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在文革期间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在当时那种无书可读的环境里，人们辗转借阅，倒也满足了一点读书的渴望。此书被列为三大历史名著之一，所述史实惊心动魄，加之译笔精彩纷呈，煌煌四巨册，却可以象看小说那样一口气读完。如今，不仅第三帝国成了历史的陈迹，文革的悲喜剧和闹剧也早已收场，但是现在重读，仍是无限感喟。
　　红卫兵运动兴起伊始的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使人很容易回想起法西斯的优越论。它是由阶级优越论衍生出来的所谓“世界革命中心”的优越论。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虚假的东西。一个具有某种真实优越之处的民族，如果大搞优越论，确立其实力远远不能实现的野心，尚且会给自身招来毁灭性的灾难；用幻想的优越性来穷折腾的民族，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国不仅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推进了世界革命，而且使自己的国家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早在六十年代初，已经有了为优越论做铺垫的文章，它们宣扬所谓世界革命重心逐渐东移的论点，暗示苏联变修以后革命的基地已经移到中国。又有人说那时世界革命的总形势也是农村包围城市，西欧、北美是世界的城市，广大亚非拉地区是世界的农村，中国自然是这农村里最大最稳固的根据地了；加之林彪所发明的“最高最活”论，这就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制造了一种虚幻的民族自豪感，在文革中转而变成疯狂的优越论。
　　读到法西斯运动有不少群众积极参加更使人想到“文革”。大规模的宏伟场面，似乎是世界历史上振奋人心的英雄画卷，实际上是令人不堪回首的讽刺画。这是因为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振兴民族的纯洁愿望遭到利用和欺骗。在这人为的民族节日里，领导人和群众互相奉送了太多的令人陶醉的廉价酒浆，出现了所谓“领袖与人民互相神化”的现象，也就是一种恶性的互动。群众的狂热效忠的崇拜使领导者更加有恃无恐，而领导者的那些带着理论色彩的评价，什么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啦，什么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啦等等，也给了狂热的群众一种心理支持，使之为所欲为，不择手段，造成巨大的破坏。
　　法西斯运动有一个最本质的特点，即大规模的、疯狂的国家犯罪。当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广泛存在的某种群众情绪，或在国内发动惨绝人寰的政治迫害，或在国外进行骇人听闻的侵略战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更值得经过“文革”的中国人回顾。法西斯的战争屠戮，作为国家犯罪的定性不是哪个人随便说的，那是由庄严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北京审判所做的历史结论。被告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担任过国家要职的、处于决策层的高官，正是这些人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在世界范围内或一国范围内制造了空前的人间悲剧。在民主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各种大众传媒也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们完全按照国家的意志来诱导群众，封杀不同的声音。所以在那些震惊世界的审判中，也有专搞意识形态的黑笔杆子坐上被告席或被送上绞刑架就不足为怪了。
　　以国家机器进行犯罪总是比其他犯罪形式更为严重更为可怕。一旦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肆无忌惮的秘密警察或千百万被错误思想发动起来的狂热群众在国家的指挥下进行冒险行动，我们就能看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对土著居民的屠杀和掠夺，丧尽天良的贩奴和蓄奴；遍及三大洲的血海战火，惨死在毒气室、焚尸炉的六百万犹太人，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成百万正直无辜的苏维埃人遭到枪决、监禁和流放的大清洗；夺去无数民族精英的生命、毁掉一代人的青春。
　　优越论与国家犯罪象是孪生兄弟。纵观近五百余年的世界历史，一种优越论的宣扬总是伴随着一次国家犯罪的狂潮。欧洲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鼓励着席卷世界的殖民主义，成为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进行奴役压迫的理论基础之一。雅利安人优越论和大和民族优越论导致疯狂的大规模侵略和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革命中心或革命堡垒的优越论引发空前惨烈的政治迫害，其最典型的例子是前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以红卫兵运动为发端的文革。这两个浩劫都在各自民族的机体上造成多种长期无法平复的创伤。
　　历史上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强大，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去伤害其他民族，这也同优越论不无关系。现在人们大谈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但愿下一世纪的新兴强国能同优越论划清界限，以自己的强盛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