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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有贡犬画作多套，较为著名的有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的《十骏犬》轴以及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1708-1780）的《十骏犬图》册，它们虽体倒不同，但内容上高度相似。后者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八玺全，录《石渠宝笈》（下称：《石渠》）续编，原藏宁寿宫乐寿堂。全册共十对开，纸本设色，顺序依次为：“第一睒星狼。第二霜花鹞。第三墨玉螭。第四蓦空鹊。第五苍水虬。第六斑锦彪。第七雪爪卢。第八金翅猃。第九点漆狻。第十茹黄豹。”末幅款“臣艾启蒙恭绘”，钤印二“臣艾启蒙”“恭画”。左幅题赞由梁诗正（1697-1763）和汪由敦（1692-1758）恭撰，嵇璜（1711-1794）书。该册页因无纪年，所以制作背景及脉络不详，多被认为画的是西洋或蒙古王公的贡犬。
一、内容和形制
《十骏犬图》每开纵24.5厘米，横29.3厘米，左文右图，形制和尺寸上和王致诚的《十骏图册》接近。左边为以《诗经》体和辞赋体所做的题赞。其中梁诗正作第一、三、五、七、九开，汪由敦作第二、四、六、八、十开。右图先画犬，再加配河景山水，背景中多为道劲的林木、怪石、溪涧或幽静的水岸。所绘之犬姿态迥然，或低头饮水，或伫立沉思，或回首遥望，颇具人性。配景为浅设色，山石皴法，墨竹点苔，十足文人趣味。比对王致诚《十骏图册》可以发现，岩石的堆叠，轮廓和苔点的画法应出自同人之手。据林千郁考证，清官的周鲲（活跃于乾隆朝）和余省（1692-1767年后）分别参与了《十骏图册》中树石和花卉部分的绘制，时间大约在乾隆十年（1746）至十七年（1752）年间。
和王致诚《十骏图册》一样，《十骏犬图》册被收入《石渠》续编，入藏宁寿宫。从第一开加钤的殿名玺“乐寿堂鉴藏宝”来看，《十骏犬图》应先和《十骏图册》于同一地点存放，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才同八乐寿堂。从尺寸形制，诗文创作者、参与画家、原藏地以及著录来看，两者极为接近，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
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无名氏画猎犬》（亦作《十犬图册》，录《石渠》三编），亦是以册页形式出现。左文右图，赞文由当时的翰林们，如陈邦彦、王图炳、励廷仪、张廷玉、蒋廷锡、张照、薄海抄录《说文》《走狗赋》和《山海经》等名篇而成。然从命名上看，《十骏犬图》模仿的是郎世宁的《十骏图》轴;后者则延续的是唐太宗时期昭陵六骏的政治叙事，但从数量上超越了前朝，以十为组，体现了大清对前朝的超越。“骏”字原为马之美称，取名“骏犬”有才俊超众，比拟骏马之意。部分诗文还提及了这些犬的出处，比如第二开《霜花鹞》是通过“渠叟西旅”也就是西戎的进献进入清宫的。第四开的《蓦空鹊》为春秋宋国（河南一带）的良犬“鹊”，第七开山西河南一带的卢犬（黑狗）——《雪爪卢》以及第十开来自“宛”之南山（即：终南山）的《茹黄豹》。它们为中国历代良犬，多见于战国至汉代的记载中。不同于《十骏犬图》册，郎世宁《十骏犬》轴上的文字指出，当时的蒙古外藩贵族和头目（科尔沁部和准噶尔部）和满人重臣（和硕康亲王、傅恒傅清兄弟、内廷大臣或侍卫等人）为主要进贡人，它们为确定制作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复制与再造
王致诚所绘《十骏图册》为郎世宁于乾隆八年（1743）所画《十骏图》轴的缩本，这点无疑。然皆为缩本，艾启蒙的《十骏犬图》册却在内容上与《十骏犬》轴不尽相同，这点值得深思。清宫中养犬的记录最早可见于康熙朝。《活计档》有记：“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八日郎世宁奉命画十俊大狗十张。”时间上距离郎世宁《十骏图》轴的完成仅仅三年。在这之前，郎世宁画过暹罗所进之狗以及“百福禄”和“者尔得小狗”，并未画过成组的大画。档案中“大狗”对应的就是大画，而“十张”，说明了该组画在起稿前——和乾隆八年的《十骏图》轴一样，有着特殊的构思和安排。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二十八日（仅三月之隔），太监胡世杰又“传旨着郎世宁将十骏马图并十骏狗俱收小。用宣纸画册页二册。树石着周鲲画。花卉着余省画”。缩本猜测或以康熙朝的《无名氏画猎犬》册为蓝本。
三、《苍猊》和《十骏犬》轴
乾隆十四年《活计档》的“裱作”指出，《十骏犬》轴参照了《十骏图》轴进行装裱。但这条记载和该套作品目前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十骏犬》轴其中九幅尺寸和装裱几乎是接近的，纵大约都在246.6至247.7厘米之间，横在163至164.4厘米之间。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标题中汉、藏、蒙三种文字的犬名和进贡者的信息皆出自同人之手，署款均写“臣郎世宁恭写”，每幅仅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事实上，“恭写”在郎世宁的款署中出现的较少，其他多署“恭绘”或“恭画”。第十轴《苍猊》则注谓“臣郎世宁恭绘”。作为《石渠》中唯一著录的犬图，《苍猊》在尺幅上，尤其画心部分要大出其余九轴许多，标题的字号也略大。标题中，进贡人傅清的“傅”字和《苍水虬》和《斑锦彪》进贡者傅恒的“傅”书写方式有差，“苍”和“进”字的用笔也大不相同。但比对和《雪爪卢》中岩石肌理和点苔的画法，可以断定《十骏犬》轴中配景应出自同人之手，树瘤的表现和杂草的运笔也和艾启蒙缩本中所见的一致，推测周鲲和余省应是《十骏犬》轴的配景者。
经过仔细比对，笔者认为《苍猊》应不属于《十骏犬》轴，原因有七：
一、从尺幅上看，如果是为了搭配其余九轴，那么画心大可载小，或在绘制时按照同样尺寸裁切。但更有可能是，《苍猊》和《十骏犬》轴是两套完全独立的画作，它们本身并不互不关联;
二、乾隆十四年《活计档》的“裱作”明确指出十轴统一规格和装裱尺寸，这点和目前《十骏犬》轴的情况不符;
三、《苍猊》从名字命名来看，和其余九轴不同。《苍猊》仅为两个汉字，满文为kara arsalan（黑色的狮子），性质和《画玉花鹰》中的“玉苍”一样，为其本来属名。其余九軸的犬名则多以固有犬种（茹黄、鹊、卢）或特征（霜花、斑锦、点漆）搭配其他动物（虬、彪、狻）的方式出现，汉文皆三字，满文及蒙文皆以tu（意为人、物或者家伙）结尾，比如《睒星狼》是niohetu. <金翅猃>是yolotu。 （庄吉发.《郎世宁<十骏犬>命名由来》，页40-41。） 四、标题字号不一，《苍猊》书写者另有其人;
五、郎世宁的款署不同;
六、若《苍犬》为《十骏犬》轴中的一幅，那么《石渠》不应单录此轴，而应比照《十骏图》轴，成组收入《十骏犬》轴。
七、事实上，艾启蒙缩本中的《点漆狻》的命名，画风都和其他九幅一致。依此来看，它极有可能是郎世宁《十骏犬》轴中所缺失的第九幅。
四、功能和等级
对比郎世宁《十骏图》轴和《十骏犬》轴的标题，可以发现噶尔丹策零的汉文转写中有多处不同，而满文和蒙文的书写却完全一致。这点说明了先有满文蒙文，再有汉文。比如《雪爪卢》中的满文sebertu，直译为“白蹄的家伙”，但并没有指出它是黑狗。而在缩本的题赞中，梁诗正才提到卢犬（黑狗）之名来自“韩”，即春秋韩国，即今山西一带。所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存在着先后关系，而汉文在很大程度上补齐了满蒙标题中所缺失的意义，增加了用词的精准度。因《十骏犬》轴标题的题写在前，所以梁诗正和汪由敦为缩本撰写赞文的时间应在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后，而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十骏犬图》的最终成画时间。这种文字的先后关系，同时暗示画作的潜在观者和功能。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获爱哈莫特沙汗进贡纯种阿拉伯马，后命郎世宁绘《画爱乌罕四骏》一卷。因为该四骏来自回部最西的属国，除汉、满、蒙三种文字标注，还专门用回文加注了马的名称、身高和体长，以顯示爱乌罕为大清属国的含义。这里的回文，自然是写给那些回部属国看的，而蒙文的读者则是给蒙部看的。
《十骏图》轴中则仅有蒙、满、汉三种文字，因进贡马匹多来自喀尔喀，科尔沁，翁牛特以及准噶尔等，所以蒙文是专门为那些蒙古各部的臣服者们所写。而《十骏犬》轴的进贡者们有好几位也是蒙古各部的贵族，比如科尔沁部就是最早向大清臣服的外藩。他们在遇到准噶尔的入侵后，还获得康熙的帮助。噶尔丹策零在经历和清政府的多次战役后，于雍正十一年（1734）划阿尔泰山为界，并进贡犬马以示臣服。在与策零的战役中，《十骏犬》轴的傅恒、巴尔图、广华的祖父裕宪亲王福全等，《十骏犬图》册的撰文者汪由敦，皆是平定准噶尔部的参与者、策略的制定者，甚至是直接的征服者。
噶尔丹策零乾隆十年去世后，准噶尔汗国陷入了长期的内部斗争，大清边疆岌岌可危。在这个背景下，傅清被派驻和准噶尔交界的西藏，以防哗变。十五年初，傅清受命再次人藏，并于同年十月斩首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结束了叛变。同年九月，准噶尔内讧，多个部落陆续投向大清。所以，《苍猊》和《十骏图》轴在乾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间完成并展示是有着极强的政治意义。殷虞、晋獒（亦作，西獒）、韩卢，楚黄、宋鹊，这些原来产自春秋各国的良犬，在大清拓展西域领土后，以被征服的部族乃至征服者进献给乾隆，其政治隐喻不言而喻。之前的北狄成了接受万国朝拜的“周室”，而周的封国和西戎威了大清的属地，用朝贡维系中央和地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政治隐喻中，这些贡犬图像的集中制作和展示，不仅象征着大清对原周室中原政权的统治，还展示了对蒙古藩部的实际控制。五年后，清军进入伊犁，并夜袭准军，并于同年六月结束了准噶尔汗国对天山以北近两百年的控制。
像郎世宁《十骏犬》轴这类画作，因有着明确的政治功能和任务，所以《石渠》中著录较少。傅恒所进的《白鹘图》虽是贡鹰，但仅有汉文标题，另有嵇璜所书的《白鹘行》，所以钤八玺，被视为是书画作品，录续编，待遇远高于上述的各类犬图。《石渠》一共著录郎世宁作品五十七件，其中初编中仅五件，分别存放干乾清宫和御书房中;续编共三十四件，大多存于宁寿宫;三编的十八件一般存放在延春阁和宁寿宫。除《十骏图》轴（九玺、录初编、入御书房）这组特殊作品外，其他有着明确用途和功能（比如用作陈设），但无御题诗或赞文的画作，比如《乾隆皇帝岁朝图》或《乾隆皇帝雪景行乐图》，皆不录。目前挂在郎世宁名下，五玺全，录三编入藏宁寿宫的还有《画花底仙龙》《画花阴双鹤》和《画瑞狍》，题材上皆和《苍猊》接近。后者虽录三编，但无赞文，所以地位不及艾启蒙的缩本（八玺、续编）。
由此可见，有无御题诗或赞文是《石渠》收录动物画的一个标准。此外，在著录时候，是室内陈设，政治图像还是书画作品，这些画作的属性和功能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的来说，它们可以分成“给别人看的”（公共性）和“给乾隆自己看的”（私人性）两种，而《十骏犬》轴恰恰就属于前者，所以仅以一玺和“不录”来对待。而艾启蒙的《十骏犬图》中后加了赞文和满人对周室封国良犬的注解，自然是留给乾隆自己观赏和把玩的。至于是谁所贡，则无关于书画了。重要的是，乾隆通过西洋画家之手.拥有了可以超越其祖父康熙《无名氏画猎犬》的图册。这种从大画到缩本的复制过程，抹去了图像本身的政治色彩，完成了从功能型图像到传统书画的转变，是清宫院体绘画中极为常见但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
一、内容和形制
《十骏犬图》每开纵24.5厘米，横29.3厘米，左文右图，形制和尺寸上和王致诚的《十骏图册》接近。左边为以《诗经》体和辞赋体所做的题赞。其中梁诗正作第一、三、五、七、九开，汪由敦作第二、四、六、八、十开。右图先画犬，再加配河景山水，背景中多为道劲的林木、怪石、溪涧或幽静的水岸。所绘之犬姿态迥然，或低头饮水，或伫立沉思，或回首遥望，颇具人性。配景为浅设色，山石皴法，墨竹点苔，十足文人趣味。比对王致诚《十骏图册》可以发现，岩石的堆叠，轮廓和苔点的画法应出自同人之手。据林千郁考证，清官的周鲲（活跃于乾隆朝）和余省（1692-1767年后）分别参与了《十骏图册》中树石和花卉部分的绘制，时间大约在乾隆十年（1746）至十七年（1752）年间。
和王致诚《十骏图册》一样，《十骏犬图》册被收入《石渠》续编，入藏宁寿宫。从第一开加钤的殿名玺“乐寿堂鉴藏宝”来看，《十骏犬图》应先和《十骏图册》于同一地点存放，乾隆三十七年（1772）后才同八乐寿堂。从尺寸形制，诗文创作者、参与画家、原藏地以及著录来看，两者极为接近，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
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无名氏画猎犬》（亦作《十犬图册》，录《石渠》三编），亦是以册页形式出现。左文右图，赞文由当时的翰林们，如陈邦彦、王图炳、励廷仪、张廷玉、蒋廷锡、张照、薄海抄录《说文》《走狗赋》和《山海经》等名篇而成。然从命名上看，《十骏犬图》模仿的是郎世宁的《十骏图》轴;后者则延续的是唐太宗时期昭陵六骏的政治叙事，但从数量上超越了前朝，以十为组，体现了大清对前朝的超越。“骏”字原为马之美称，取名“骏犬”有才俊超众，比拟骏马之意。部分诗文还提及了这些犬的出处，比如第二开《霜花鹞》是通过“渠叟西旅”也就是西戎的进献进入清宫的。第四开的《蓦空鹊》为春秋宋国（河南一带）的良犬“鹊”，第七开山西河南一带的卢犬（黑狗）——《雪爪卢》以及第十开来自“宛”之南山（即：终南山）的《茹黄豹》。它们为中国历代良犬，多见于战国至汉代的记载中。不同于《十骏犬图》册，郎世宁《十骏犬》轴上的文字指出，当时的蒙古外藩贵族和头目（科尔沁部和准噶尔部）和满人重臣（和硕康亲王、傅恒傅清兄弟、内廷大臣或侍卫等人）为主要进贡人，它们为确定制作年代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复制与再造
王致诚所绘《十骏图册》为郎世宁于乾隆八年（1743）所画《十骏图》轴的缩本，这点无疑。然皆为缩本，艾启蒙的《十骏犬图》册却在内容上与《十骏犬》轴不尽相同，这点值得深思。清宫中养犬的记录最早可见于康熙朝。《活计档》有记：“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十八日郎世宁奉命画十俊大狗十张。”时间上距离郎世宁《十骏图》轴的完成仅仅三年。在这之前，郎世宁画过暹罗所进之狗以及“百福禄”和“者尔得小狗”，并未画过成组的大画。档案中“大狗”对应的就是大画，而“十张”，说明了该组画在起稿前——和乾隆八年的《十骏图》轴一样，有着特殊的构思和安排。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二十八日（仅三月之隔），太监胡世杰又“传旨着郎世宁将十骏马图并十骏狗俱收小。用宣纸画册页二册。树石着周鲲画。花卉着余省画”。缩本猜测或以康熙朝的《无名氏画猎犬》册为蓝本。
三、《苍猊》和《十骏犬》轴
乾隆十四年《活计档》的“裱作”指出，《十骏犬》轴参照了《十骏图》轴进行装裱。但这条记载和该套作品目前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十骏犬》轴其中九幅尺寸和装裱几乎是接近的，纵大约都在246.6至247.7厘米之间，横在163至164.4厘米之间。通过比对可以发现，标题中汉、藏、蒙三种文字的犬名和进贡者的信息皆出自同人之手，署款均写“臣郎世宁恭写”，每幅仅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事实上，“恭写”在郎世宁的款署中出现的较少，其他多署“恭绘”或“恭画”。第十轴《苍猊》则注谓“臣郎世宁恭绘”。作为《石渠》中唯一著录的犬图，《苍猊》在尺幅上，尤其画心部分要大出其余九轴许多，标题的字号也略大。标题中，进贡人傅清的“傅”字和《苍水虬》和《斑锦彪》进贡者傅恒的“傅”书写方式有差，“苍”和“进”字的用笔也大不相同。但比对和《雪爪卢》中岩石肌理和点苔的画法，可以断定《十骏犬》轴中配景应出自同人之手，树瘤的表现和杂草的运笔也和艾启蒙缩本中所见的一致，推测周鲲和余省应是《十骏犬》轴的配景者。
经过仔细比对，笔者认为《苍猊》应不属于《十骏犬》轴，原因有七：
一、从尺幅上看，如果是为了搭配其余九轴，那么画心大可载小，或在绘制时按照同样尺寸裁切。但更有可能是，《苍猊》和《十骏犬》轴是两套完全独立的画作，它们本身并不互不关联;
二、乾隆十四年《活计档》的“裱作”明确指出十轴统一规格和装裱尺寸，这点和目前《十骏犬》轴的情况不符;
三、《苍猊》从名字命名来看，和其余九轴不同。《苍猊》仅为两个汉字，满文为kara arsalan（黑色的狮子），性质和《画玉花鹰》中的“玉苍”一样，为其本来属名。其余九軸的犬名则多以固有犬种（茹黄、鹊、卢）或特征（霜花、斑锦、点漆）搭配其他动物（虬、彪、狻）的方式出现，汉文皆三字，满文及蒙文皆以tu（意为人、物或者家伙）结尾，比如《睒星狼》是niohetu. <金翅猃>是yolotu。 （庄吉发.《郎世宁<十骏犬>命名由来》，页40-41。） 四、标题字号不一，《苍猊》书写者另有其人;
五、郎世宁的款署不同;
六、若《苍犬》为《十骏犬》轴中的一幅，那么《石渠》不应单录此轴，而应比照《十骏图》轴，成组收入《十骏犬》轴。
七、事实上，艾启蒙缩本中的《点漆狻》的命名，画风都和其他九幅一致。依此来看，它极有可能是郎世宁《十骏犬》轴中所缺失的第九幅。
四、功能和等级
对比郎世宁《十骏图》轴和《十骏犬》轴的标题，可以发现噶尔丹策零的汉文转写中有多处不同，而满文和蒙文的书写却完全一致。这点说明了先有满文蒙文，再有汉文。比如《雪爪卢》中的满文sebertu，直译为“白蹄的家伙”，但并没有指出它是黑狗。而在缩本的题赞中，梁诗正才提到卢犬（黑狗）之名来自“韩”，即春秋韩国，即今山西一带。所以，满、蒙、汉三种文字存在着先后关系，而汉文在很大程度上补齐了满蒙标题中所缺失的意义，增加了用词的精准度。因《十骏犬》轴标题的题写在前，所以梁诗正和汪由敦为缩本撰写赞文的时间应在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后，而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十骏犬图》的最终成画时间。这种文字的先后关系，同时暗示画作的潜在观者和功能。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获爱哈莫特沙汗进贡纯种阿拉伯马，后命郎世宁绘《画爱乌罕四骏》一卷。因为该四骏来自回部最西的属国，除汉、满、蒙三种文字标注，还专门用回文加注了马的名称、身高和体长，以顯示爱乌罕为大清属国的含义。这里的回文，自然是写给那些回部属国看的，而蒙文的读者则是给蒙部看的。
《十骏图》轴中则仅有蒙、满、汉三种文字，因进贡马匹多来自喀尔喀，科尔沁，翁牛特以及准噶尔等，所以蒙文是专门为那些蒙古各部的臣服者们所写。而《十骏犬》轴的进贡者们有好几位也是蒙古各部的贵族，比如科尔沁部就是最早向大清臣服的外藩。他们在遇到准噶尔的入侵后，还获得康熙的帮助。噶尔丹策零在经历和清政府的多次战役后，于雍正十一年（1734）划阿尔泰山为界，并进贡犬马以示臣服。在与策零的战役中，《十骏犬》轴的傅恒、巴尔图、广华的祖父裕宪亲王福全等，《十骏犬图》册的撰文者汪由敦，皆是平定准噶尔部的参与者、策略的制定者，甚至是直接的征服者。
噶尔丹策零乾隆十年去世后，准噶尔汗国陷入了长期的内部斗争，大清边疆岌岌可危。在这个背景下，傅清被派驻和准噶尔交界的西藏，以防哗变。十五年初，傅清受命再次人藏，并于同年十月斩首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结束了叛变。同年九月，准噶尔内讧，多个部落陆续投向大清。所以，《苍猊》和《十骏图》轴在乾隆十五年——这个特殊的时间完成并展示是有着极强的政治意义。殷虞、晋獒（亦作，西獒）、韩卢，楚黄、宋鹊，这些原来产自春秋各国的良犬，在大清拓展西域领土后，以被征服的部族乃至征服者进献给乾隆，其政治隐喻不言而喻。之前的北狄成了接受万国朝拜的“周室”，而周的封国和西戎威了大清的属地，用朝贡维系中央和地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政治隐喻中，这些贡犬图像的集中制作和展示，不仅象征着大清对原周室中原政权的统治，还展示了对蒙古藩部的实际控制。五年后，清军进入伊犁，并夜袭准军，并于同年六月结束了准噶尔汗国对天山以北近两百年的控制。
像郎世宁《十骏犬》轴这类画作，因有着明确的政治功能和任务，所以《石渠》中著录较少。傅恒所进的《白鹘图》虽是贡鹰，但仅有汉文标题，另有嵇璜所书的《白鹘行》，所以钤八玺，被视为是书画作品，录续编，待遇远高于上述的各类犬图。《石渠》一共著录郎世宁作品五十七件，其中初编中仅五件，分别存放干乾清宫和御书房中;续编共三十四件，大多存于宁寿宫;三编的十八件一般存放在延春阁和宁寿宫。除《十骏图》轴（九玺、录初编、入御书房）这组特殊作品外，其他有着明确用途和功能（比如用作陈设），但无御题诗或赞文的画作，比如《乾隆皇帝岁朝图》或《乾隆皇帝雪景行乐图》，皆不录。目前挂在郎世宁名下，五玺全，录三编入藏宁寿宫的还有《画花底仙龙》《画花阴双鹤》和《画瑞狍》，题材上皆和《苍猊》接近。后者虽录三编，但无赞文，所以地位不及艾启蒙的缩本（八玺、续编）。
由此可见，有无御题诗或赞文是《石渠》收录动物画的一个标准。此外，在著录时候，是室内陈设，政治图像还是书画作品，这些画作的属性和功能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的来说，它们可以分成“给别人看的”（公共性）和“给乾隆自己看的”（私人性）两种，而《十骏犬》轴恰恰就属于前者，所以仅以一玺和“不录”来对待。而艾启蒙的《十骏犬图》中后加了赞文和满人对周室封国良犬的注解，自然是留给乾隆自己观赏和把玩的。至于是谁所贡，则无关于书画了。重要的是，乾隆通过西洋画家之手.拥有了可以超越其祖父康熙《无名氏画猎犬》的图册。这种从大画到缩本的复制过程，抹去了图像本身的政治色彩，完成了从功能型图像到传统书画的转变，是清宫院体绘画中极为常见但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