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有条理，不紧不慢——写长篇小说就得这样。写诗是一种自由漂移状态。我写一首诗，常常是源于一串词语。我能想到的唯一一种好比喻是科学的比喻：在过饱和的溶液里再滴入一滴液体，让溶液变得透明。我并不觉得自己在诗歌里解决了问题，我只是揭示了问题，而长篇小说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个时候——也就是我写诗的时候——我并不这么想，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引往下一部长篇的路上。只有当我写完了长篇，我才可以说：“嗯，那首诗是钥匙。那首诗打开了一扇门。”
　　我写长篇的时候，首先出现在笔下的是画面、场景或者声音，一些非常微小的东西。有时候，这样的一粒种子来自于我写过的一首诗。我在写的过程中解决结构和布局问题。我没法以另一种方式写作，也就是先弄好结构。那样写作，实在太像画数字油画了。至于我的作品的血缘联系——也就是从诗歌到小说，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在我的第二本诗集《那个国家里的动物》中，有一首诗叫《一个拓荒者越来越严重的精神错乱》。它导致了诗集《苏珊娜·穆迪日记》的诞生，而这部诗集又导致了小说《浮现》的诞生。另外还有一条血脉联系：《真实故事》里某些章中的某些诗歌，和小说《人身伤害》明显有血缘关系。诗歌好像开启了什么东西，一个房间、一个盒子或者一条路，然后小说走进去或者走上去，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种经历是不是很独特，但我猜很多其他熟练的作家应该有过相同的经历。小说仅仅是表达自我的工具或者个人生活的表演。在这一点上我是相当保守的。我认为小说是一种看社会的工具——语言以及我们选择称之为“现实”的那种东西之间的分界面。当然，我觉得“现实”的含义非常宽泛。
　　（摘自《巴黎评论·作家访谈3》，人民文学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加拿大著名小说家、诗人、文学评论家。1985年出版小说《使女的故事》一举成名，2000年憑借小说《盲刺客》摘得英语小说界最高奖——布克奖，2019年以小说《圣约》再获此奖。此外，她还获得过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卡夫卡文学奖等重要国际文学奖项，作品已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近年来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