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到了南京。其时台风过境，大雨未停，我放好行李，撑着伞，啃着一只梨，一个人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游手好闲地慢慢走。
　　是我想要的情节：一个人。
　　那年暑假，我从广州飞到杭州，从杭州坐火车到上海，再到从上海坐汽车到南京，穿一双破球鞋，游荡在初次谋面的江南。走在城市或喧闹或冷僻的街道，我缄默得让自己吃惊，因为是一个人。
　　好笑的是，那次杭州之行印象最深的竟然不是西湖风光。当时在杭州丝绸城忽闻一股浓重异味，还以为是城市卫生出状况，一转眼才看到架在街边泼喇喇油锅里翻滚沉浮的豆腐块。“来一串？”摊主招呼我。
　　我审慎地要了半串。那是我第一次吃油炸臭豆腐，后来回到广州，才猛然注意到街边原来有那么多臭豆腐摊档——如果没记错，臭豆腐行业就是在1997年开始兴旺发达的。
　　在南京，住南大招待所。同屋一个是在南大参加暑期培训的小史姑娘，另一个是来南京跑业务的生意人。我和小史很快熟起来，每晚结伴去楼道尽头上公共卫生间。一晚刮台风，风吹得窗子咯吱响了一晚，半夜里小史推醒我，我俩蹑手蹑脚去上卫生间。做生意的女人睡在靠门的床上，我们经过她的时候，她突然坐起来在黑暗中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在那之前，我坐高速火车从杭州到上海。车窗外不时闪过纵横河渠和大片芦苇，拖轮在河道划出一路路水痕。正午车停嘉兴，我下车买了两只咸肉粽，摊开地图，发现这一带离我的祖籍不远了。
　　我祖居的地方，我从未到过的地方，我坐着火车远远掠过。
　　我在独自逃逸的快乐中开始想家。
　　电影《情陷撒哈拉》中有这样一场对话：
　　“我们可能是战后首次来访的游客。”
　　“我们不是游客，是旅行者。”
　　“有什么差别？”
　　“游客是在刚到达目的地时就开始想回家的人，一个旅行者却可能永远不回去。”
　　说这话的人果然永远没能回去。约翰·马科维奇扮演的作曲家，从纽约远渡重洋而来，死在异乡撒哈拉。
　　然而我终究只是一名游客。再长的漫游也有尽头，我在地图上绕了一圈又往回走。在杭州，我在西湖边发呆，在龙井村喝茶；在南京，我到夫子庙逛夜市，到玄武湖看荷花，在中山陵遇雨。我带一只老相机，从西湖到玄武湖，一路拍过来。旧球鞋已经破到渗雨，我硬是负责任地把它穿回了广州，没有中途变节。
　　从南京回广州，火车晚点三小时到站。那时我住郊区的大学宿舍，午夜时分，中巴在中途把乘客全部扔下，死也不肯再往前开。前方路段是案件多发区，的士司机晚间闻之色变的，绝望之下我只好拖着旅行袋一步一挪往前走，袋里装满盐水鸭雨花石一类手信，都是死沉的东西。如果不出意外，沒有歹人来劫财劫色再杀人灭口的话，走到下半夜或许可以到家……
　　心里翻腾着一千种可能，大路上却来了一辆摩托。骑手已开过几步，瞥见我，又折返来，问我去哪里，要价只是十块钱。我坐上摩托，心里继续翻腾一万种可能……可是，几分钟后，我已置身学校大门外，警卫班的窗口还亮着灯。更梦幻的是，骑手一直等到警卫开门，看我进去，才发动摩托离开。
　　那是我孤身旅行的第一次。从那开始，独自旅行渐成习惯，不会怕，相信自助者天助。有过午夜两点从新加坡一人拖着大箱子经香港返深圳过皇岗口岸的经历，也遇到过好心人主动帮我拖箱子无奈脚步太快我只好跟在后面猛跑。家人早已习惯了我独自在外游荡，虽然也不是不担心的，但感谢他从不阻拦，每次都只是说：“玩得开心，记得平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