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竹林中》是芥川龙之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围绕着一场发生在竹林中的凶杀案，作者对人性丑恶、自私的深刻剖析的同时也真实表现出了以真砂为代表的女性在男权制社会的悲惨境遇，塑造了真砂这样一个勇敢、刚烈的女性形象，真砂的哭诉和一系列的行为透露出她对抗男性霸权压迫的意识萌芽。
　　关键字：男性霸权； 女性主义； 反抗； 觉醒
　　在小说中，作者使用了多重内聚焦的叙述手法，文中的7个人都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这一场扑朔迷离的凶杀案。砍柴人、行脚僧、捕手、老婆子这四人提供的是关于案件的外部线索，多襄丸、真砂、武宏作为事件的当事人讲述的是案情的发生过程，尽管三位当事人的叙述互相矛盾冲突，几条外部线索也夹杂着诸多的主观感情，但就整个全文的叙述来看，女主人公真砂的形象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即一直处于多襄丸和武宏的双重压迫之下，受制于他们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话语机制。
　　一、男性霸权的压制
　　小说中，作为真砂悲惨遭遇的直接凶手，多襄丸在审讯的过程中表现的直接痛快，大方承认自己就是案件的凶手，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风度气概，但在进一步讲述案件的发生过程时，他的话语中便透露出耐人寻味的含义。首先，在说起犯罪动机时，他这样说道“那时正刮风，笠帽檐的绸绦被风吹起来，我瞧见了女子的容貌——只见了一眼就见不到了，大概正因为这缘故，我觉得这女子好像一位观音，立刻动了念头，一定搞到这个女子，即使要把男的杀死，也干。” 这段话中，多襄丸巧妙地使自己处于被动的位置，说明是真砂观音般美丽的容貌引诱了自己，将起因完全推到了受害人的身上，并且将这一场单纯的肉欲发泄上升到一见钟情的情感高度，说道“必须将这女人作我的妻子-这就是那时我唯一的心愿” 。其次，在谈到杀人这个行为时，多襄丸也说“是的，我本不打算杀他……可是当我再阴暗的草丛中盯住女人的脸色时，我已料想到，如果不杀那男子，我便不能离开那了。” 于是，从多襄丸的口供看来，真砂才是促使他动手的主谋，他不过是执行命令的工具罢了。多襄丸的自我辩护完全就是“女人祸水论”的腔调，他是站在男性权力意识的特权下居高临下的摆弄女性的一切，利用这样的男性特权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掩盖其强暴杀人的恶行。如果说多襄丸给予真砂的是肉体上的侵害，那么武宏则是摧毁她精神信念的另一凶手，当真砂失贞之后想到丈夫面前寻求安慰之时，看到丈夫的目光“不是愤怒，不是悲哀，而只是对我的轻蔑，多么冷酷的眼光呀，这比踢我一脚，使我受更大的打击，我忍不住嘴里叫唤着什么，一下子便昏过去了” ，在武宏的眼中，妻子真砂不仅失去贞洁，还听信外人的花言巧语背叛自己，甚至还指使强盗将自己杀死，罪无可恕，真砂此时在武宏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沦落为一个失贞且背叛丈夫、不守妇道的“妖妇”。
　　小说中，作为案件主人公的多襄丸和武宏，一个从满足自身情欲的角度出发将真砂视作美丽的玩弄对象，肆意施暴，另外一个从自身权力受损害的角度出发将她视为不贞的“妖妇”，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宏叙述的部分有这样的情节，当真砂要求强盗杀死丈夫时，多襄丸“一脚把妻踢倒在落叶上……眼望着我说：这女人怎么回事，你要死？你要活？你点头，杀不杀？我听了强盗的话，我愿意饶恕他一切罪过。” 按照武宏的说法，真砂妄图杀掉他的想法让强盗也震惊于她的恶毒，感到男性权威的威胁，转而站在了武宏的这一方，两个男人联起手来共同惩治这个邪恶的女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设置，武宏可以原谅侮辱自身的强盗，却不能宽恕妻子不得已的失贞，由此看来，武宏将压制真砂的男性霸权看做是最要紧的权力，多襄丸和武宏从身体霸权和道德约束两方面共同残害着真砂，使她陷于被玩弄被谴责的深渊。
　　二、不甘反抗的觉醒
　　小说中作者通过两位男主人公的叙述，展示了他们所代表的男性霸权对真砂的伤害，那么真砂这个人物到底是怎样的性格，在双重霸权的压迫下她又是如何反应的呢，芥川在小说中有意识地打破剧中男权话语垄断的社会背景，让真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弱智身上赋予了其觉醒反抗的品质。表现出他女性观中积极的一面。
　　《竹林中》是芥川根据《今昔物语集》中一则故事改编而来，其中讲述了一位武士同妻子出远门，路遇强盗被骗至丛林中，强盗不仅抢劫钱财并侮辱了他的妻子后扬长而去，事后妻子埋怨武士的无能连妻子也保护不了。这则故事本来是讽刺武士阶层的贪婪无能，而芥川在吸收这层含义的同时又重新刻画了女性的形象，不仅让她发出申辩的声音，还赋予了其勇敢、刚烈的品质。
　　“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活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使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多襄丸利用自身在男权社会中的话语主导权一步步将罪责推到了真砂身上，武宏也依此将自己描绘成惨遭妻子毒害的武士，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力深信不疑，在叙述中大夸其词粉饰自己。然而他们的谎言在作者有意安排真砂发出声音后就被暴露了出来，芥川在小说中赋予了真砂说话的权力，让她发出声音为自我辩护，使读者从中自己判断，直接展示出了女性在男权压迫下的悲惨，因此，话语权的给予可以首先看作是芥川对女性反抗的支持。
　　小说中真砂的性格形象是通过几个人的叙述共同完成的，在其母的口中，她“是一个有丈夫气的好强的女子” ，先为后文凶案中真砂的表现先买下了伏笔，在多襄丸的叙述中，当他捆绑武宏企图捉住真砂时，她“立刻从怀里拔出一把小刀...那时如果一个搓手不及，刀便捅进肚子里了。” 在遭遇危难之际，真砂这样一个弱女子能够反映灵敏，掏出小刀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与强盗搏斗，这样的机敏勇敢的抗争是多襄丸与武宏所远远不能相比的，将这两个男人的形象与真砂相对比，就能够从中清楚的看到作者的褒贬之意，真砂手持小刀反抗多襄丸的侮辱象征着她对抗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人的肆意侵害，这种勇敢自卫的行动是她女性意识的萌芽。
　　除了小刀自卫的这一举动外，更能体现出真砂不甘反抗的是文中屡次提到的她想要杀死丈夫的举动。在真砂的叙述中这样说道“注视着丈夫的脸 ，他的眼光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没有变化，又冷酷、又轻蔑。羞耻、悲哀、愤怒—我不知怎样说我那时候的心情，我跌跌跄跄走到丈夫的身边。夫呀，事已如此，我不能再同你一起生活了。我决心死，不过—你也得死，你已见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把你独自留在世上。” 丈夫轻蔑、冷酷的目光让真砂刚到彻底的绝望，他的这种目光加深了真砂作为受害者的耻辱感，真砂性格中的好强刚烈绝不允许自己受到丈夫这样的轻视，宁愿选择玉石俱焚的方式来反抗男性霸权对自己的压制，武宏站在男权社会的道德角度只看到妻子背叛自己的恶毒，却完全忽略了自身的男性权威给妻子的造成的伤害，真砂在潜意识中想要杀死的不仅是侮辱自己的丈夫，更是丈夫身后男性霸权对女人的压迫。
　　芥川在这篇小说中塑造可真砂这样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女子，不仅写出了她在男权社会的权威下遭受的苦难也赋予了她勇敢、刚烈，用自身行动反抗男权压制的女性萌芽意识，这样的书写可见芥川在女性观上的開明态度。他的态度与他当时生活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竹林中》发表于1922年，在明治维新后的50多年间，西方的文明思潮铺面而来，在女性解放、女性运动的方面福泽谕吉、平冢雷鸟、与谢野晶子等人宣传女性自由解放、主张男女解放、批判社会旧道德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女性主义思潮也自然影响到了芥川。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这篇小说中真砂的反抗并不是彻底的，她思想中对于女性自身的意识还只是出于萌芽的状态，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她不断地自责“像我这样无用的人，我不知观音菩萨会不会怜悯我，我已失身于强盗，我不知我将如何是好” 真砂将男性霸权意识下制定的贞操观看得如此之重，意味着她接受了男权社会所给予她的认知思维，虽然她有勇气反抗男权社会强加于她的侮辱，但是却无法摆脱其道德规范对自身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她的反抗只是有局限的挣扎，对于自身女性意识的认识还只是萌芽的阶段。
　　《竹林中》因其扑朔迷离的叙述手法在后世的解读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真砂的形象透露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被压迫的悲惨境遇，在这种压制下，真砂一方面奋起反抗试图摆脱男性附加的侮辱，另一方面男权社会强加到女性身上的道德准则又使她逡巡不前，降低了抗争的深度，她的觉醒还处于萌芽的阶段，尽管存在局限，芥川在小说中真实展现女性受压迫处境图景的同时又塑造出这样一个反抗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女性观中进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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