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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文艺院团改制的关键一年，基层院团的改制全面提速，将于年内基本完成。这一轮文艺院团改制推进实施以来，戏剧界对改制始终存在诸多疑惑和忧虑，多数戏剧院团、尤其是基层院团至今仍处于被动观望状态，更鲜有主动积极地应对戏剧院团体制即将来临的这一重大转折的计划与举措。面临如此巨大且无法改变、不可逆转的变化，戏剧界从整体到每个院团、甚至每个从业人员，都需要有清晰的判断、理性的认识，调整心态，勇敢主动地面对改制，获得先机，借改制的动力，把握院团、个人和中国戏剧的光明未来。
一、解惑：改制不是让戏剧“自生自灭”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诸多疑虑，其根本原因，是对这一轮剧团改制的认知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对现在正在推行的改制的具体政策存有许多误解。这些疑虑一方面导致业内普遍弥漫着消极和悲观的情绪，同时也使剧团改制阻力重重。
业内人士的疑虑是有原因、有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几度推行剧团体制改革都先后遭遇挫折，不仅未能实现创新制度、繁荣戏剧的目标，反而给整个行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患；20世纪80年代末主管部门声称要让剧团和剧种“自生自灭”，更引起戏剧界同人强烈反感。半途而废的改革不仅给戏剧界留下了深重创伤，还进一步破坏了戏剧的生态，加剧了戏剧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轮改制的政策设计与具体实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戏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创作、演出和欣赏，在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各级政府在戏剧生存与发展方面，理应承担其应负的文化责任，这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公认的原则。因此，200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各试点地区与单位的改制实践中，政府率先承担其理应肩负的文化责任，一直是改制的前提。就以最具指标性的政府经费支持角度看，各地各级政府并没有因剧团的改制而减少了对其运营与创作的投入规模，相反，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各地政府对戏剧、对改制剧团的投人有增无减，增长幅度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当然，人们会认为这只是改制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尤其是多年来，各行各业的试点单位往往获得特殊的优惠条件，其意无非是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因此，各种优惠，往往只是职能部门制造先进典型的权宜之计，而无法成为常态的、持久的政策。试点阶段结束，剧团整体改制完成后，政策环境必然要回归正常。改制院团目前享受的各种力度越来越大的支持和显而易见的优惠政策，未来是否可能让所有改制后的剧团共享，这个问题无法回避。确实，国家财政部门在改制的设计方案中，只承诺“国有文艺演出院团转制前由各级财政安排的正常事业经费，转制后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拨付”，其中具有弹性的“一定期限”也给人们带来很多想象与疑虑的空间。但如果我们面向现实，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背景认真思考剧团改制后将会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无需担心政府在戏剧投入方面会如人们所形容，完全、迅速“断奶”。
客观地看，各地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在内，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把剧团改制看成“甩包袱”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年复一年地为无法正常演出的剧团支付高额维持费用的地区，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改制，一劳永逸地摆脱财政的负担，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政府的公共财政在戏剧领域的投入，未来不仅不可能减少，而且只会继续，并且大幅度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财政收入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现在的政府早就不是三十年前那个为补贴剧团的“钱从哪里来”而发愁的政府。但更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向与重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最初的二十多年，发展经济是社会最核心的追求，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把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集中投向与GDP增长直接相关的工业生产与科技开发等领域，用于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支出。虽然绝对值有所增长，但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居于低位。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现在的政府正逐渐将财政投入的重点从经济领域的产业支撑，转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性和公益性更为显著的领域。就以戏剧为例，新世纪十年里，国家对2600个国办剧团的直接财政支持，从2000年的17.3亿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63亿；如果加上近些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各地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两部分经费中间接地投向戏剧的部分，增速之快，超出历史上多数时期。尽管这样的支持力度和我们的综合国力还远远不相匹配，但是文化投入不断增长的基本趋势，一目了然。
其实不仅中国这样，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不如此。只要对现代社会的政府功能有起码的了解，对中国政府有起码的信任，就足以明白，在可见的未来，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在戏剧领域不仅不可能完全无所作为，相反，资金投入无疑将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改制后政府在戏剧领域将显著改变资金投入方式，资金投入力度虽然仍将逐年增长，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却将由养人、养单位逐步向养事业、促发展转变，促使国有文艺演出院团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
诚然。新的国家文化经费投入机制将会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未来剧团接受政府资助将要经历更严格和更透明的申报程序，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也会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改制后，作为企业的国有剧团，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获得固定的政府资助，公共财政的文化支出也不可能仅仅让国办剧团吃偏食。但是在国家戏剧领域的投入日益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国有院团拥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和丰厚的剧目积累，在争取财政资助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得到政府更多支持，本在情理之中。
这一轮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是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明显向公益事业转向，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仍需看到，现有的事业体制严重钝化了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益，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额投入，未能充分实现丰富城乡民众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目标；在某些场合，甚至反过来助长了院团对政府的依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进一步的阻碍，改制才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文化投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责任。因此，改制不是为了扔掉国家支持戏剧领域这一包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投入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建构更有效率的政府文化管理与资助模式。改制后的院团需要通过创作与演出的实绩或通过对戏剧遗产的有效传承获得财政支持，在文艺演出市场和文化传承方面贡献越大，就越有资格和机会，在争取政府文化投入方面抢占先机。诚然，随着文艺演出市场渐趋正常化，资本市场对演艺行业的支持力度会自然增大，政府文化投入在演艺行业中的相对比重会逐渐缩小，但即使到那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依然会支持那些应该支持和必须支持的文艺演出院团。
二、前景：用改制开发戏剧演出的金矿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的忧虑情绪，究其根源，是出于 对演出市场极度悲观的判断。多数人并不认为戏剧演出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盈利的行业，尤其是并不认为戏剧演出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获得市场盈利。
我承认，现在中国的戏剧演出很少盈利。尽管不是没有正收益的戏剧演出，但它们多为个案，未见得具有普遍意义。但我也反复强调，中国目前的戏剧演出市场的惨象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体制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是中国戏剧的宿命。对戏剧演出市场空间与前景的判断，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当下，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基于古今中外的一般状况，寻找准确的答案。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陷入危机，主要是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恶化，是由于多种娱乐方式的崛起抢夺了戏剧的受众：还有人发明了“斗室文娱”这个新词，声称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戏剧的时代。确实，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戏剧丧失了以前在娱乐业的霸主地位，从电影工业兴起、电视普及到互联网迅猛发展，戏剧不断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但我们还要看到，影视和网络发展的结果，不是把戏剧挤出了娱乐业，而是让世界进入了娱乐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今天的文化娱乐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几十年前所无法匹敌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娱乐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取代了或正在取代原来制造业的地位。在急速发展的影视和网络面前，戏剧的市场份额和重要性在下降，但由于文化娱乐业的总体规模成倍增长，戏剧反而有了更多发展的新契机。我曾经几次引用过一个美国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每年人均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数字，是表演艺术4.3场，通俗音乐会1.5场，电影8.2场，体育比赛3.5场。美国电影确实很有吸引力，还有我们不太注重的体育比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但是以戏剧为主的各种表演艺术，仍然达到每年人均4.3场，这个数字就算和几十年前没有电影与网络的时代比，也已经很令人满意。这就是网络和电子娱乐产品已经非常普及的美国的戏剧现状。在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等国家，数字是有差异的，但基本的格局，大致相似。
所以，影视和网络不是抢了戏剧的饭碗，而是通过外延扩张，做大了娱乐业，事实上戏剧也同时因而得益。正因为这一原因，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戏剧大国，都没有因为电影、电视或互联网而导致如当代中国戏剧这样全面且严重的衰退；而就在中国本土，也仍有许多地区存在大量民营戏剧演出团体，他们在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却没有遭遇国营剧团那样的生存危机，足以说明部分问题。
中国当下的戏剧危机要从中国特有的语境寻找原因，原因就是六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僵化而低效率的国有剧团的事业体制，这种奇怪的体制导致了中国戏剧特有的困境。我们之所以可以且应该对改制后中国戏剧的发展深具信心，是因为只要剧团体制通过改制渐渐回归常态，中国戏剧就有可能回归正常——我们无需指望戏剧繁荣，更不要奢谈大繁荣，仅求能回归正常。
所有不似当下中国那样危机深重的国家和时代，都有无数现成的剧团体制范本可资借鉴。而假如回归常态，那么，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就大得让人瞠目结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个市场做个基本的匡算——只要文化环境恢复常态，剧场演出就会渐渐恢复，民众会被重新唤回对剧场艺术的兴趣。而假如中国能恢复到每人每年平均看三场戏这一在世界各地趋于中等的水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演艺行业的总产值会达到多少?中国每年的戏剧观众会达到40亿人次。以最粗疏的方式，按20元人民币的平均票价计算，它的直接票房收入就是800亿。每年800亿就是目前中国2600个正在改制中的国家剧团可以去瓜分的蛋糕，是中国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前景。
对，就这这个数字。现在所有2600个国有院团每年演出收入不足15亿。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有50倍的增长空间。如何去占领如此广阔的市场，开掘这座市场的金矿，值得面临改制的剧团认真思考。当800亿摆在我们面前时，戏剧界在改制过程中就有了新的选择。确实，转企改制会让部分演艺人员福利待遇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但是如果戏剧家们经过自己努力，在未来可能的800亿的演艺市场里获取了应属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今天所付出的代价，或许可以得到数倍的补偿。
不要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有个身边的例子也许能帮我们看清这样的现实。2010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100亿元，但2002年中国电影票房还不足10亿。电影业从2004年开放至今6年时间，票房增长了10倍。但这并不值得夸耀，人口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美国2010年电影票房是110亿美元，还不包括衍生品的收入。因此，中国电影业仍有极大发展空间。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电视剧行业，简直是市场化程度极低的戏剧、电影行业的寄居蟹，一方面戏剧电影的极度萎缩为它腾出了巨大的娱乐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因为戏剧电影受到事业体制的束缚，反过来大大降低了电视行业的人力成本，所以在当代中国才有可能一枝独秀。201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将近2000亿元，而二十年前，它还只是戏剧面前不起眼的小弟弟。就连刚刚起步的动漫行业，2010年也达到了40亿产值。与之相应的现象是，中国人均文化消费的支出经历了迅速降落的阶段后，开始从低谷回升，它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影视、网络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在民众现有的、静态的娱乐需求中，抢走了原本属于戏剧的一块。设若中国戏剧通过改制追随影视和网络动漫增长，800亿的市场决不是神话，它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前提是，戏剧演出平均票价只需20元。率先改制的江苏省昆剧团的演出收入，从2005年的9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600多万元，虽是个例，却足以证明增长的可能。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改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动能。改制不会立马让中国所有剧团走出危机，错误的、轻率的改制，还有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然而不改制我们在整体上必定痛失历史给予的机遇，让我们相信，各地剧团的改制过程中，会遇到挫折，会有动荡，会有风险，会有失败，但总有一些剧团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经过改制焕发生机，成为新的市场环境中的赢家。
三、信心：充分发挥国有剧团的人才优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改制都是中国戏剧立即就要面对的、现实的转变。戏剧界对改制的担忧，当然包括对中国戏剧整体前途命运的担忧，对剧种的担忧和对剧团的担忧，最根本也最直接的，是对个人前景和利害关系的担忧。
20世纪80年代末，主管部门推动剧团改制时试图解决的问题，除了“钱从哪里来”，还有“人往哪里去”。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事业性表演团体中仍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然而在我看来，转企改制的要义，不是冗余人员的安置，而是激发优秀的演艺人才(包括演出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市场化机制，充分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改制过程中固然要为部分不适宜于 继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演出市场中拼搏的人员安排出路，但更重要和更关键的环节，是要为优质人才营造一个可以让他们脱颖而出、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文化贡献的制度环境。
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现在是、将来仍将是演艺界的人才高地，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高端人才。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艺术因素的干扰，数十年来，国家仍以不计成本的举国体制，培养了几代优秀表演艺术人才。历史地纵向比较，我们或有许多可资反省之处，但是横向比较，国有院团的人才优势一目了然。和国内民营剧团那些多因个人爱好而投身演艺行业的表演人员比，他们受到严格而系统的专业训练，因而有无可比拟的优良资质；放眼世界，中国戏剧的悠久传统与独特表现手法，更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演员拥有先天的优势。如以表演行业最具权威的“梅花奖”得主为参照，国有院团几乎拥有所有“梅花奖”演员；而毫不夸张地说，至少有80％以上的“梅花奖”得主，可以跻身于世界当代一流演员之列。因此，国有院团现有的演艺人员，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和竞争有序的演出市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其实，就在上世纪80年代，京剧界的赵燕侠、张学津等名演员就曾经勇敢地趋向市场，取得了极大成功，他们的市场表现并不亚于当时的流行歌星。如果他们的改革勇气不被当时的环境所扼杀。中国戏剧完全会是另一种情景。
在演艺市场上，相比其他领域，人才的资质是更重要的资源要素，表演行业的竞争，在根本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最大限度地聚集了优质人才的国有院团，没有理由畏惧改制，畏惧市场竞争；再进一步说，至少国有剧团里的知名演员，更没有畏惧的理由。
诚然，面对改制，这一代优秀演艺人才有先天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非市场化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整体上对市场没有必要的敏感，缺乏对观众审美趣味的适应能力，更鲜见把自己的表演艺术才华转化为市场号召力的那种特殊智慧。中国的大多数国有文艺院团对演出市场多年的自我疏离。导致这批优秀的演艺人才深受体制之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市场价值从未得到充分与合理的体现，也没有享受到与他们的表演艺术水平及能力相适应的回报。由此带来的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是，聚集在国有剧团里的这批最为优秀的表演艺术人才，对自身的艺术能力的市场价值缺乏客观的认知，更缺乏跨入演出市场的自信。这是在改制过程中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需要着力解决的矛盾，必须让国有剧团的优秀演艺人才有一个过程。以逐渐适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逐渐建立他们在演出市场上的信心，但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这里也是通用的——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只有改制，才能真正进入演出市场。
国有院团的事业体制束缚了一代优秀演艺人才的创造力与积极性，改制是解放这一代优秀演艺人才的文化生产力的历史性转折。通过改制，激活戏剧演出市场，引领行业迅速复苏，戏剧和戏剧家才能重新获得尊严。这就是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结论：人往高处走，钱往低处流
重新回到因担忧“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而改制的那个年代，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国有院团改制截然不同。我想，这一轮改制的关键可以表述为“人往高处走，钱往低处流”。前半句说的是要通过改制，让国有剧团的优秀表演艺术人才通过市场竞争跃居文化市场的高端，让有艺术才华的演员成为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直接且最大的受益者；后半句说的是公共财政依然需要、且必须逐渐加大在文化领域的投入，但是投入的重心应更关注普通民众的基本文化娱乐需求，通过对普通民众欣赏戏剧的补贴等方式，促进戏剧人口的量的增长，间接地给国有剧团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非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恰当的解释。
这样改制，国有院团可以并应该拥护。演员们可以并应该积极参与，而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改革的主导者。
因为改制不是中国戏剧的末日，而将迎来天地灿烂的曙光。
一、解惑：改制不是让戏剧“自生自灭”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诸多疑虑，其根本原因，是对这一轮剧团改制的认知和理解出现了偏差。对现在正在推行的改制的具体政策存有许多误解。这些疑虑一方面导致业内普遍弥漫着消极和悲观的情绪，同时也使剧团改制阻力重重。
业内人士的疑虑是有原因、有依据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几度推行剧团体制改革都先后遭遇挫折，不仅未能实现创新制度、繁荣戏剧的目标，反而给整个行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后患；20世纪80年代末主管部门声称要让剧团和剧种“自生自灭”，更引起戏剧界同人强烈反感。半途而废的改革不仅给戏剧界留下了深重创伤，还进一步破坏了戏剧的生态，加剧了戏剧危机。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轮改制的政策设计与具体实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戏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创作、演出和欣赏，在国家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各级政府在戏剧生存与发展方面，理应承担其应负的文化责任，这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公认的原则。因此，200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各试点地区与单位的改制实践中，政府率先承担其理应肩负的文化责任，一直是改制的前提。就以最具指标性的政府经费支持角度看，各地各级政府并没有因剧团的改制而减少了对其运营与创作的投入规模，相反，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各地政府对戏剧、对改制剧团的投人有增无减，增长幅度之大，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当然，人们会认为这只是改制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尤其是多年来，各行各业的试点单位往往获得特殊的优惠条件，其意无非是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因此，各种优惠，往往只是职能部门制造先进典型的权宜之计，而无法成为常态的、持久的政策。试点阶段结束，剧团整体改制完成后，政策环境必然要回归正常。改制院团目前享受的各种力度越来越大的支持和显而易见的优惠政策，未来是否可能让所有改制后的剧团共享，这个问题无法回避。确实，国家财政部门在改制的设计方案中，只承诺“国有文艺演出院团转制前由各级财政安排的正常事业经费，转制后在一定期限内继续拨付”，其中具有弹性的“一定期限”也给人们带来很多想象与疑虑的空间。但如果我们面向现实，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背景认真思考剧团改制后将会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无需担心政府在戏剧投入方面会如人们所形容，完全、迅速“断奶”。
客观地看，各地政府，包括主管部门在内，我不敢说完全没有把剧团改制看成“甩包袱”的思想。尤其是那些年复一年地为无法正常演出的剧团支付高额维持费用的地区，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改制，一劳永逸地摆脱财政的负担，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看。政府的公共财政在戏剧领域的投入，未来不仅不可能减少，而且只会继续，并且大幅度提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财政收入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现在的政府早就不是三十年前那个为补贴剧团的“钱从哪里来”而发愁的政府。但更重要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向与重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本质的变化。改革开放最初的二十多年，发展经济是社会最核心的追求，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把财政收入的主体部分，集中投向与GDP增长直接相关的工业生产与科技开发等领域，用于文化、教育等公共事业的支出。虽然绝对值有所增长，但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居于低位。但今天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现在的政府正逐渐将财政投入的重点从经济领域的产业支撑，转向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性和公益性更为显著的领域。就以戏剧为例，新世纪十年里，国家对2600个国办剧团的直接财政支持，从2000年的17.3亿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63亿；如果加上近些年国家和各级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各地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两部分经费中间接地投向戏剧的部分，增速之快，超出历史上多数时期。尽管这样的支持力度和我们的综合国力还远远不相匹配，但是文化投入不断增长的基本趋势，一目了然。
其实不仅中国这样，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不如此。只要对现代社会的政府功能有起码的了解，对中国政府有起码的信任，就足以明白，在可见的未来，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在戏剧领域不仅不可能完全无所作为，相反，资金投入无疑将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改制后政府在戏剧领域将显著改变资金投入方式，资金投入力度虽然仍将逐年增长，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向，却将由养人、养单位逐步向养事业、促发展转变，促使国有文艺演出院团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
诚然。新的国家文化经费投入机制将会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未来剧团接受政府资助将要经历更严格和更透明的申报程序，各级政府的文化投入也会适当引入竞争机制。改制后，作为企业的国有剧团，不可能无条件地、永远获得固定的政府资助，公共财政的文化支出也不可能仅仅让国办剧团吃偏食。但是在国家戏剧领域的投入日益增长的宏观背景下，国有院团拥有明显的人才优势和丰厚的剧目积累，在争取财政资助方面拥有天然的优势，得到政府更多支持，本在情理之中。
这一轮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是在国家公共财政支出明显向公益事业转向，对文化艺术事业的投入成几何级数增长的背景下展开的。但仍需看到，现有的事业体制严重钝化了公共财政投入的效益，国家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额投入，未能充分实现丰富城乡民众文化生活、繁荣文化艺术事业、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目标；在某些场合，甚至反过来助长了院团对政府的依赖，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进一步的阻碍，改制才有其必要性和正当性。
文化投入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责任。因此，改制不是为了扔掉国家支持戏剧领域这一包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投入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建构更有效率的政府文化管理与资助模式。改制后的院团需要通过创作与演出的实绩或通过对戏剧遗产的有效传承获得财政支持，在文艺演出市场和文化传承方面贡献越大，就越有资格和机会，在争取政府文化投入方面抢占先机。诚然，随着文艺演出市场渐趋正常化，资本市场对演艺行业的支持力度会自然增大，政府文化投入在演艺行业中的相对比重会逐渐缩小，但即使到那时，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依然会支持那些应该支持和必须支持的文艺演出院团。
二、前景：用改制开发戏剧演出的金矿
戏剧界对改制普遍存在的忧虑情绪，究其根源，是出于 对演出市场极度悲观的判断。多数人并不认为戏剧演出是一个可以在市场上盈利的行业，尤其是并不认为戏剧演出在今天的中国可以获得市场盈利。
我承认，现在中国的戏剧演出很少盈利。尽管不是没有正收益的戏剧演出，但它们多为个案，未见得具有普遍意义。但我也反复强调，中国目前的戏剧演出市场的惨象只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体制的产物，并不具有普遍性，更不是中国戏剧的宿命。对戏剧演出市场空间与前景的判断，不能只局限于中国的当下，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应该基于古今中外的一般状况，寻找准确的答案。
通常人们认为，中国戏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始陷入危机，主要是受制于外在环境的恶化，是由于多种娱乐方式的崛起抢夺了戏剧的受众：还有人发明了“斗室文娱”这个新词，声称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戏剧的时代。确实，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戏剧丧失了以前在娱乐业的霸主地位，从电影工业兴起、电视普及到互联网迅猛发展，戏剧不断遭遇强有力的挑战。但我们还要看到，影视和网络发展的结果，不是把戏剧挤出了娱乐业，而是让世界进入了娱乐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今天的文化娱乐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几十年前所无法匹敌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文化娱乐业甚至成为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取代了或正在取代原来制造业的地位。在急速发展的影视和网络面前，戏剧的市场份额和重要性在下降，但由于文化娱乐业的总体规模成倍增长，戏剧反而有了更多发展的新契机。我曾经几次引用过一个美国2007年的统计数据——美国每年人均参与文化娱乐活动的数字，是表演艺术4.3场，通俗音乐会1.5场，电影8.2场，体育比赛3.5场。美国电影确实很有吸引力，还有我们不太注重的体育比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但是以戏剧为主的各种表演艺术，仍然达到每年人均4.3场，这个数字就算和几十年前没有电影与网络的时代比，也已经很令人满意。这就是网络和电子娱乐产品已经非常普及的美国的戏剧现状。在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韩国等国家，数字是有差异的，但基本的格局，大致相似。
所以，影视和网络不是抢了戏剧的饭碗，而是通过外延扩张，做大了娱乐业，事实上戏剧也同时因而得益。正因为这一原因，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所有戏剧大国，都没有因为电影、电视或互联网而导致如当代中国戏剧这样全面且严重的衰退；而就在中国本土，也仍有许多地区存在大量民营戏剧演出团体，他们在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的极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下，却没有遭遇国营剧团那样的生存危机，足以说明部分问题。
中国当下的戏剧危机要从中国特有的语境寻找原因，原因就是六十年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僵化而低效率的国有剧团的事业体制，这种奇怪的体制导致了中国戏剧特有的困境。我们之所以可以且应该对改制后中国戏剧的发展深具信心，是因为只要剧团体制通过改制渐渐回归常态，中国戏剧就有可能回归正常——我们无需指望戏剧繁荣，更不要奢谈大繁荣，仅求能回归正常。
所有不似当下中国那样危机深重的国家和时代，都有无数现成的剧团体制范本可资借鉴。而假如回归常态，那么，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就大得让人瞠目结舌。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个市场做个基本的匡算——只要文化环境恢复常态，剧场演出就会渐渐恢复，民众会被重新唤回对剧场艺术的兴趣。而假如中国能恢复到每人每年平均看三场戏这一在世界各地趋于中等的水平，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演艺行业的总产值会达到多少?中国每年的戏剧观众会达到40亿人次。以最粗疏的方式，按20元人民币的平均票价计算，它的直接票房收入就是800亿。每年800亿就是目前中国2600个正在改制中的国家剧团可以去瓜分的蛋糕，是中国戏剧演出市场的空间前景。
对，就这这个数字。现在所有2600个国有院团每年演出收入不足15亿。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有50倍的增长空间。如何去占领如此广阔的市场，开掘这座市场的金矿，值得面临改制的剧团认真思考。当800亿摆在我们面前时，戏剧界在改制过程中就有了新的选择。确实，转企改制会让部分演艺人员福利待遇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但是如果戏剧家们经过自己努力，在未来可能的800亿的演艺市场里获取了应属自己的那一份，那么今天所付出的代价，或许可以得到数倍的补偿。
不要认为这是天方夜谭。有个身边的例子也许能帮我们看清这样的现实。2010年全国电影总票房超过100亿元，但2002年中国电影票房还不足10亿。电影业从2004年开放至今6年时间，票房增长了10倍。但这并不值得夸耀，人口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美国2010年电影票房是110亿美元，还不包括衍生品的收入。因此，中国电影业仍有极大发展空间。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电视剧行业，简直是市场化程度极低的戏剧、电影行业的寄居蟹，一方面戏剧电影的极度萎缩为它腾出了巨大的娱乐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因为戏剧电影受到事业体制的束缚，反过来大大降低了电视行业的人力成本，所以在当代中国才有可能一枝独秀。2010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总收入将近2000亿元，而二十年前，它还只是戏剧面前不起眼的小弟弟。就连刚刚起步的动漫行业，2010年也达到了40亿产值。与之相应的现象是，中国人均文化消费的支出经历了迅速降落的阶段后，开始从低谷回升，它也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影视、网络的发展，刺激了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不是简单地在民众现有的、静态的娱乐需求中，抢走了原本属于戏剧的一块。设若中国戏剧通过改制追随影视和网络动漫增长，800亿的市场决不是神话，它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前提是，戏剧演出平均票价只需20元。率先改制的江苏省昆剧团的演出收入，从2005年的9万元增长到2010年的600多万元，虽是个例，却足以证明增长的可能。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改制我们无法获得这样的动能。改制不会立马让中国所有剧团走出危机，错误的、轻率的改制，还有可能带来更多更大的问题。然而不改制我们在整体上必定痛失历史给予的机遇，让我们相信，各地剧团的改制过程中，会遇到挫折，会有动荡，会有风险，会有失败，但总有一些剧团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经过改制焕发生机，成为新的市场环境中的赢家。
三、信心：充分发挥国有剧团的人才优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改制都是中国戏剧立即就要面对的、现实的转变。戏剧界对改制的担忧，当然包括对中国戏剧整体前途命运的担忧，对剧种的担忧和对剧团的担忧，最根本也最直接的，是对个人前景和利害关系的担忧。
20世纪80年代末，主管部门推动剧团改制时试图解决的问题，除了“钱从哪里来”，还有“人往哪里去”。今天，在一定程度上，国有事业性表演团体中仍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然而在我看来，转企改制的要义，不是冗余人员的安置，而是激发优秀的演艺人才(包括演出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通过市场化机制，充分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改制过程中固然要为部分不适宜于 继续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演出市场中拼搏的人员安排出路，但更重要和更关键的环节，是要为优质人才营造一个可以让他们脱颖而出、对国家、社会做出更大文化贡献的制度环境。
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现在是、将来仍将是演艺界的人才高地，最大限度地集中了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高端人才。尽管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艺术因素的干扰，数十年来，国家仍以不计成本的举国体制，培养了几代优秀表演艺术人才。历史地纵向比较，我们或有许多可资反省之处，但是横向比较，国有院团的人才优势一目了然。和国内民营剧团那些多因个人爱好而投身演艺行业的表演人员比，他们受到严格而系统的专业训练，因而有无可比拟的优良资质；放眼世界，中国戏剧的悠久传统与独特表现手法，更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演员拥有先天的优势。如以表演行业最具权威的“梅花奖”得主为参照，国有院团几乎拥有所有“梅花奖”演员；而毫不夸张地说，至少有80％以上的“梅花奖”得主，可以跻身于世界当代一流演员之列。因此，国有院团现有的演艺人员，完全有可能在一个充分开放的和竞争有序的演出市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其实，就在上世纪80年代，京剧界的赵燕侠、张学津等名演员就曾经勇敢地趋向市场，取得了极大成功，他们的市场表现并不亚于当时的流行歌星。如果他们的改革勇气不被当时的环境所扼杀。中国戏剧完全会是另一种情景。
在演艺市场上，相比其他领域，人才的资质是更重要的资源要素，表演行业的竞争，在根本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最大限度地聚集了优质人才的国有院团，没有理由畏惧改制，畏惧市场竞争；再进一步说，至少国有剧团里的知名演员，更没有畏惧的理由。
诚然，面对改制，这一代优秀演艺人才有先天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非市场化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整体上对市场没有必要的敏感，缺乏对观众审美趣味的适应能力，更鲜见把自己的表演艺术才华转化为市场号召力的那种特殊智慧。中国的大多数国有文艺院团对演出市场多年的自我疏离。导致这批优秀的演艺人才深受体制之困，他们的价值、尤其是市场价值从未得到充分与合理的体现，也没有享受到与他们的表演艺术水平及能力相适应的回报。由此带来的十分令人遗憾的事实就是，聚集在国有剧团里的这批最为优秀的表演艺术人才，对自身的艺术能力的市场价值缺乏客观的认知，更缺乏跨入演出市场的自信。这是在改制过程中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需要着力解决的矛盾，必须让国有剧团的优秀演艺人才有一个过程。以逐渐适应充满竞争的市场环境和逐渐建立他们在演出市场上的信心，但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这里也是通用的——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只有改制，才能真正进入演出市场。
国有院团的事业体制束缚了一代优秀演艺人才的创造力与积极性，改制是解放这一代优秀演艺人才的文化生产力的历史性转折。通过改制，激活戏剧演出市场，引领行业迅速复苏，戏剧和戏剧家才能重新获得尊严。这就是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四、结论：人往高处走，钱往低处流
重新回到因担忧“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而改制的那个年代，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国有院团改制截然不同。我想，这一轮改制的关键可以表述为“人往高处走，钱往低处流”。前半句说的是要通过改制，让国有剧团的优秀表演艺术人才通过市场竞争跃居文化市场的高端，让有艺术才华的演员成为文化市场发展过程中直接且最大的受益者；后半句说的是公共财政依然需要、且必须逐渐加大在文化领域的投入，但是投入的重心应更关注普通民众的基本文化娱乐需求，通过对普通民众欣赏戏剧的补贴等方式，促进戏剧人口的量的增长，间接地给国有剧团开拓更大的市场空间。如果非要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恰当的解释。
这样改制，国有院团可以并应该拥护。演员们可以并应该积极参与，而优秀的表演艺术家更可以而且应该成为改革的主导者。
因为改制不是中国戏剧的末日，而将迎来天地灿烂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