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难忘那一天：1993年2月4日。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话响了，我走过去接，耳边骤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我一下激动了，居然是母亲的声音，这是母亲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母亲说今天是我的40岁生日，要我中午下碗长寿面吃，又说我已是中年人了，不要经常熬夜，要早点睡，注意休息，保重身体。母亲在叮嘱了我一番后，插空我问母亲是在哪里打来的电话，母亲说是家里打来的，家里装了一部电话。我吃了一惊，那时普通家庭装电话的十分少，因为装一部电话要一大笔钱。我问母亲装电话花了多少钱，母亲说花了4000元。母亲平淡的回答让我更惊愕了，因为母亲一贯勤俭节约，她居然舍得花4000元装一部电话。我问母亲：“装电话这么贵，你舍得？又不做生意！”母亲说：“我现在想开了。你长年在外，装个电话也可以经常跟你联系，说说话。我又不识字，又不能给你写信！”
　　放下电话，我已是热泪盈眶了。
　　我能理解母亲的心，为了儿女，她是什么都舍得呀！
　　母亲和父亲都是普通的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两人的工资加起来不足80元。而我有兄妹六人，为了维持这个家，为了我们健康的成长，母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她常常在下午下班的时候去菜场，那时的蔬菜都是论堆卖，一角钱一堆。当萝卜便宜到一角钱买一篮子的时候，她一篮一篮的提回来，然后用一个大缸来泡酸萝卜。在考虑节俭的同时，母亲也会考虑到我们的营养，每隔一段时间，她都要买回一个猪头，因为那时的猪头不仅比肉价便宜一大半，而且上十斤重的猪头只要二斤肉票。猪头买来了，母亲不怕麻烦地将猪毛一根一根剔净，然后把猪头的各个部位，或烧或炖或卤。虽然我们经常能改善一下生活，可母亲却对自己十分苛刻，从来不跟我们一起吃饭，总是等到我们吃完了，她才将剩饭剩菜剩汤合在一起吃了完事。那时她在一家食品厂工作，厂里食堂的伙食搞得既便宜又丰富，一角钱可以大块吃肉大块吃鱼，可母亲却舍不得花一毛钱，每天上班时，总是带上一瓶子自己泡的酸萝卜。母亲的勤俭节约在街坊邻居中和厂里是出了名的，可是为了儿女，她却是十分舍得。
　　记得“文革”开始时，我正在读初一，听说可以到北京去串连，我兴奋地连忙报名参加。到了出发那天，母亲给了我15元钱，我知道这15元钱对家里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我便对母亲说：“串连乘车吃饭都不要钱，你只给我10元钱吧！”母亲却坚持要给我15元钱，并说：“出门在外，钱多带一些，我放心些！”
　　1969年的冬天，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不满17岁的我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温暖的家，下放到几百里外的农村。后来，又招工到了千里之遥的三线工厂。从此，我就一直漂泊在异乡之地，但一直感受到母爱的温暖。记得下农村才二个月，就要过年了，我原跟母亲说过，就在农村过年的，但临到过年时，看到别的知青都纷纷回家，我思乡心切，还是跑回了家。母亲见我回来，喜出望外，没有一句责骂。过完年我回农村去时，母亲又给我准备了一堆食物，还塞给了我10元钱。
　　我参加工作后，虽然有了工资，但不论是单身时还是成家后，每次从外地回家，记忆最深的就是临回单位的前夜，母亲总是为我准备行装到深夜，她把各种吃的用的都尽量往我包里装。每次去火车站前，我就抱怨带的东西太多了，要精简一些，母亲却不让我精简，说送我到车站，我不让她送，却总是阻拦不了，她把最重的包往肩上一扛，我跟她抢着拿，她就跟我急，有时母亲则是把两个包系在一块儿，一个搭在前胸，一个搭在后背。
　　每次临上火车，母亲都非要塞给我一些钱，我坚持不要，说：“我的生活比你过得好多了，你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怎么还能要你的钱？”母亲却总是轻言细语地说：“你的钱是你的钱，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你从小就离开了家，我又没照顾到你！”
　　当我们这些儿女都长大成人了，家里条件也好多了，但母亲还是照样节省。她为了买便宜的菜，常常宁愿多走好几里路；剩菜汤总舍不得倒，不是和在饭里吃掉就是加点白开水一起喝掉。可以说，我的母亲对自己苛刻了一辈子，对儿女却总是慷慨地付出。她不仅对儿女，而且对外人也有一副菩萨心肠。记得有一年，她在码头遇上两个从重庆漂泊来的女子，母亲怕她们受骗，把她们带回了家，吃住了一段时间，直到她们寻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母亲的一生就像一支燃烧的蜡烛，燃烧了自己，温暖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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