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一九三五一一一九四八)》，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出版。胡绳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本文集。现在我把谈话记录稍加整理，并征得胡绳同志同意予以发表。以下的谈话记录中发问的是我(姜千里)，答复的是胡绳同志。
　　
　　问：胡绳同志，最近我们看到了《胡绳文集(一九三五——一九四八)》。这本书收有一百七十篇文章，七十多万字。根据您生于一九一八年推算。这些文章是您在十八岁到三十岁时写的。我想问胡老，您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您能在这样年轻时就写出这么多文章？
　　答：好的，我就来谈谈。我在三十岁以前写的文章，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我在编辑这本文集的时候，把收集到的文章选择出大约一半，编在这个集子里面。其他还有些文章已经收集不到，而且大多我也不想去收集了。在那些年代里，我还写过、出版过六、七本专题的书。所以，总的来说，在那时期我写的东西可以说是相当多的。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主要由于客观的需要。那时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客观上确有许多问题，许多现象使人心神不安，使人苦恼，使人激奋，需要思考，需要评论。而且也有些报纸、杂志要我写文章。我当时虽然还有些别的工作，但主要工作就是为报纸杂志写文章。
　　问：那么胡老，请问您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答：要说开始写作，那么我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最初的写作就是在小学、中学的作文课上。但我在中学生时已经开始写作文课以外的文章。记得在初中时候曾和两个同学一起，把各人写的文章誊写出来，订在一起互相传阅。到了高中时候，我还和一些同学办壁报。那一年是一九三三年，正是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我们为纪念马克思出了一期壁报。至于说把文章用铅字排印出来，除了给学校的校刊和作为中学生投寄到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以外，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是在一九三四年。那时我投稿给《中华日报》的一个叫《动向》的副刊。这个副刊是左翼作家聂钳弩编辑的。当时我并不认识聂绀弩，他发表了我这个高中学生投寄去的一些小文章。这些文章现在我都没有再去找寻了。在鲁迅先生的《花边文学》中的一篇《汉字和拉丁化》的文章里面提到胡绳，他指出我在《走上实践的路去》一文中的说法是不恰当的。那时鲁迅先生在《动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不过用的是笔名，我并不知道这是鲁迅先生的文章。所以，我开始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是在一九三四年。但是收在这个文集里的最早一篇文章却是在一九三五年写的。
　　问：您在集子里收的最早一篇文章是哪一篇呢？
　　答：我这个文集里按文章性质分了四个部分，也就是四辑。每一辑里的文章，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最早的一篇文章是第四辑“杂文”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题目叫《报复》，那是一九三五年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写的。(我只在大学读了一年)文章的末尾还记明是“三月十六日晚在北平图书馆”，那就是在北海旁的图书馆。对这篇文章也可以简单说几句话。我本来已经忘记了这篇文章。但是有一次偶然看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收入了《报复》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当时是投稿给上海由曹聚仁主编的《芒种》杂志的。我很佩服杂文卷的编者，他竟然这样勤于爬罗剔抉，注意到了这篇短文。因为《新文学大系》选登了这一篇文章，就使我有勇气把我在二十岁以前写的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里面。
　　问：那么，您在二十岁以前写的文章，在文集里还收了多少篇呢？
　　答：我在一九三八年一月满二十岁。所以一九三六、三七年写的文章都是二十岁以前写的。在这个集子中大概有十四、五篇，当然只占极小部分。这十几篇里多数是收在“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里的。对这些文章我想就其中的两篇说一说。一篇是《胡适论》，那时我参与办一个名叫《新学识》的杂志。这个杂志起先叫《生活知识》，被国民党当局查禁了。改名《新知识》，又被禁，然后才改成《新学识》。参加办杂志的有一位搞戏剧的张庚同志，他和我商量，想在这个刊物上搞点新的栏目。于是我们就开始设立一个人物评论的专栏。张庚写了一篇《梅兰芳论》，我写了一篇《胡适论》。这篇《胡适论》写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后来在五十年代批评胡适的运动展开时，有人找出了这篇文章。有的同志觉得这篇对胡适的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附带说一下，在我的这个文集里面涉及胡适的文章有好多篇。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胡适从国外回来，准备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我还写了一篇对他表示欢迎的文章(即题为《新文化运动所需要的根、枝叶和所需要的阳光》的一篇)。但是胡适并没有当北大校长，却参加了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而且从蒋介石手里接受什么宪法草案。我就写了一篇很尖锐的批评文章，这就是时事政治评论中《制宪不如散会》这一篇。后来胡适又向学生说什么“理未易明，善未易察”，我忍不住又写了篇短文加以驳斥(“杂文”辑中《理未易明么？》)。
　　现在回过来还是说一九三七年我写的另一篇文章，这篇的题目大概不大引人注意，就是《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当时，就在《新学识》杂志上，我们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既然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他的说法是要大家都“把各种主义中的高远理想暂时搁起，而共趋于民族解放之途”，由此他主张“思想的统一”，而且要由政府来统一思想，“消除人民思想的纷争”。我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我的文章认为，在抗日这个共同大目标上应该求得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派不同思想的存在，而且要容许各种思想相互论争。我的文章中说：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话当然是针对想用一种错误的思想来实行统一的国民党而说的。因此我也就不能不反对写上述文章的那位朋友。我记得当时我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参加这个杂志的一些同志聚会座谈的时候，还有人指责我对自己的朋友提出批评是不对的。现在看来，我以为我的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是站得住的。当时正是从十年内战转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时候，在进步人士中间不免由于误解统一战线而产生某种糊涂的观点。我这篇文章提出的论点可能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夏征农同志在抗战开始时选编出版的一本关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集中曾收入这篇文章。附带说一下，我在一九三七年虽然提出和那位朋友不同的意见，但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我们以后还曾一起过地下党的组织生活，合作得很好。他就是已经逝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
　　问：我们知道您曾出过《理性与自由》这个论文集。有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发展的书，提到这本集子中的文章。不知道这些文章是不是都收在现在这本文集中了？
　　答：《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是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一本思想文化评论集。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收入现在这本文集中的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中了。但是，这一辑比那一本论文集的文章多得多。刚才提到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的那些文章都没有收入《理性与自由》这本集子中间。还有抗日战争初年，现在也增加了几篇文章。那本集子是出版在一九四六年，当然一九四六年以后的一些文章也是在那本集子中没有的。
　　“思想文化评论”这一辑也许可以说是我这本文集中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里面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压迫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参加百家争鸣，不可能采用打棍子、戴帽子的简单的方法(如果用了也没有任何效果)，而只能具体地进行分析，认真地讲清道理。记得在十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位从台湾出来的学者，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和我说，他对于我评论钱穆的文章很感兴趣，曾经在台湾复制了这篇文章，在朋友间传阅。最近有个朋友看了我的文集的第一辑以后，表示欣赏这些文章，并且引用禅家公案的话“有理不在高声”加以称许。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些批评文章不是靠放大嗓门、虚张声势来压倒人，而是靠说清问题，讲清道理来说服人。这些文章难免有缺点，有失误之处，但如果在写法上还有点可取之处，恐怕超不过这位朋友的说法。
　　问：您刚才说，第一辑“思想文化评论”是这本集子的主要部分，但我们对第二辑“史事评论”和其他两辑的文章也很感兴趣。我想问您，为什么在第三辑“时事政治评论”中只收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文章？是不是在这以前您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答：在一九四六年以前，我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不少有关时事政治评论的文章。但是那些文章比较零碎，我觉得已经没有保留的价值，不会引起现在读者的兴趣了。但是我对一九四六年以后写的这些评论文章是有点偏爱。一九四六年到四八年是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巨大的震荡的时期，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入大规模的内战。我们党先是按照人民的意愿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局面，进行自卫战争，然后由于客观局势的发展转入团结全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把旧中国改造成新中国。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出现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又有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包括柯灵、唐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等编辑的《文萃》需要我写文章。后来到了香港也有《群众》杂志和其他一些杂志需要我写文章。因此，我在这个时期陆续地跟着时势的变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虽然局限于当时的见闻，也难免有不足之处，但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许能让人比较系统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因为这些评论文章带有身历其境的人的感情，并且涉及一些生动的细节，我觉得现在的读者看这些文章，可能比看事后对这个时期的论述更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这本文集在“时事政治评论”这一辑中，特别收集了这三年中间的文章。
　　问：那么，您能不能再谈谈您的文集中的最后一辑“杂文”？按篇数说，这一辑的文章最多。
　　答：这一辑的篇数确实最多。但是，按篇幅说却不是最多的一辑。因为这里面大多数都是很短的文章。我在这本文集的序言里说，这一辑中的文章有一些可以说属于文学界赋予特定含义的杂文，例如这一辑的第一篇《报复》。其他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属于随笔、杂感、短小的散文、短小的论文等。这一辑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有对当时国内政治社会现象的评论，也有涉及国际政治的评论，有涉及文化文艺问题的评论。甚至我还写了篇对于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评论，这样的题目是我一生以后再也没有涉及过的。我之所以把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些文章从各个侧面多少反映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苦难，并且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时代，也是对于光明的明天充满着希望的时代。
　　问：最后我还想请教胡老一个超过你的文集范围的问题。在中国近代文化界、著作界里，三十岁以前已有著作问世，编成文集的有没有先例呢？
　　答：这样的先例有很多。试举文学界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在三十岁前出版诗集《女神》，曹禺在二十四岁发表《雷雨》，他们的这些作品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我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出版文集，据我现在想到的，有梁漱溟曾印过《漱溟卅前文录》。近代中国的学者，年轻时著作丰富，且有巨大影响的，我想应该首推梁启超。梁启超生于一八七三年，他在参加戊戌变法时只二十五岁，那时他已经发表不少引起世人注意的文章。从《饮冰室全集》可以看到他在三十岁以前所写专著和论文，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他在青年时期的论文当时已编辑出版，广为流行，而且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就这情形说，在近代著作界中，恐怕是没有人能比得上梁启超的。
　　
　　(《胡绳文集(一九三五——一九四八)》，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版，13.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