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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接受美学视野下，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法，以中晚唐时期白居易诗歌为文本材料，再结合稍后诗人对其的评价，揭示中晚唐读者对白诗的传播与接受。通过上述勾勒，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白居易“行书上卷”为例，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当时读者的阅读取向;第二部分为文章重点，从“读者意识”出发，探讨其内涵及对白诗在中晚唐时期传播、接受的影响。
【关键词】：接受美学;白诗;中唐;接受
白居易的诗歌在他生前就风行海内外了。民间各类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题白居易诗歌的;士人、僧道、妇孺常常诵读白居易的诗歌;歌妓们都以唱读《长恨歌》为荣。他的诗歌广泛流传，不仅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肯定，还出现了一大批宗白诗人。那么，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歌在生前的影响力就如此之大？
一、白诗广泛传播的起点——“行书上卷”
十六岁白居易自江南入京，拜谒名时士顾况，投献诗文《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起初，顾况念着白居易的名，便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是想告诉后辈们京城不好混饭吃。
《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提出过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只要稍加探讨，白居易就是作家，《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作品，顾况扮演着读者的角色。接受美学创始人尧斯曾说过：“一部文学史就是作品与读者原有期待的矛盾到统一的历史。”文学史“基本上是以当代和以后的读者、批评家、作者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作为中介而得到统一的”。
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白居易的这首杂律诗满足了顾况的“期待视野”。根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的记载，顾况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说道：“道得个语，居亦何难”，并广为延誉。白居易“行书上卷”的成功使得其声名大振，这首诗至今仍是中国少年儿童必诵古典诗歌之一;而“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顾况提携白居易的故事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白居易的 “行书上卷”[1]让他声名鹊起，为他的诗歌在唐代更能得到欣赏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这么说，以顾况批阅卷轴上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为起点，白诗开始在中唐时期被广泛传播。
那么，白诗为什么能在当时就能获得读者的喜欢呢？一般而言，有俩个因素会影响到古代文学的接受：读者的接受观念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2]本文对其他不可控因素不作探讨，主要研究当时诗人们的接受观念对白诗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二、白诗炙手可热的推因——“读者意识”
读者的接受观念有两层内涵。张思齐在《中国接受美学导论》中说过：“中国的读者常常与作者统一在一起”。[3]而尚学锋也曾说过：“有的往往集接受者、作家和批评家于一身”。[4]这么说来，作者在创作作品之前，他们也作为接受者，需要从前代和当代作品中汲取营养。正如“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说的那样，带着“读者意识”去看问题，既能打破的期待视界，又能照顾到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从而把握好求新与从众的关系。作者的读者意识，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客观映射，它决定着其创作作品是否被广大读者接受、喜爱，这便是读者接受观念的第一层内涵。另一层内涵指读者的阐释。文本的意义因读者的阐释而不断丰富，文本及其作者也因层出不穷的阐释而名声大振，流传千古。
其实白居易对读者相当重视，名僧释惠洪谈及白居易时，说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岖解之，问曰解否？女区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但。”[5]
1、把握读者的需求——为君为臣为民而作
文学研究者袁行霈认为“质而径”、“真而切”、“核而实”、“顺而肆”以及具有民歌色彩是白居易诗歌创作标准，白居易自己在《新乐府序》也说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在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读者群体青睐于俗文学，这主要是顾况领风气之先，从民谣里汲取营养，变革诗歌创作。顾况之后，张籍、王建痴迷于乐府诗的创作，他们以“重写实，尚通俗”为标准，歌颂劳动者的伟大。与此同时，他们还非常注意向民歌学习。因此，此二人创作的诗歌大多表现出浓厚的“俗”味。自此，唐代诗人掀起了一股热潮。
在融入尚俗的接受群体的同时，作为一个诗人的白居易，深切体会到读者的审美需求和趣味。他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重写实，尚通俗。”将这股“俗文学”之风推向高潮。《观刈麦》、《秦中吟》十首、《新乐府》诸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不仅如此，白诗大多还为读者提供了空前丰富、诱人的生活故事。而“以题材取胜往往比以艺术手法取胜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它暗含了读者决定作品这一接受美学的客观规律。”[5]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琵琶行》，它是白居易直接从生活中和当代民间传说中选取的题材，也是用平民百姓视角去看世界，站在广大读者的立场上与人进行文学创作。
由此，白居易运用“读者意识”来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使自己的所思所感与平凡人取得沟通，这也正是白体诗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且深得文人读者喜爱的原因。
2、重视读者的反馈——唱和批评
接受美学还认为，读者的能动作用不仅决定某一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价值，而且还在于它能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再生产。白居易显然注意到了读者的反馈的重要性，所以下面我们就着重地讨论这个问题。
陈忠文曾经说过：“作为重要的反馈信息在创作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推动作者权衡、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创作，以不断地满足读者大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鉴赏需要，从而也相应地提高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6]白居易十分重视文艺批评，他第一次入京，以诗拜谒顾况，得到顾况赞赏，名声大噪以后，又拜谒了时任校书郎的李逢吉，也得到称赞。在接受美学看来，他们对白居易的肯定，也是一种批评，而这也恰恰反映出白居易重视读者的批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同时代的元稹，高度评价了白居易的诗歌，他在《白氏长庆集序》是这样评价的：“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于白居易来说，他把元稹当作诗歌创作的对手，但私底下和他非常要好，也非常重视这位挚友的评价。他在不仅在《与元九书》中概括了与元稹的酬唱关系，在《和答诗十首序》直接提到自己是以唱和作为提高自己创作水平的途径， “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所谓唱和，是指白居易对模仿“同者”，对“异者”改进创言，进而作成和答诗。
白居易非常注意观摩别人的作品，在相互竞争中提高诗歌创作的水平。与此同时，白居易也非常注重读者在阅读自己诗歌后的反应。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序》、《自吟拙什因有所怀》明确提到自己诗歌的不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醒的意识到其在创作诗歌存在弊病。《与元九书》写到：“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
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迁，宜人之不爱也。”他在这一段更是直接指出自己在创作讽喻诗时有“思澹而辞迂”的弊病。正是白居易带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或多或少帮助了自己改正意切辞繁之过，使得创作的诗歌更受读者的欢迎。
3、期待未来的读者——题诗结集
中国古代有许多诗人才华横溢，无奈身处的时代没有伯乐赏识自己，作品也不被读者接受，更找不到知音，连韩愈都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相比之下，白居易算是幸运的那一个，他的诗歌在当时就拥有了一大批的读者。但是，白居易并不满足于此，他殷切地希望后世之人在阅读他的诗歌时，也能接受与认可。“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与元九书》中的这一段道出了他的心声。
白居易殷切地希望在后世还有元稹这样的知音赏识自己的诗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参与才是实现审美享受的唯一途径。白居易清醒到这一点，自己创作的文本只有传达到接受者的手中，才能被读者接受。因此，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很注意编定自己的诗文集。而唐代的其他诗人大多经过后人的重新搜集整理，这样可能造成诗文集并不能记全诗人的创作的文本。造成这样的原因，一个是时代上的久远，所导致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被遗失，另一个是由于后世读者在参与编订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力”。
在接受美学中，读者的“选择力”，是通过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需求来选择。尧斯认为：“把文学史当作一个交流过程来表现的任务首先要求重现在接受关系和文学交流中理解的积极作用。”所以，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理解都有倾向性，而不断选择是任何一种文学交流的条件。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我在这里举个例子，钱钟书曾经在《中国诗与中国画》概括说，依据《旧唐书》为信史，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而是吴筠。钱老在注释中还引《旧唐书·隐逸传》中对吴筠的赞誉之词，略加点评：“在整部二百卷里，不论立专传，还是入《文苑传》的诗人，谁都没有赢得那样赞叹备至的评语。”[7]而到了现代，我们却认为整个唐代文学史里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吴筠。所以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选择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读者的选择性理解只能在文本给定的条件下自由展观。
根据读者“选择力”的理论，白居易非常有先见之明，他在编定诗文集的时候，即使不满意的诗歌，也没有轻易的剔除，似乎他是把决定权留给了后来帮他编定诗文集的人，“今锉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文者，略之可也。”正是带着这种理念，白居易的诗歌完整的保留下来，使得后人最大程度地了解他本人和他的诗歌。
尧斯说过：“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运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的经验视野之中。
白居易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求出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反馈读者的批评意见，为诗歌的世俗化不遗余力。他亲自编定文集，为后来读者独立、全面、自由地接受白诗奠定了基础。然而，依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去创作，只完成了塑造艺术作品生命的一半旅程，另一半，由读者的阐释来延续。
【注释】
[1] 鲁迅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词抄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唐代科举考试时士子“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士子在应试之前，常把先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荣誉，称为“行卷”.
[2] 文佳.《白居易诗歌在南宋的传播与接受》[D]，2007年，广西大学.
[3] 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第81一82页，巴蜀书社，1989年.
[4] 尚学锋等著.《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第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5] 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第38页.
[6]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第6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关键词】：接受美学;白诗;中唐;接受
白居易的诗歌在他生前就风行海内外了。民间各类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题白居易诗歌的;士人、僧道、妇孺常常诵读白居易的诗歌;歌妓们都以唱读《长恨歌》为荣。他的诗歌广泛流传，不仅得到了绝大多数的肯定，还出现了一大批宗白诗人。那么，为什么白居易的诗歌在生前的影响力就如此之大？
一、白诗广泛传播的起点——“行书上卷”
十六岁白居易自江南入京，拜谒名时士顾况，投献诗文《赋得古原草送别》一首。起初，顾况念着白居易的名，便说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虽是拿居易的名字打趣，却也有言外之意，是想告诉后辈们京城不好混饭吃。
《镜与灯》的作者艾布拉姆斯提出过文学四要素理论，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只要稍加探讨，白居易就是作家，《赋得古原草送别》是作品，顾况扮演着读者的角色。接受美学创始人尧斯曾说过：“一部文学史就是作品与读者原有期待的矛盾到统一的历史。”文学史“基本上是以当代和以后的读者、批评家、作者的文学经验的‘期待视野’作为中介而得到统一的”。
借鉴接受美学的观点，白居易的这首杂律诗满足了顾况的“期待视野”。根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的记载，顾况读至“野火烧不尽”二句，说道：“道得个语，居亦何难”，并广为延誉。白居易“行书上卷”的成功使得其声名大振，这首诗至今仍是中国少年儿童必诵古典诗歌之一;而“长安米贵，居大不易”，顾况提携白居易的故事也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白居易的 “行书上卷”[1]让他声名鹊起，为他的诗歌在唐代更能得到欣赏开辟了一条道路。可以这么说，以顾况批阅卷轴上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为起点，白诗开始在中唐时期被广泛传播。
那么，白诗为什么能在当时就能获得读者的喜欢呢？一般而言，有俩个因素会影响到古代文学的接受：读者的接受观念以及其他不可控因素。[2]本文对其他不可控因素不作探讨，主要研究当时诗人们的接受观念对白诗传播与接受的影响。
二、白诗炙手可热的推因——“读者意识”
读者的接受观念有两层内涵。张思齐在《中国接受美学导论》中说过：“中国的读者常常与作者统一在一起”。[3]而尚学锋也曾说过：“有的往往集接受者、作家和批评家于一身”。[4]这么说来，作者在创作作品之前，他们也作为接受者，需要从前代和当代作品中汲取营养。正如“我之所以站得高，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说的那样，带着“读者意识”去看问题，既能打破的期待视界，又能照顾到读者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从而把握好求新与从众的关系。作者的读者意识，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客观映射，它决定着其创作作品是否被广大读者接受、喜爱，这便是读者接受观念的第一层内涵。另一层内涵指读者的阐释。文本的意义因读者的阐释而不断丰富，文本及其作者也因层出不穷的阐释而名声大振，流传千古。
其实白居易对读者相当重视，名僧释惠洪谈及白居易时，说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岖解之，问曰解否？女区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但。”[5]
1、把握读者的需求——为君为臣为民而作
文学研究者袁行霈认为“质而径”、“真而切”、“核而实”、“顺而肆”以及具有民歌色彩是白居易诗歌创作标准，白居易自己在《新乐府序》也说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在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期，读者群体青睐于俗文学，这主要是顾况领风气之先，从民谣里汲取营养，变革诗歌创作。顾况之后，张籍、王建痴迷于乐府诗的创作，他们以“重写实，尚通俗”为标准，歌颂劳动者的伟大。与此同时，他们还非常注意向民歌学习。因此，此二人创作的诗歌大多表现出浓厚的“俗”味。自此，唐代诗人掀起了一股热潮。
在融入尚俗的接受群体的同时，作为一个诗人的白居易，深切体会到读者的审美需求和趣味。他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重写实，尚通俗。”将这股“俗文学”之风推向高潮。《观刈麦》、《秦中吟》十首、《新乐府》诸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作。
不仅如此，白诗大多还为读者提供了空前丰富、诱人的生活故事。而“以题材取胜往往比以艺术手法取胜更容易获得成功，这是因为它暗含了读者决定作品这一接受美学的客观规律。”[5]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琵琶行》，它是白居易直接从生活中和当代民间传说中选取的题材，也是用平民百姓视角去看世界，站在广大读者的立场上与人进行文学创作。
由此，白居易运用“读者意识”来进行文学创作，从而使自己的所思所感与平凡人取得沟通，这也正是白体诗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而且深得文人读者喜爱的原因。
2、重视读者的反馈——唱和批评
接受美学还认为，读者的能动作用不仅决定某一文学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地位和价值，而且还在于它能间接影响文学作品的再生产。白居易显然注意到了读者的反馈的重要性，所以下面我们就着重地讨论这个问题。
陈忠文曾经说过：“作为重要的反馈信息在创作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推动作者权衡、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创作，以不断地满足读者大众日益发展的审美鉴赏需要，从而也相应地提高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质量。”[6]白居易十分重视文艺批评，他第一次入京，以诗拜谒顾况，得到顾况赞赏，名声大噪以后，又拜谒了时任校书郎的李逢吉，也得到称赞。在接受美学看来，他们对白居易的肯定，也是一种批评，而这也恰恰反映出白居易重视读者的批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同时代的元稹，高度评价了白居易的诗歌，他在《白氏长庆集序》是这样评价的：“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云：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对于白居易来说，他把元稹当作诗歌创作的对手，但私底下和他非常要好，也非常重视这位挚友的评价。他在不仅在《与元九书》中概括了与元稹的酬唱关系，在《和答诗十首序》直接提到自己是以唱和作为提高自己创作水平的途径， “其间所见，同者固不能自异，异者亦不能强同”。所谓唱和，是指白居易对模仿“同者”，对“异者”改进创言，进而作成和答诗。
白居易非常注意观摩别人的作品，在相互竞争中提高诗歌创作的水平。与此同时，白居易也非常注重读者在阅读自己诗歌后的反应。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序》、《自吟拙什因有所怀》明确提到自己诗歌的不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清醒的意识到其在创作诗歌存在弊病。《与元九书》写到：“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
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迁，宜人之不爱也。”他在这一段更是直接指出自己在创作讽喻诗时有“思澹而辞迂”的弊病。正是白居易带有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识，或多或少帮助了自己改正意切辞繁之过，使得创作的诗歌更受读者的欢迎。
3、期待未来的读者——题诗结集
中国古代有许多诗人才华横溢，无奈身处的时代没有伯乐赏识自己，作品也不被读者接受，更找不到知音，连韩愈都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相比之下，白居易算是幸运的那一个，他的诗歌在当时就拥有了一大批的读者。但是，白居易并不满足于此，他殷切地希望后世之人在阅读他的诗歌时，也能接受与认可。“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与元九书》中的这一段道出了他的心声。
白居易殷切地希望在后世还有元稹这样的知音赏识自己的诗歌。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参与才是实现审美享受的唯一途径。白居易清醒到这一点，自己创作的文本只有传达到接受者的手中，才能被读者接受。因此，与唐代其他诗人不同的是，他很注意编定自己的诗文集。而唐代的其他诗人大多经过后人的重新搜集整理，这样可能造成诗文集并不能记全诗人的创作的文本。造成这样的原因，一个是时代上的久远，所导致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被遗失，另一个是由于后世读者在参与编订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力”。
在接受美学中，读者的“选择力”，是通过读者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需求来选择。尧斯认为：“把文学史当作一个交流过程来表现的任务首先要求重现在接受关系和文学交流中理解的积极作用。”所以，在接受美学看来，任何理解都有倾向性，而不断选择是任何一种文学交流的条件。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我在这里举个例子，钱钟书曾经在《中国诗与中国画》概括说，依据《旧唐书》为信史，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而是吴筠。钱老在注释中还引《旧唐书·隐逸传》中对吴筠的赞誉之词，略加点评：“在整部二百卷里，不论立专传，还是入《文苑传》的诗人，谁都没有赢得那样赞叹备至的评语。”[7]而到了现代，我们却认为整个唐代文学史里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吴筠。所以接受美学认为读者的“选择力”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读者的选择性理解只能在文本给定的条件下自由展观。
根据读者“选择力”的理论，白居易非常有先见之明，他在编定诗文集的时候，即使不满意的诗歌，也没有轻易的剔除，似乎他是把决定权留给了后来帮他编定诗文集的人，“今锉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文者，略之可也。”正是带着这种理念，白居易的诗歌完整的保留下来，使得后人最大程度地了解他本人和他的诗歌。
尧斯说过：“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运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过程，作品才能进入一种连续性的经验视野之中。
白居易从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求出发，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反馈读者的批评意见，为诗歌的世俗化不遗余力。他亲自编定文集，为后来读者独立、全面、自由地接受白诗奠定了基础。然而，依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去创作，只完成了塑造艺术作品生命的一半旅程，另一半，由读者的阐释来延续。
【注释】
[1] 鲁迅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词抄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唐代科举考试时士子“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士子在应试之前，常把先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荣誉，称为“行卷”.
[2] 文佳.《白居易诗歌在南宋的传播与接受》[D]，2007年，广西大学.
[3] 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第81一82页，巴蜀书社，1989年.
[4] 尚学锋等著.《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第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5] 张思齐.《中国接受美学导论》，第38页.
[6]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第61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