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高等学府的精英知识分子，一个是流落菜场卖豆腐的底层妇女，在当今这个不言阶级但事实上各阶层地位已经固化的社会里，他们由陌路相遇相识并衍生出故事的概率并不太大，因为二者之间隔着遥远的距离、明显的分野。晓苏在《卖豆腐的女人》这篇小说中却偏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学教授郑之受到欲望的牵引，将菜场一个卖豆腐的女人作为欲望的对象并试图与之发生进一步的关系，于是有了小说中郑之和卖豆腐的女人之间的五次交往。乍一看，这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
　　 然而在话语层面，由于小说精心设计的叙述圈套，卖豆腐的女人与硬胡子男人的关系一直含蓄地隐藏着，直到结尾才让读者恍然大悟，小说遂将一个普通的“欲望”故事的根须伸向了当前光怪陆离的社会表象之下，触及到了其敏感而又真实的中心：侵犯与反侵犯。郑之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对自己“勾引”卖豆腐的女人表现出十足的自信，这自信不是源于他作为男性的雄健阳刚，而是因为他占有的资源之多，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然：教授学者的头衔，会写文章、能带研究生的能力，汤逊湖的别墅，气质优雅的夫人，及在高档商场、酒店轻松消费的经济实力……有意味的是，郑之凭借的并不单是他的知识优势，他发表论文的杂志女人没理会、硬胡子男人拿去“上了厕所”看似黑色幽默，却是消费社会语境中知识状况的真实写照，即知识本身已失去了受人尊崇的传统价值，知识的价值也要在生产——消费这一市场规则中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作为知识生产者的郑之在阶级和性别的双重优势之下，相信自己能凭借更高的智力水平和经济能力去“消费”这么一个欲望的对象。与郑之的优越地位相对照的是女人还挣扎在基本的生存线上：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糙米饭，穿的是与她鲜活的青春不相匹配的皱皱巴巴的旧衣服。
　　 硬胡子男人与卖豆腐的女人出场一样多，小说通过丰富的细节暗示而不点明硬胡子男人的身份。郑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四次行动却都因为硬胡子男人的含蓄阻止而告失败。李贽在评《水浒传》时曾赞曰：“且《水浒传》文字绝妙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卖豆腐的女人》在情节设置上与《水浒传》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四次侵犯与四次反侵犯，不仅绝无雷同，而且还暗示出人物心理活动的不同层次与情节向前推移发展的内在张力。男人的“硬胡子”在郑之的眼中由“洗鞋的刷子毛”到“板栗刺”到“铁钉子”再到“铁锤”的变化，显示出越来越不容小觑的力量，与之相对应的是郑之由咖啡馆到西餐厅再到五星级大酒店的白日梦也越来越具有侵犯性，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渐趋紧张的内在对峙。而反复出现的男人高举铁锤使劲砸自行车的“链条”“支架”“变了形的钢圈”的动作，也为小说最后的那一“砸”蓄足了力量。
　　 最出人意外的是第五次的虚写。郑之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也收敛起了自己的侵犯之心，他有意去菜场做一个了结，却不见了那女人和男人。擦皮鞋的胖大嫂作为线索人物为郑之也为读者揭开了这个叙述圈套的真相——硬胡子男人就是卖豆腐女人的丈夫，他们为了摆脱村长对女人的勾引，逃到了武汉，“没想到来武汉还不到一年，房东又勾引他老婆了”，硬胡子男人终于抡起了小说中反复出现、引而未发的铁锤，“把他的房东砸死了”。这差点就落在郑之头上愤怒的一击不仅击碎了郑之的白日梦，也击落了此前那个普通的欲望故事的面具，让读者在震惊之中不仅领略到叙述圈套强烈的修辞效果，也体味出作者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在消费社会中，优势阶层有谁能够抛弃欲望、攫取的眼光，用真正平等的态度来关注底层人们的生存与自尊？
　　 郑之，这个被欲望收服、受欲望支配的文学教授，虽然拥有看似完满的生活，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白日梦却明白无误地向读者昭示出他空虚的内心世界，“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弗洛伊德）。”这位以研究鲁迅为生的学者在行动上与鲁迅强烈的主体精神截然相反的生存状态也蕴含着对当今人文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绝妙反讽。这篇“在叙事话语的双关性和象征性、潜台词的运用、双线结构等方面都非常成功”的小说（吴义勤），敲醒的不仅是教授郑之的白日梦，也敲醒了一切想凭借优势地位觊觎弱势群体的侵犯者的白日梦。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襄樊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