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的改革之年，是稳中求进的一年，是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我们既要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又要不失时机地推出深化改革的举措。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机遇期，如何形成科学的决策，至关重要。而决定这一切的是我们的认识和理念。
　　一、坚持中国特色的理论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前提
　　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是建立在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的，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不乏参照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这些理论对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加剧，特别是对政府和市场不同作用的把握再次成为新的争论焦点。中国和西方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能定位和市场经济主导理论，把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力同市场机制作用的驱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明确的战略目标、科学的规划布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是决定我国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更有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础。在战略目标设定时，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底线，应将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优势列为主要目标；在改革路径的选择方面，应选择成本低、投入少的领域先启动，应从行政管理体制入手，逐步扩展到高成本、高风险的改革领域。在政策制定时，要优先考虑政策的统一性和公平性，更加注重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些离开了政府的主导是难以完成的，所以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同时又必须加强对战略目标和规划布局的主导和影响；一方面要减少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同时又要加强必要的公益性项目投资力度；一方面要切实履行好政府的职能定位，同时又要在具体的法律法规、标准制定方面体现对公众利益的保护和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维护。
　　二、体制机制和制度性建设是发展理念调整的保障
　　发展理念的转变与调整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质量。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发展理念的一些错位，如历史上形成的包括高度依靠资源能源消耗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政府职能与考核中GDP优先增长的因素等，已经积累形成了新的增长矛盾。必须对传统的发展理念进行深刻反思，加快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树立劳动创造价值、劳动生产率决定效益、公平竞争决定发展环境、资源优化配置决定发展活力等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形成内生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而这些理念的转变与调整，单纯靠人的悟性和行政部署是难以实现的。必须辅之以法律法规等制度性的安排和必要的新发展指标考核体系的约束。在目前的经济发展中，GDP的增长一直被视为主要的经济指标，从而忽略了其他关键指标的变化，如环保指标、节能降耗指标、投入产出效益、国民福利指标、以及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指标，而这些指标的变化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直接决定着一国竞争力的变化。想要改变这一状况，有必要先改革经济增长的考核体系，建立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考核指标，在对GDP增长指标考核的同时，加上质量指标的考核。应将能源消耗、工资福利变化、企业效益和税收、节能减排等重要指标作为不同权数列入质量考核指标，并以此作为业绩考核的主要参考内容。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新的考核标准，以利推动全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入制度性约束阶段。同时更关键的是要同完善干部考核标准，干部选拔机制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良性攀比的局面。
　　三、公平竞争环境决定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一届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方面，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新规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投资主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仍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仍未形成，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仍制约并影响着企业发展的内在动能。应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此形成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经济增长活力、结构调整动力、企业创新能力，应更多地通过市场竞争的环境来实现，只有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只有通过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市场的驱动力一旦显现，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将被激活。所以当前的重点是加快营造法治的营商环境和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一是通过制度和法律体系建设，形成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之间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要解决好产业政策、投资政策、银行信贷和创新管理体制方面的公平政策问题，为各类经营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发展环境；二是要推动管理方式创新，规范各种税费标准，清理不合理的企业税赋，为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企业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发展；三是要强化公正执法能力和诚信体系建设，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树立诚信经营的社会价值观。
　　四、突破重点领域改革是关键所在
　　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主体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握好改革的重点。在众多的改革内容中，应选择对中央财政影响小、成本较低的领域先启动，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调整和改进管理手段来激活发展动能，对于可能带来成本上升或增加中央财政负担的改革举措应有充分的论证，而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投融资市场审批则应往前排。这种操作既可尽快释放改革的红利，又可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大的震荡。
　　目前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一方面是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发展环境的约束也成为重要因素。要以投融资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突破领域。在投资体制方面，一是要尽快调整现有的投融资政策，包括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度减少或放开支持类和鼓励类的投资审批目录，集中力量管好限制类和禁止类目录，创造条件加快向内外统一的负面产品清单过度；二是在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要坚决地落实下放审批权限，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相信民间的投资选择是避免和消化产能过剩的积极因素，而非产能过剩的负面因素。在控制好政府投资项目的同时，要切实落实民间资本以参股等方式参与基础建设、公共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建设的选择权；三是要积极探索在制造业投资方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允许外资在大部分领域自由登记开办企业，保证一定的外商投资增长规模，特别是在中高端制造业放宽外资的投资准入，有利于我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时适当加大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逐步引入服务业发展的竞争机制，提高国有经营主体的竞争力。 　　在融资体制方面，一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分阶段推进资本项下的可兑换和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分步骤落实存款利率市场化，以利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二是要充分发挥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服务升级等方面的支持作用，尤其是要加大对新型贸易方式、营销方式、电子商务等的支持，形成统一配套的金融促进体系；三是要开创新的业务模式和服务工具，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此外，还可考虑设立风险基金，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外资银行和民间银行的业务范围，引导金融业拓展保险业务，为中国企业在境内外经营中可能产生的经营风险、投资风险、汇率风险等提供风险保障，促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五、扩大开放的顺序选择是倒逼改革的基础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对开放型经济的总体要求。要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的相结合，实现国内国际资源有序的自由流动，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推进。
　　在对外开放方面，应选择有利于增添增长活力的领域率先实行开放。对于压力较大的领域和行业，可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开放的措施，加快制造业的开放是当务之急。开放的力度应同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统筹考虑；在推进自贸区建设中，应加快工业品关税的开放力度，积极适应开放环境下的竞争。要相信中国的制造业仍具有潜在的竞争优势。在开放的过程中，外国优势产品可能会在初期阶段对我形成竞争压力，但中国企业通过竞争，也会迅速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历史上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和工业产品竞争的加快提升，无不与扩大开放有关。此外，通过彼此的开放，我们的优势产品也会相应地扩大出口，形成新的积累和发展后劲。在利弊权衡下做出科学的判断和选择是扩大开放的先决条件；而服务业的开放则是有选择地开放。中央已经明确放开育幼养老、商贸物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和电子商务等领域，要尽快加以落实；对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电信等行业，则要加快推动，即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开放的安排。总之，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成功的改革、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有利于我加快同全球经济的融合，更主动地推进国际化进程。而加快推进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缓解我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矛盾，其结果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处理改革开放的关系时，应特别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