿。在《诗学》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地提出自己的模仿论观：“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不同。”可以看出，亚氏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而且模仿现实生活，只是媒介、方式、对象不同而已。同时，亚氏认为诗的起源有两个原因：模仿的本能即“音调感”和“节奏感”。《诗学》中说：“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时代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但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例如尸首或最可鄙的动物的形象”。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模仿成为人的本能，而模仿的文艺不仅给我们带来快感，而且能帮助我们求知。并且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中，模仿的理念也体现其中。“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声，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的动作来表达，而不用叙述法；接引起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作品包含着大量知识，文艺模仿也是具有创造性的。
亚里士多德纠正了柏拉图唯心主义虚幻的“理式”概念，他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出发，强调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事物才是“第一实体”。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在提出诗和戏剧不应只模仿偶然的个别事物，而是要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摹写、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这就辩证地规定了模仿对象及模仿方式。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旨在从个别具体中找到普遍意义，揭示普遍规律。他认为柏拉图模仿说过分强调“理念”的作用，忽视普遍和特殊是辨证统一的，并未从特殊中找到普遍的规律，找到一般性的存在。这也就否定了柏拉图“理念”至上的模仿观，否定了艺术模仿理念世界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最为模仿活动是与知识和真理相关的认识活动。
参考文献：
[1]樊轶.谈希腊艺术中的模仿 [J].土木建筑学术文库.2009 11卷。
[2][匈]卢卡契.审美特性 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英]弗雷泽，金枝[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
[4][波]塔塔科维兹.古代美学.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