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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发展历经坎坷，最终迎来新时代的蓬勃绽放。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作为研究对象，从数据统计、历史语境、社会影响的视角全面记录和阐述新中国戏曲图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从而呈现戏曲图书从计划走向市场，从集成式的项目工程转向剧作家个人剧作出版的发展历程。七十余年的戏曲图书发展之路凝聚了几代戏曲图书出版人的心血。
[关键词]新中国;戏曲图书;发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65-0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夕为初始期，该时期以剧本出版为主，如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京剧丛刊》。“文革”期戏曲图书发展受到明显的影响，图书发展处于偏颇与停顿状态，但不乏有一些亮点，以“样板戏”为代表的图书一枝独秀。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戏曲图书取得了飞跃发展，重新焕发生命，出版的图书种类繁多，视角多元。如从戏曲的文献、文学、导演、表演、音乐等侧面进行研究的戏曲图书，也有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来剖析戏曲作品的。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戏曲图书的内容、装帧设计均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戏曲艺术文献的蓬勃发展。
一、戏曲图书发展的初始期（1949—1966）
戏曲图书的雏形始于记录戏曲剧本的各种手抄本、刻本，早期的戏曲书籍还不能被称为图书，其主要功效是满足戏曲剧本写作与记录，主要是服务于舞台表演需求。清末民初印刷出版的一些戏曲图书为戏曲文献资料记载与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图书流通领域来看，也仅仅限定于特定的几个领域，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艺术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文化部专门成立的“戏曲改进局”，为戏曲图书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从业人员，这批早期的戏曲图书人员既有非常之高的戲曲文化底蕴，并且也熟悉图书出版的规律，他们的出现为戏曲图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戏曲发展明确提出了“三改”方针，即改人、改制、改戏，要求戏曲发展须统一于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核心的新中国文化改革实践之中。“三改”之后，主管文化工作的时任文化部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戏曲剧目的创作与发展。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戏曲图书出版将重心转移到剧本出版上来。就业务范围来看，主要以各个地方戏与京剧的演出剧本为主。这些剧本依据出版的组织方不同，主要分为政府组织与协会组织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政府组织的图书集数较多，涉及的剧种范围较广，而协会组织多集中在折子戏的小册子出版，其主要特征体现如下：
政府所组织的戏曲图书出版，主要以京剧为主要方向，并兼顾各个地方戏的剧本整理出版，在资料搜集上侧重收集、整理、出版具有重要保存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如从各个剧种的代表性表演艺术家或者从业人员整理了相当之多的手抄本，经过编辑人员的坚持不懈，逐渐形成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14 卷）”“京剧丛刊（50集）”等，内容包括明、清、民国宫廷和伶人、学者珍藏的戏曲曲本、剧本以及京剧鼎盛时期流派经典演出剧本、各种地方戏曲经典剧本，涉及到的剧种有京剧、梆子戏、川剧、昆曲、越剧、评剧等。这些剧本的征集、校对都体现了各地戏曲管理部门对戏曲文化传承、文献整理的高度重视。
与政府所组织的大规模、集成式的图书出版相比，协会所组织的图书出版将重心放在表演大师代表性剧目与单出戏结集出版上，前者主要是对代表性表演艺术家的表演经历、表演特点予以精确记录，其目的是使表演家的剧目表演能够以文字形式得以流传，从而给后学者提供重要文献参考价值，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后者的出版发行则是完全出于市场需求，在文化艺术恢复发展的时期，演员必须遵循单出戏小册子的相关说明，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演出需求，此类图书主要有宝文堂书店出版的《将相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学校剧目教材《林冲夜奔》等。从单出戏小册本来看，内容以短小精干为主，继承了清末明初戏曲图书小唱本的样式，通过插画、配图、标注等方式来进行剧目内容的叙述，普通民众也较容易接受，从而拉近了普通民众与戏曲图书出版的距离，为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剧种演出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图书出版社虽然全国上下多达百余家，但是发挥核心作用的当属中国戏剧出版社，作为戏曲图书出版中的“中央军”，其成立于1957年，是中国唯一的戏剧专业出版社，而出版社原副牌“宝文堂书店”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其副牌“宝文堂书店”不仅着眼于集成式的戏曲剧种整理与保护、戏曲理论研究等宏大的选题，继承经典与弘扬精品文化，同样侧重于微观的戏曲表演与创作，解决戏曲表演实际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初步梳理了下，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代表性图书列举如下。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间的图书出版可谓成果丰硕，不仅为戏曲事业的复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还为未来各个剧种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革”期间戏曲图书发展面临的困境（1966—1976）
受政治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文革”十年对戏曲图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刚刚获得新生的戏曲图书业又受到重重的打击。由于社会审美价值、市场需求以及产生了明显的偏移，并逐渐渗透到图书出版界，对戏曲图书出版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阻力。
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剧种戏曲图书出版的盛况，“文革”期间戏曲图书只剩下“样板戏”一枝独秀，其他类型的戏曲图书则难以问世。
笔者曾对“文革”十年间各大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戏曲图书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仅“样板戏”某个剧目，其再版率居高不下，多达到十几次，出现了多种版本。以“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剧本为例，在1967年先后被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复出版，而《红灯记》仅在1968—1970年再版达到十余次，“样板戏”出版可谓是畸形的繁荣。究其原因，这种偏颇的图书出版走向一定程度迎合了当时文艺政策的需要，但是作为图书出版的正常业务被进一步弱化，在正常出版业务难以维系的时代，将定性为“根正苗红”的样板戏反复出版成为普遍现象。 除了样板戏之外，少部分戏曲理论研究图书的出版，成为该时期为数不多的精品图书。如由华连圃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戏曲丛谈》便是一本至今依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对古代戏曲渊源进行学术史上的溯源，并且对古代巫术与戏曲之关系、南北朝时百戏之盛况、宋元戏曲之前身、南北曲之区分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尤其是在北曲作法与南曲作法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南北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尽管受特点的社会背景、文化审美、文艺政策的影响，“文革”期所出版的戏曲图书还是忠实地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戏曲剧种、表演、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为当代戏曲图书史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将这一段忽视，戏曲图书在面临生存、发展的困境中，不得不通过特定的出版业务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也是当时扭曲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三、改革开放后戏曲图书的快速发展（1978—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与转型，戏曲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由计划经济体制所主导的出版运作模式逐渐被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运营模式所代替，自主经营、面向市场、选题多元、竞争激烈成为戏曲图书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为非主流图书，戏曲图书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也曾一度浮沉，在发展转型的艰难选择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以来，戏曲图书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读者群，拥有了可观的发展前景。
戏曲图书与其他类型图书一样，它的沉浮与发展实质上是源自图书定价模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以印张定价模式为主，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计划定价的特征，其核心思想便是“保本微利”。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印张定价所能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1984年，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标志着图书定价从印张定价转向利润定价模式，由于价格机制转轨的不确定性，在图书出版中也出现了一些“治—乱”的恶性循环。戏曲图书由于面对群体的小众性，在市场化大潮中几度浮沉，面临着发展中的又一次困境。直至1992年，以市场化为基本模式的推行，促使了图书市场从买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进一步释放了戏曲图书的市场活力，戏曲图书在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中又迎来了发展春天。[2]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图书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促进了戏曲文化市场的复兴与繁荣，各出版社纷纷重视已经中断多年的戏曲集成出版工程，本着“专、精、全”的出版理念，先是采用原版影印的方式对戏曲古籍、孤本、民国戏曲文献进行抢救式出版。如学苑出版社编纂出版的系列图书如《清车王府藏曲本》《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书》等，这些戏曲文献资料均以影印方式为主，还有部分文献为了增加可读性，还大胆采用了录排、标点、解读等辅助方式，尽可能将当时的演出信息、剧目、演出地点、剧情简介乃至剧照都予以收录，并以标注解读等方式为后人戏曲演出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如《清宫廷戏曲档案萃编》等。
第二个阶段为90年代初至今，这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完全占据主体地位，以市场为标杆、打造出版品牌成为戏曲图书出版社新时期的工作重心，出版社成为市场的主体，进一步释放了戏曲图书出版社的创造力与活力，促进了戏曲文化的繁荣。90年代以来，对古典戏曲经典作品校注与研究逐步成为戏曲图书选题的新动向。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戏曲选注》《明代戏曲选注》等系列作品，涌现了一批胡忌、萧善因为代表的戏曲理论家，在这些古典戏曲经典作品中，他们注入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还培养出一批戏曲图书从业的专业人员，使戏曲图书出版的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進入新世纪以来，戏曲史论书籍出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断代史、专门史还是地方剧种史，可谓是种类繁多。如戏剧理论家张庚、郭汉城所编著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一史一论”在戏曲史论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戏曲理论著作中的精品，不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我国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地方戏的兴起、戏曲音乐史、戏曲舞台美术史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阐述，而且注意借鉴西方戏剧理论与前期戏曲理论研究的经验，对未来戏曲振兴之路做了学术上的探索。
结 语
综上所述，纵观戏曲图书七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一波三折，从计划走向市场，从集成式的项目工程转向剧作家个人剧作的出版，终于迎来出版的繁华盛放，戏曲图书发展之路凝聚了几代戏曲图书出版人的心血。[3]限于文章篇幅，笔者只能对其发展之路做描述性的记录与阐述。戏曲图书未来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隐忧，如戏曲图书的数量激增与质量提升并非成正比的增长，品牌图书所占市场份额较少等等。笔者认为，未来戏曲图书发展，不仅要争取各级政府基金如中国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资助项目的支持，还须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找到市场与自身发展的契合点，拓宽读者群体，才能推动戏曲图书文献资料的丰富与传播，才能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新时代的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1]骆正.论昆剧《思凡》的三性（下）——特殊性、艺术性、科学性[J].戏曲艺术，1992（02）：26—28.
[2]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40—72.
[3]沈梅.戏曲图书六十年发展述评[J].戏曲艺术，2008（03）：44—51.
（责任编辑：张洪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发展历经坎坷，最终迎来新时代的蓬勃绽放。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作为研究对象，从数据统计、历史语境、社会影响的视角全面记录和阐述新中国戏曲图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从而呈现戏曲图书从计划走向市场，从集成式的项目工程转向剧作家个人剧作出版的发展历程。七十余年的戏曲图书发展之路凝聚了几代戏曲图书出版人的心血。
[关键词]新中国;戏曲图书;发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20）09-0165-03
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图书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夕为初始期，该时期以剧本出版为主，如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京剧丛刊》。“文革”期戏曲图书发展受到明显的影响，图书发展处于偏颇与停顿状态，但不乏有一些亮点，以“样板戏”为代表的图书一枝独秀。改革开放以后至今，戏曲图书取得了飞跃发展，重新焕发生命，出版的图书种类繁多，视角多元。如从戏曲的文献、文学、导演、表演、音乐等侧面进行研究的戏曲图书，也有从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多种角度来剖析戏曲作品的。应该说，新时期以来，戏曲图书的内容、装帧设计均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从而促进了中国戏曲艺术文献的蓬勃发展。
一、戏曲图书发展的初始期（1949—1966）
戏曲图书的雏形始于记录戏曲剧本的各种手抄本、刻本，早期的戏曲书籍还不能被称为图书，其主要功效是满足戏曲剧本写作与记录，主要是服务于舞台表演需求。清末民初印刷出版的一些戏曲图书为戏曲文献资料记载与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但从图书流通领域来看，也仅仅限定于特定的几个领域，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戏曲艺术受到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文化部专门成立的“戏曲改进局”，为戏曲图书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从业人员，这批早期的戏曲图书人员既有非常之高的戲曲文化底蕴，并且也熟悉图书出版的规律，他们的出现为戏曲图书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对戏曲发展明确提出了“三改”方针，即改人、改制、改戏，要求戏曲发展须统一于以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为核心的新中国文化改革实践之中。“三改”之后，主管文化工作的时任文化部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戏曲剧目的创作与发展。在这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戏曲图书出版将重心转移到剧本出版上来。就业务范围来看，主要以各个地方戏与京剧的演出剧本为主。这些剧本依据出版的组织方不同，主要分为政府组织与协会组织两个方面。相比较而言，政府组织的图书集数较多，涉及的剧种范围较广，而协会组织多集中在折子戏的小册子出版，其主要特征体现如下：
政府所组织的戏曲图书出版，主要以京剧为主要方向，并兼顾各个地方戏的剧本整理出版，在资料搜集上侧重收集、整理、出版具有重要保存价值与学术研究价值的第一手文献。如从各个剧种的代表性表演艺术家或者从业人员整理了相当之多的手抄本，经过编辑人员的坚持不懈，逐渐形成了“中国地方戏曲集成（14 卷）”“京剧丛刊（50集）”等，内容包括明、清、民国宫廷和伶人、学者珍藏的戏曲曲本、剧本以及京剧鼎盛时期流派经典演出剧本、各种地方戏曲经典剧本，涉及到的剧种有京剧、梆子戏、川剧、昆曲、越剧、评剧等。这些剧本的征集、校对都体现了各地戏曲管理部门对戏曲文化传承、文献整理的高度重视。
与政府所组织的大规模、集成式的图书出版相比，协会所组织的图书出版将重心放在表演大师代表性剧目与单出戏结集出版上，前者主要是对代表性表演艺术家的表演经历、表演特点予以精确记录，其目的是使表演家的剧目表演能够以文字形式得以流传，从而给后学者提供重要文献参考价值，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编辑，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后者的出版发行则是完全出于市场需求，在文化艺术恢复发展的时期，演员必须遵循单出戏小册子的相关说明，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演出需求，此类图书主要有宝文堂书店出版的《将相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学校剧目教材《林冲夜奔》等。从单出戏小册本来看，内容以短小精干为主，继承了清末明初戏曲图书小唱本的样式，通过插画、配图、标注等方式来进行剧目内容的叙述，普通民众也较容易接受，从而拉近了普通民众与戏曲图书出版的距离，为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剧种演出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戏曲图书出版社虽然全国上下多达百余家，但是发挥核心作用的当属中国戏剧出版社，作为戏曲图书出版中的“中央军”，其成立于1957年，是中国唯一的戏剧专业出版社，而出版社原副牌“宝文堂书店”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中国戏剧出版社与其副牌“宝文堂书店”不仅着眼于集成式的戏曲剧种整理与保护、戏曲理论研究等宏大的选题，继承经典与弘扬精品文化，同样侧重于微观的戏曲表演与创作，解决戏曲表演实际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初步梳理了下，将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以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代表性图书列举如下。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间的图书出版可谓成果丰硕，不仅为戏曲事业的复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还为未来各个剧种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文革”期间戏曲图书发展面临的困境（1966—1976）
受政治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文革”十年对戏曲图书的影响是巨大的，刚刚获得新生的戏曲图书业又受到重重的打击。由于社会审美价值、市场需求以及产生了明显的偏移，并逐渐渗透到图书出版界，对戏曲图书出版产生了强烈的导向，形成了巨大的文化阻力。
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剧种戏曲图书出版的盛况，“文革”期间戏曲图书只剩下“样板戏”一枝独秀，其他类型的戏曲图书则难以问世。
笔者曾对“文革”十年间各大主要出版社出版的戏曲图书做了一个初步的统计，仅“样板戏”某个剧目，其再版率居高不下，多达到十几次，出现了多种版本。以“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剧本为例，在1967年先后被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反复出版，而《红灯记》仅在1968—1970年再版达到十余次，“样板戏”出版可谓是畸形的繁荣。究其原因，这种偏颇的图书出版走向一定程度迎合了当时文艺政策的需要，但是作为图书出版的正常业务被进一步弱化，在正常出版业务难以维系的时代，将定性为“根正苗红”的样板戏反复出版成为普遍现象。 除了样板戏之外，少部分戏曲理论研究图书的出版，成为该时期为数不多的精品图书。如由华连圃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的《戏曲丛谈》便是一本至今依然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该书通过对古代戏曲渊源进行学术史上的溯源，并且对古代巫术与戏曲之关系、南北朝时百戏之盛况、宋元戏曲之前身、南北曲之区分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尤其是在北曲作法与南曲作法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南北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尽管受特点的社会背景、文化审美、文艺政策的影响，“文革”期所出版的戏曲图书还是忠实地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戏曲剧种、表演、理论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为当代戏曲图书史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将这一段忽视，戏曲图书在面临生存、发展的困境中，不得不通过特定的出版业务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也是当时扭曲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三、改革开放后戏曲图书的快速发展（1978—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与转型，戏曲图书出版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由计划经济体制所主导的出版运作模式逐渐被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运营模式所代替，自主经营、面向市场、选题多元、竞争激烈成为戏曲图书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为非主流图书，戏曲图书在市场化的大潮中也曾一度浮沉，在发展转型的艰难选择过程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进入新时代以来，戏曲图书逐渐形成自己独有的读者群，拥有了可观的发展前景。
戏曲图书与其他类型图书一样，它的沉浮与发展实质上是源自图书定价模式的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是以印张定价模式为主，该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计划定价的特征，其核心思想便是“保本微利”。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印张定价所能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1984年，文化部发出《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标志着图书定价从印张定价转向利润定价模式，由于价格机制转轨的不确定性，在图书出版中也出现了一些“治—乱”的恶性循环。戏曲图书由于面对群体的小众性，在市场化大潮中几度浮沉，面临着发展中的又一次困境。直至1992年，以市场化为基本模式的推行，促使了图书市场从买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型，进一步释放了戏曲图书的市场活力，戏曲图书在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中又迎来了发展春天。[2]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图书的发展历经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促进了戏曲文化市场的复兴与繁荣，各出版社纷纷重视已经中断多年的戏曲集成出版工程，本着“专、精、全”的出版理念，先是采用原版影印的方式对戏曲古籍、孤本、民国戏曲文献进行抢救式出版。如学苑出版社编纂出版的系列图书如《清车王府藏曲本》《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书》等，这些戏曲文献资料均以影印方式为主，还有部分文献为了增加可读性，还大胆采用了录排、标点、解读等辅助方式，尽可能将当时的演出信息、剧目、演出地点、剧情简介乃至剧照都予以收录，并以标注解读等方式为后人戏曲演出史的研究奠定基础，如《清宫廷戏曲档案萃编》等。
第二个阶段为90年代初至今，这个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完全占据主体地位，以市场为标杆、打造出版品牌成为戏曲图书出版社新时期的工作重心，出版社成为市场的主体，进一步释放了戏曲图书出版社的创造力与活力，促进了戏曲文化的繁荣。90年代以来，对古典戏曲经典作品校注与研究逐步成为戏曲图书选题的新动向。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戏曲选注》《明代戏曲选注》等系列作品，涌现了一批胡忌、萧善因为代表的戏曲理论家，在这些古典戏曲经典作品中，他们注入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还培养出一批戏曲图书从业的专业人员，使戏曲图书出版的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
進入新世纪以来，戏曲史论书籍出版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无论是断代史、专门史还是地方剧种史，可谓是种类繁多。如戏剧理论家张庚、郭汉城所编著的《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一史一论”在戏曲史论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戏曲理论著作中的精品，不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我国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地方戏的兴起、戏曲音乐史、戏曲舞台美术史进行了详细的回顾与阐述，而且注意借鉴西方戏剧理论与前期戏曲理论研究的经验，对未来戏曲振兴之路做了学术上的探索。
结 语
综上所述，纵观戏曲图书七十余年来的发展历程，一波三折，从计划走向市场，从集成式的项目工程转向剧作家个人剧作的出版，终于迎来出版的繁华盛放，戏曲图书发展之路凝聚了几代戏曲图书出版人的心血。[3]限于文章篇幅，笔者只能对其发展之路做描述性的记录与阐述。戏曲图书未来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隐忧，如戏曲图书的数量激增与质量提升并非成正比的增长，品牌图书所占市场份额较少等等。笔者认为，未来戏曲图书发展，不仅要争取各级政府基金如中国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期刊资助项目的支持，还须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找到市场与自身发展的契合点，拓宽读者群体，才能推动戏曲图书文献资料的丰富与传播，才能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在新时代的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1]骆正.论昆剧《思凡》的三性（下）——特殊性、艺术性、科学性[J].戏曲艺术，1992（02）：26—28.
[2]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戏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40—72.
[3]沈梅.戏曲图书六十年发展述评[J].戏曲艺术，2008（03）：44—51.
（责任编辑：张洪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