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世界对于中国的关注程度空前提高，中国与世界在物质层面的交流空前深入。然而，与此同时，在世界和中国的交往中，双方的分歧和差异也日益鲜明地表现出来。为了了解和揭示这种沟通障碍，本刊把目光放在了外国媒体的驻京记者身上。与他们本国的民众相比，他们在中国生活、工作，对中国的了解更为直接和深入，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带有外部世界的眼界和角度。因此，这种旁观者与加入者所描绘的中国模样，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最重要窗口。世界是通过他们的眼睛和手中的笔来感知和了解中国的，通过对他们的了解，我们也可以大致描绘出世界的中国印象。
　　在北京奥运会召开前的一个月中，本刊选择了9家外国媒体，希望能全方位地揭示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其中有来自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英国的路透社、意大利的《新闻报》、德国的《世纪报》、英国的《金融时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印度的《印度日报》。我们知道，对于整个外国媒体而言，这些案例还远远不够，但是，这些媒体还是颇具代表性的。我们希望这个特殊群体的观察能引起更多人的重视。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有点像今夏的天气，骄阳似火而又阴雨不断。自北京奥运火炬开始全球传递，西方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抵制，而中国人则以民族主义的姿态捍卫着火炬的尊严。中国人无法理解，展示中国文明进步的奥运圣火为何在西方遭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中国人满腔热情的积极融入为何遭到西方世界如此的反感？如同西方人的抗议让中国人无法理解一样，中国人的愤怒也同样令西方困惑，在此次采访中，这成为所有人首先谈及的问题。
　　德国《世界报》驻中国记者约尼•埃林先生说，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的目标一经提出，很多国家就已经感到不快——类似的口号在奥运会的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奥运展示的是人类自身的进步，而中国让火炬登上了珠峰，这是人类对自然的挑战吗？在奥运会的亮点中，大家认为最有意思的是奥运会的点火方式，每个国家都在这个时刻独具创意展示对奥运精神的理解和尊敬，火炬传递过程并不受关注，中国却把这样的传递搞到了世界范围，中国人的理解完全把奥运原有的精神放在一边，这确实令人反感”。在约尼先生看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已经让很多西方国家感到了压力，而中国忽视西方社会对奥运会的普遍历史经验和传统感受，过分夸张地进行国家实力的张扬，既是对奥运的不尊重也是对西方世界的刺激。
　　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先生则认为，中国应该会预料到奥运火炬的传递是一定会遭到抗议的。他很诧异中国人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说，在奥运历史上，全球的奥运火炬传递屈指可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当时法西斯为了显示自己国家的实力,曾经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过火炬传递，而日本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除中国之外的多个亚洲国家传递，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所指非常明显。而像中国这样在全世界进行的火炬传递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奥运是中国一个展示国家实力的良好机会，但是，中国也应该懂得作为一个拥有独特意识形态的国家，它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各种反应，其中自然有反对的力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国内问题，藏独、法轮功，在这些问题上大多数国家和中国的立场还是有所分歧的。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自信。” 储百亮说。
　　持有相似观点的不仅仅是西方记者，日本《朝日新闻》驻中国首席记者峰村健司也谈到了火炬在长野传递时留给日本公众的印象：传递道路的两边只有中国国旗，看不到奥组委和日本的旗帜。经过的日本人都很疑惑，这是谁的奥运会？难道只是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叶鹏飞正在考虑撰写奥运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关系，因为“很少有像中国这样举国办奥运”，这是中国的不同之处。在记者们的眼里，北京奥运会是在全力突显中国意志和中国力量。
　　事实上，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会发现抵制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经过30年的和平发展之后，世界对于中国的态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30年来，世界进入中国的程度前所未有地深刻。然而这种进入，并没有让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也并没有因此更为清晰、坚定，他们的目光反倒更为犹疑、暧昧。中国进入世界的过程，就如同一头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它有意无意地碰碎了某些东西，或许它还没有砸碎什么，但它的行为和体态已足够让瓷器店的老板忧心忡忡了。“瓷器店里的大象”是意大利《新闻报》郗士先生给与中国的特殊比喻，与我们所熟知的谚语中那只走进瓷器店的猛牛不同，这只大象面目祥和并非来势汹汹，但这并不能让人更加安心。而且，中国这只大象它要做什么，它会去哪里，这个问题也令世界困惑不已。
　　
　　瓷器店里的大象
　　
　　在世界、特别是西方人的信念中，3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地方，因为这个遥远、神秘的国度经济凋敝、贫穷破落，社会和政治落后而且偏执。他们曾经热烈地欢迎这个迟来的、现代化的“好学生”。但仅仅是30年的时间，双方的角色迅速转变，中国对西方世界来说意味着机会、竞争者和麻烦制造者。
　　这是一种怎样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先生在谈到这点时用“千载难逢”来形容中国机会带给西方的喜悦——“以前有人说在中国挣钱像海市蜃楼，但是过去7年很多西方人在中国挣到钱，比如通用汽车在中国的销售已经超过了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利润。”但世界总是在平衡之中呈现某种变化，对中国企业来讲，这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外国企业发展经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机会。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已经被证明的事实，因此西方人在喜悦的同时也一直怀有一份担心。“他们是在参与帮助建设中国企业，但是他们也很害怕被挤出这个行业。”马利德先生说。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的快速发展给西方带来了很多没有想到的麻烦——制造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很多意大利的企业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使原有的市场份额缩小，有的中小企业破产，工人失业。”意大利《新闻报》记者郗士先生说。2008年7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摘登了美国经济政策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同中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在2001年至2007年间损失了230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有2/3来自制造业，一半以上是收入较高的职业，“突出表现就是制造业损失了20万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岗位。”
　　不仅如此，在机会的彼此给予中，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国家之间的交往，原有的政治利害关系在经济的交流中也重新布局重新选择。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叶鹏飞先生谈起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国的强大带给其他国家的选择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以前的选择是没有代价的，可以全部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但是现在中国太强大了，得罪中国的代价越来越大，现在谁敢抵制中国的奥运会，那真是开玩笑，还想不想要中国这个市场？
　　此时，中国这只大象看到了其他国家对他充满恐惧的表情。这种恐惧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一种战略威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民族情绪。马利德说：美中是战略对手，“9•11”事件使其无法顾及中国，但伴随经济的持续发展，目前这种良好而又有深度的关系不会一直持续；感受到最大威胁的是缺少活力的欧洲；东南亚在充满激动的同时威胁感也与日剧增。而来自欧盟内部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法国、波兰、意大利、斯洛文尼亚、德国的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威胁大于机会，整个欧盟和美国的民意也显示了相同的调查结果，其中法国民众对中国威胁持赞同的比例高达70%。
　　
　　不仅仅在西方社会，包括印度和日本，中国经济强势传达的威胁感也并没有被中国的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所消解。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峰村健司先生说，日本自卫队的建设情况是完全对世界开放和透明的，我们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军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角色。但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含糊，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情况一直是信息禁区，对内对外都不透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军事上暧昧的态度意味着什么？谁也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当然就是威胁，就会产生焦虑。
　　印度《印度日报》的记者艾蓓说，面对中国，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焦虑情绪。对于印度来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强大的国家对印度会是什么。从历史上来说，中国和印度共同的殖民历史让他们曾经有过第三世界的同一梦想，但是中国背叛了自己的友好表达，酿成了战争的结局，在印度人的印象里中国是不能被信任的。就目前来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确实让印度人感到惊讶，而且民间的经济交往在增多，民间关系在好转。但是，国家的合作并没有这么简单。中印领土争端在表面的友好之下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解决之道，而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更让印度人感到难以接受。印度想成为超级大国并加入核武器俱乐部，在这一点上，印度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不说Yes也不说No，没有任何态度。在这些对印度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我们看到中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看谁符合自己的利益就会和谁成为朋友，但是印度并不能为中国提供什么。在中国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下，不是朋友就是竞争对手，任何印度人都可能为此感到焦虑。
　　中国的强大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事实上也悄悄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战略版图。显然，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缺乏足够的准备。这是中国引起世界焦虑的基础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行为逻辑，政治和文明主张没有令人信服的展示和表达；从世界一方面来说，问题首先就在于中国复杂的现实、不确定的前景，让世界难以理解，更难以把握。这使得双方日益疏远却难以自察，双方想要靠近却不能交流。
　　
　　难以把握和解释的中国
　　
　　引起记者们担忧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强大，如果这样看就太小瞧这些资深的“中国通”了。对于中国纷繁复杂的面相，他们都有着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既看到了中国的强大，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脆弱。重要的是，不论是强大还是脆弱，中国都不能让人掉以轻心。
　　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呈现的脆弱和不稳定性，外国记者有两个基本的观察和评价。
　　首先是廉价劳动力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爱德华•科迪先生似乎并不太把前文提到的那份报告当回事。他说，每天美国总部都会催要关于中国的新闻稿件，但是，在我看来中国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在他来中国工作的5年时间里，曾多次出入广东东莞成片的厂房中，穿梭在成千上万的外地移民中。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他说，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知识和创新的追求，中国在全世界卖的最多的是中国人便宜的血汗。这些来自外地的移民没有最起码的人权保障，没有生活没有未来，他们能够拥有的只是工作、工作、还是工作，地方政府和投资者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中牺牲他们的个体价值。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兴旺的市场能走多远？“一个新情况是，很多外国商人也开始把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威胁。而中国低附加值的劳动产品如何面对世界市场，这可能是中国所有的制造业企业都在上火的事情。”爱德华先生说。
　　爱德华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中国实际上扮演的角色是制造业生产者，而更高端的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作会被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占据着。廉价劳动力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当这个优势失去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前途又是什么？
　　其次，中国经济模式自身的缺陷必将阻碍它的进一步发展。英国《金融时报》马利德先生认为，中国当下发展有两点值得关注：一个是当前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具可持续性，强烈依赖出口，如果不作适度改变，在未来一定会和很多国家撞车；另外存在很多政策缺陷，巨额外汇储备这份本该用在中国人自己身上的钱现在却给了低效率的海外投资。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并不是一个秘密。而中国介入世界经济的深刻程度，使他对自身经济的任何调整都将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这是外国记者理性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动因。“中国的崩溃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而如果中国成功，将是巨大的影响，中国对全世界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利德先生的这个说法准确地表达了西方世界的担忧。中国继续发展还是崩溃？哪一个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福祉？谁也无法得出直接的判断。美国《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以美国人为例描述了一种对中国既依赖又拒绝的心态，似乎与西方世界对待中国的暧昧态度有相似之处。他说，美国人对于中国最广泛的接触是超市中大量的中国商品，从而形成了对中国人的微妙心理：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感在日益加深，他们并不强烈地抵制中国廉价商品的进入，因为这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不便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另一反面，他们又不愿意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这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对自己的利益还是没有好处，所以也要经常借助工会的力量示威一下，以抗议中国对他们工作机会的掠夺。在这两者之间，谁也难以做到取和舍，在可以选择的空间里，呈现的是灰色地带。
　　从经济发展的观察中，西方世界无法获得足够的经验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那么在这个国家从历史到现实的存在状态中，是否能够获得清晰的认知而作为应对现实中国的参考？这个让“中国通”更为头疼——中国是个复杂矛盾的复合体，难以解释，难以了解，更难以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找到某种确定的东西。爱德华·科迪先生说，你怎么形容中国都是对的，因为中国现实的巨大差异会为你的形容找到证明。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河南贵州也不能代表中国，即便是在富裕的广东省内，其北部山区依然有穿不起裤子的穷人，哪里是中国，谁也不知道。路透社记者储百亮先生在中国工作10年，他说这样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在中国太多了，在中央的政策上，你可以感受到开放和透明的状态，但是在基层的执行中贪污腐败不负责任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就是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事件，它的旁边就是当地的派出所，这让人太难以置信了。《朝日新闻》记者峰村健司在中国工作仅仅1年时间，第一次来中国看到北京街道上无数的高档豪华轿车非常意外，可是当他深入贵州农村时那感觉完全是天壤之别。“我原来以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相对公平，差距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大超过了理解的范围。景山学校的孩子和贵州乡村的孩子不是生活在一个时代，他们面对完全不同的未来。”
　　中国到底是谁？这是一个完全不清晰的定位。正如《金融时报》马利德先生所说，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感到好奇。实际上，这种好奇是西方世界对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外来者的打量。
　　
　　一个异质的外来者
　　
　　中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这并不是一两个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感受。在对中国经济强势的关注中，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忘记中国与他们最本质的区别：这里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爱德华·科迪先生曾与中国学生讨论如何治理中国的环境问题。在他看来，这很简单。他说如果有另外一个被选出的政党存在，它代表了环境保护的利益，那么中国环境治理很快就能见到效果。中国学生的回应是，您这么说很没有意思，在中国如果你要想获得一个正常的发展，就不要谈论政治。爱德华先生对此难以理解。
　　
　　大多数记者都认为，在中国谈论民主是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民主问题又是西方记者在谈论中国时必须谈的问题——从政治制度上来说，这是中国较之西方国家最鲜明的特点。而在国际社会中，民主制度已经被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得到广泛认同。
　　意大利《新闻报》记者郗士先生说，“在中国推进民主并不简单，而中国官方说我们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但民主只有一个，就像资本主义也只有一个。谁也无法想象，20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如果总是以中国的特色为借口，可能会遭到西方世界的拒绝。”
　　林耀先生做时政记者20多年，此前曾经驻台湾15年，在中国大陆工作已经10年。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他有长期的观察，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中国一人一票的选举一定会选出一个农民来治理国家，中国现在精英政治的选举方法有它的好处，但还不够透明，需要更加完善。“但是共产党有自身无法走出的死角：监督自己，稳定压倒一切。前者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案例，而后者只会体现为一笔稳定基金”。“只是这个党需要改头换面，重新发明自己。”路透社林耀先生说。同为路透社的记者储百亮对中国政治民主的模式选择也是近似的看法，中国不会跟随西方的民主模式，而是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其实，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下单纯谈论民主政治，在中国与国际主流社会之间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冷战是两种政治体制两大意识形态最大规模的对立。那么在当下的经济背景下，对政治制度的谈论已经扩展到一个新的范围，即中国在这样一个西方主流社会所不认同的政治体制下完成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印度日报》艾蓓女士说，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走西方的民主化路线，但是经济上飞速发展的模式，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样板和途径。于是，世界出现了两种心态，西方世界焦虑不已，第三世界国家感到兴奋并将其作为榜样。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
　　《联合早报》叶鹏飞谈到一个趣闻。最近国际律师协会有一个报告批评新加坡不民主不法制，于是产生了一个辩论。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一个公开场合回应这样的批评说：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西方的民主自由人士在策划阴谋对付新加坡，但是新加坡所走的经济上的发展，政治上的相对不民主的道路已经被俄罗斯和中国参考和学习。叶鹏飞说，这个事件并不是说中国在参照新加坡做什么，而从这种表述中，人们可以意识到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正在被更多的人接受、肯定并视为楷模，而现在很多人谈论的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现有政治体制的挑战。
　　这种挑战会不会让西方国家感到不安和焦虑？当然会，叶鹏飞先生说。“你的制度和他们完全不同，以后国际游戏的规则要中国参与， 中国不参与，那就没得玩。他们的焦虑在于那些不确定性，即他们不知道你那套价值体系后面在制定游戏规则时怎么玩，是在既有的基础上陪着大家玩？还是你要推翻这个自己重来一个？在西方主导世界那么久之后，出现这样一个来路不清的挑战，的确是非常恐惧的事情。”“而这种挑战和忧虑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并没有减弱。习近平出访首先去的是朝鲜，四川地震中的小朋友去度假首先去的是俄罗斯而不是迪士尼，这些都能说明问题。最近美国起草的一份制裁津巴布韦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都投了反对票，这证明他们是兄弟。”路透社林耀先生说。
　　政治道路、发展模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是西方社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异质者存在的重要前提，这更多的表现在国家之间的对抗上。在普通的民众中，几百年前对中国天朝大国的崇拜早已消失，呈现出的是对中国毫不关心并由此产生的深深误解。“其实在中国和世界之间，最终是政治冲突之下的文化冲突”，意大利《新闻报》郗士先生说。
　　从郗士先生所说的文化意义上来解释，中国作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异质者的身份就更加明显。不仅如此，它打破了很多中国学者历来主张的、充满包容性的欧洲文化所倡导的与中国文化的亲近感。“欧洲在文化上一直漠视中国，他们所提倡的文化多元其实是在西方世界内承认欧洲文化和美国文化在内的多元，中国的文化一直不在它所承认的范围之内。这就从根基上造成了欧洲人对中国普遍的轻视心理。中国人一直觉得和欧洲的摩擦少，留下了一种美好的和睦印象，实际上正是这种很少的接触增添了欧洲人对中国的不关心和不了解。在欧洲人的眼里，中国就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经济上侵略而战略上会对欧洲有强大威胁的国家。与美国相比，欧洲的价值观更加死板，尤其是对于人权问题。”
　　郗士先生同时谈到，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较多，与中国发生的摩擦也较多，与欧洲民众对中国普遍的不关心和不了解相比，美国民众显得更了解中国。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现代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大多停留在20年前的样子，美国《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说，在媒介如此发达的今天，这样的现象似乎令人难以理解。这并不奇怪，在整个西方社会大抵如此。在西方，新闻媒介报道的真实与客观性很少受到怀疑，在商业性的驱动下已经失去了原来的独立，新闻成为商品，受众就是买家。为了引导消费，他们必须要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西方读者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的阅读口味和似是而非的想象也就可想而知。虽然近些年，西方媒体的报道范围已经从中国经济、政治逐渐扩大到消费、生活、文化等领域，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的思维模式没有根本的改变。拿奥运会的报道来说，只是增加了报道的量，而在质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黄永说，“在客观报道的问题上，他们并不会去捏造事实，但他们的工作思路是在对中国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去构思选题，再去找内容，然后向总部卖掉自己的新闻，这个工作程序和我们所认为的遇到问题先去了解情况，通过调查得出结论是相反的。这意味着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是建立在自己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他去年在和BBC拍摄组一起工作的时候，对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无知感到惊讶，他们说“中国的女人好漂亮啊，原来以为她们穿的都是板儿蓝板儿绿呢”。“在西方，了解中国不会去中国的门户网站或者官方网站，他们会去法轮功或者人权网站，认为只有这里描述的中国才是真实的。”黄永说。
　　在对中国的还原中，不论是文化渊源还是现实的媒介传播途径，都使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异质外来者而存在，短时期内也许无法改变。而作为一个在中国停留20年的外国记者，郗士先生愿意把自己看到的中国原原本本地告诉给他的国家的人们，“但是，他们根本不信。”
　　
　　大国的期待
　　
　　从贫穷落后到经济腾飞，中国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韬光养晦，中国在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谋求自身经济的发展，也有人曾经形象地比喻为闷声发大财。而中国目前强大的实力是此种国家形象的终结，这几乎是所有记者的共识。不论是面对国际事务还是国内问题，中国必须担当。
　　 “中国开始当一个大国，你应该让世界知道这个国家走什么路，国际社会不会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来判断你是否真的透明开放。”德国《世界报》约尼•埃林先生说。“就现在的中国来说，它自身的发展造就了别人对它的注目和批判，奥运会以后的开放问题将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其实并不是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如何，而是中国作为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必须开放，这是它自身发展的要求。”路透社林耀先生说。
　　外国记者们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担当是第一位的。约尼·埃林先生说，“中国在对外事务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一个不干涉内政原则已经不能应对国际事务的复杂局面。对外开放不够和对世界了解的缺乏使中国在和其他国家的交往中缺少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能力。从最初的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思想到现在以利益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还要拥有稳定的价值观。”“中国的硬件发展没有问题，但中国的软件很落后。软件是什么呢？就是确立一个对世界说话的战略。在我看来，中国不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扮演什么角色，不知应该如何应付世界。这是个复杂的概念。正如计算机的各种软件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应对欧美国家、亚洲国家、伊斯兰国家等不同的国家，中国将扮演多重角色，而不是站在一个角色上说话。”这是意大利《新闻报》郗士先生的观点。
　　其次，中国必须建设开放的大国心态。改革30年，而开放远远小于改革，开放的步骤走起来也是向前走两步退后一步，这是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普遍感受。那么他们所期待的真正的开放的大国是什么呢？
　　 《世界报》约尼·埃林先生认为，首先，政府必须要考虑你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所展现的透明度、你给予新闻单位的自由是否一致。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并不清晰但是潜在的威胁。这种威胁导致的结果是国外过分地批评中国而中国过分地回应。其次，中国应该以开放的眼界看待世界，在对待外国媒体的批评上，应该政府的归政府，民众的归民众。一个西方主持人对中国的指责，中国的外交部出来回应显然是不合适的。另外，像《明镜周刊》就是为了争取眼球，不仅对中国的报道有歪曲，对别的国家也一样，这在国外没有什么反应。但在中国引起了中国老百姓的极端反应。因为老百姓只有一个方面的消息，他不知道怎么评论这种歪曲。就像《环球时报》这样纯粹为赚钱的报纸，一天到晚骂外国人，越骂卖得越好。如果能制造出什么事端，让外国人给中国人道歉，那更是大快人心。这种情绪似乎无法停下来。政府应该让人民知道不是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中国，这是中国人对世界了解得少，很封闭造成的感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也应该有对待这种批评的方法。 第三，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最需要的是一个启蒙运动，必须跟上世界的脚步进行公民教育，告诉人民可以自己说话，我们不要国家去替我们说话，也不要国家批判我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负责任的公民形象。
　　谈到奥运会之后的中国，记者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寄予了中国更多的希望：真正的开放透明并积极贡献于世界，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的。“奥运会之后是个关键的时刻，有两个可能性:中国开始真正地发展软件，包括政治、文化以及媒体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另一个可能性就是后退。八九风波时，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不理解政府，10年后的法轮功期间，中国民众的态度是一半一半，而今年的藏独和火炬事件，民众和政府完全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政府对内已经越来越得人心。但是，世界的人心如何处理？如果中国不予理睬，那么中国就会孤立甚至像曾经的德国。”郗士先生说，中国现在到了向世界说话，向世界表达自己的时候，作为一个强大的东方国家，它要向世界阐明我是谁，我想做什么。否则国际间的对立、误解和仇视将越来越多。现在很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孔子学院，很多外国人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思维和语言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解释自己，如果和西方有冲突，那更好，世界需要文明的争论。
　　
　　结语
　　
　　我们深刻地了解外国驻中国记者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他们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眼睛。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思考将通过他们手中的笔极大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他们所塑造的中国就是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但是，他们通常总是躲在聚光灯的背后向别人发问，很少表达自己。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又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又有何分别？从与世界的交流角度而言，这些事实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不过，要给这样一个群体作一次全景式的考察是极为困难的。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年，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年，他说，在中国工作5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年，有的甚至长达10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通过这次采访，记者眼中的中国形象大致得到了揭示。美国学者乔舒亚在其著作《中国形象》中写道，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并不重要，真正关键的在于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这个论断带有很强的片面性。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