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核电爆发式增长与核电专业人才、运营经验匮乏之间的矛盾，为核电安全问题埋下了隐忧。
4月23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创造了一项新纪录：自2008年12月1日完成第十三次大修并网发电以来，一直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整个燃料循环无非计划停机停堆，连续安全运行509天。
这是国内核电机组单个燃料循环连续运行的最高纪录。
然而，6月14日，香港媒体曝出“大亚湾核电站出现了核泄漏”的消息，让大亚湾及其控股方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广核)陷入了尴尬。
6月15日，中广核公告说：大亚湾核电站两台机组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没有发生放射性核泄漏事件。6月16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通报：大亚湾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虽是虚惊一场，对爆发式增长的中国核电产业却无疑是一个警醒。
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从目前的908万千瓦扩大到至少7000万千瓦。这样的扩张规模是否有相应的安全运营管理能力，还是个疑问。
在核电站一年所受辐射低于乘坐一次飞机
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商业核电机组主要有四种技术类型：秦山一、二期的国产CNP系列二代改进型技术、秦山三期的加拿大CANDU 6技术、大亚湾的法国M310二代技术、岭澳的CPR1000二代改进型技术及田湾的俄罗斯AES-91二代技术。其中秦山三期的堆型为重水堆，其他全部为压水堆。
在大亚湾事件之后，秦山二期核电站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介绍说，压水堆具有四道屏障：一是二氧化铀芯块能包容98%的裂变碎片及其衰变产物；二是锆合金包壳管把核燃料和裂变产物封闭起来；三是压力边界能包容带有放射性的高温高压冷却剂；四是安全壳能抵御外部破坏，比如龙卷风、飞机撞击等，还能在严重事故中防止放射性外泄。
与压水堆相比，重水堆在安全性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多了两道防止和缓解严重事故的热阱，即重水慢化剂系统和屏蔽冷却水系统。
这些保护措施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第二代核电站自从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运行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一般来说，当前世界运行的核电站发生堆芯严重损坏或熔化事故的概率为10～4/堆年，发生严重放射性泄漏事故的概率为10～5/堆年。
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核电站都有实时的测量，每年都要将结果上报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核安全局。按国家环保部提供的国家标准，正常的辐射剂量0.25msv/年人；大亚湾核电站经超过十年的运行，核电站周边地区辐射测量结果为0.01msv/年人；在医院照X光透视一次的辐射剂量是0.02msv/次人；而乘飞机从北京-欧洲往返一次的辐射剂量是0.04msv/次人。
海南昌江核电站的业主单位――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云根曾说：“在核电站工作一年所接收的辐射剂量，比坐一趟海口至北京的飞机所接收到的辐射剂量还要小。”
“这些数字都是公开的，多年以来我国对核电站的取样分析都没有超过规定的限制。”林诚格说。
核泄漏的过去
自从三哩岛事故及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电的发展曾由于公众强烈反对而一度陷入停滞。但是在这两次事故之后，核电界也开始卧薪尝胆，在技术方面不断革新，以提高核安全系数。
第三代核电技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代际的提升，主要是针对安全性而言。中国引进的美国的AP1000和法国的EPR即是三代技术的代表。
AP1000的革命性在于其非能动性安全系统，而二代核电站的安全系统大都是能动的。在事故工况下，非能动系统安全功能的实现无需依赖外界的电能或动力或者人的操作，而会通过系统自动实现，这使得其安全性大大提升，堆芯熔化概率为10～7/堆年。
AP1000在发生堆芯熔化事故时，能有效地防止反应堆压力容器(第二道屏障)熔穿，将堆芯放射性熔融物保持在反应堆压力容器内，使放射性向环境释放的概率降到最低；而EPR不防止反应堆压力容器熔穿，堆芯放射性熔融物暂时滞留在堆腔内，然后采取措施延缓熔融物和安全壳(第三道屏障)底板的混凝土相互作用，防止安全壳底板熔穿。
事实上，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是因为设计缺陷才出事的。
三哩岛是因为反应堆失去冷却用水，导致堆芯熔化，因此核电站需要选在水量充足的地方。中国核电选址即以此为基础。目前已经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全部在沿海地区。而内陆筹建地区也是选在水源地。
切尔诺贝利在设计上比目前中国运行的压水堆少了第三、四道屏障，所以事故后造成严重的核泄漏。
“我们相信类似于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故在中国不会发生，除去人为因素外，可以说从技术上已经排除了出现堆芯熔化及核泄漏的可能性。”中国核电工程公司退休专家杨传德告诉本刊记者。
核电监管更应“跃进”
目前中国正不断提高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模。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从目前的908万千瓦扩大到至少7000万千瓦。而这个数字最初是4000万千瓦，几乎相差一倍。
在这个目标下，预计平均每年要上10个左右核电站。从核电产业界到地方政府都在“大干快上”，除了已运行和在建的，筹建中的和已经开展选址工作的更是数以百计。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透露说，“十二五”能源规划思路中要体现优先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原则，其中核电发展要推动内陆核电项目，形成“东中部核电带”。在核电规划布局上，一是采用成熟、先进的核电技术，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区加快发展核电；二是稳步推进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中部省份內陆核电项目。
面对核电这块万亿人民币的大蛋糕，不仅核电集团铆足了劲，就连中电投、华能等电力集团也纷纷抢跑，积极投资核电站，争夺业主资质。然而，在给了中电投一张核电牌照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就紧闭了大门。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明确地说过，今后几年内将不再批核电牌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中心主任王泽平认为，此举正是为了核电安全考虑。“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都拥有十多年的核电建设和运营管理的经验和人才。采取电力集团参股合建核电站的方式，可以使它们在与两巨头的合作中学习和积累，然后才有可能独立运作一个核电站。核电安全是首要大事，必须审慎。”
“多年以来，我们核电站安全运行良好，没有发生2级及2级以上核安全运行事件，安全系数高于世界水平。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2009年12月8日的“全国核电运行和建设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警告说。
在中国核电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有效的安全监管能否跟得上成为了一个关键因素。据了解，国家核安全局代表政府对核电站进行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各个地区监督站都有监督员分布在核电站内，监督到不安全的因素，马上就会提出来进行纠正。为了适应核电大发展的现状，国家核安全局也准备扩充队伍，将现有的300人规模扩展至1000人左右。
此外，中国政府开始引入国际监督，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中国展示了良好的安全运营状况，但是核安全检查员人手不够，现有的培训力量跟不上核电站的发展速度。但中国已要求国际机构明年派专家组赴华，帮助开展人员培训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安全部部长菲利浦.加梅表示。
4月23日，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创造了一项新纪录：自2008年12月1日完成第十三次大修并网发电以来，一直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整个燃料循环无非计划停机停堆，连续安全运行509天。
这是国内核电机组单个燃料循环连续运行的最高纪录。
然而，6月14日，香港媒体曝出“大亚湾核电站出现了核泄漏”的消息，让大亚湾及其控股方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广核)陷入了尴尬。
6月15日，中广核公告说：大亚湾核电站两台机组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没有发生放射性核泄漏事件。6月16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通报：大亚湾核电站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其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虽是虚惊一场，对爆发式增长的中国核电产业却无疑是一个警醒。
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从目前的908万千瓦扩大到至少7000万千瓦。这样的扩张规模是否有相应的安全运营管理能力，还是个疑问。
在核电站一年所受辐射低于乘坐一次飞机
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商业核电机组主要有四种技术类型：秦山一、二期的国产CNP系列二代改进型技术、秦山三期的加拿大CANDU 6技术、大亚湾的法国M310二代技术、岭澳的CPR1000二代改进型技术及田湾的俄罗斯AES-91二代技术。其中秦山三期的堆型为重水堆，其他全部为压水堆。
在大亚湾事件之后，秦山二期核电站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奇蓁介绍说，压水堆具有四道屏障：一是二氧化铀芯块能包容98%的裂变碎片及其衰变产物；二是锆合金包壳管把核燃料和裂变产物封闭起来；三是压力边界能包容带有放射性的高温高压冷却剂；四是安全壳能抵御外部破坏，比如龙卷风、飞机撞击等，还能在严重事故中防止放射性外泄。
与压水堆相比，重水堆在安全性方面有很大的提高，多了两道防止和缓解严重事故的热阱，即重水慢化剂系统和屏蔽冷却水系统。
这些保护措施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第二代核电站自从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运行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一般来说，当前世界运行的核电站发生堆芯严重损坏或熔化事故的概率为10～4/堆年，发生严重放射性泄漏事故的概率为10～5/堆年。
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核电站都有实时的测量，每年都要将结果上报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家核安全局。按国家环保部提供的国家标准，正常的辐射剂量0.25msv/年人；大亚湾核电站经超过十年的运行，核电站周边地区辐射测量结果为0.01msv/年人；在医院照X光透视一次的辐射剂量是0.02msv/次人；而乘飞机从北京-欧洲往返一次的辐射剂量是0.04msv/次人。
海南昌江核电站的业主单位――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云根曾说：“在核电站工作一年所接收的辐射剂量，比坐一趟海口至北京的飞机所接收到的辐射剂量还要小。”
“这些数字都是公开的，多年以来我国对核电站的取样分析都没有超过规定的限制。”林诚格说。
核泄漏的过去
自从三哩岛事故及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核电的发展曾由于公众强烈反对而一度陷入停滞。但是在这两次事故之后，核电界也开始卧薪尝胆，在技术方面不断革新，以提高核安全系数。
第三代核电技术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谓代际的提升，主要是针对安全性而言。中国引进的美国的AP1000和法国的EPR即是三代技术的代表。
AP1000的革命性在于其非能动性安全系统，而二代核电站的安全系统大都是能动的。在事故工况下，非能动系统安全功能的实现无需依赖外界的电能或动力或者人的操作，而会通过系统自动实现，这使得其安全性大大提升，堆芯熔化概率为10～7/堆年。
AP1000在发生堆芯熔化事故时，能有效地防止反应堆压力容器(第二道屏障)熔穿，将堆芯放射性熔融物保持在反应堆压力容器内，使放射性向环境释放的概率降到最低；而EPR不防止反应堆压力容器熔穿，堆芯放射性熔融物暂时滞留在堆腔内，然后采取措施延缓熔融物和安全壳(第三道屏障)底板的混凝土相互作用，防止安全壳底板熔穿。
事实上，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是因为设计缺陷才出事的。
三哩岛是因为反应堆失去冷却用水，导致堆芯熔化，因此核电站需要选在水量充足的地方。中国核电选址即以此为基础。目前已经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全部在沿海地区。而内陆筹建地区也是选在水源地。
切尔诺贝利在设计上比目前中国运行的压水堆少了第三、四道屏障，所以事故后造成严重的核泄漏。
“我们相信类似于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这样的事故在中国不会发生，除去人为因素外，可以说从技术上已经排除了出现堆芯熔化及核泄漏的可能性。”中国核电工程公司退休专家杨传德告诉本刊记者。
核电监管更应“跃进”
目前中国正不断提高2020年的核电装机规模。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将从目前的908万千瓦扩大到至少7000万千瓦。而这个数字最初是4000万千瓦，几乎相差一倍。
在这个目标下，预计平均每年要上10个左右核电站。从核电产业界到地方政府都在“大干快上”，除了已运行和在建的，筹建中的和已经开展选址工作的更是数以百计。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吴吟透露说，“十二五”能源规划思路中要体现优先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原则，其中核电发展要推动内陆核电项目，形成“东中部核电带”。在核电规划布局上，一是采用成熟、先进的核电技术，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区加快发展核电；二是稳步推进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中部省份內陆核电项目。
面对核电这块万亿人民币的大蛋糕，不仅核电集团铆足了劲，就连中电投、华能等电力集团也纷纷抢跑，积极投资核电站，争夺业主资质。然而，在给了中电投一张核电牌照后，国家能源主管部门就紧闭了大门。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曾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明确地说过，今后几年内将不再批核电牌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评估中心主任王泽平认为，此举正是为了核电安全考虑。“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都拥有十多年的核电建设和运营管理的经验和人才。采取电力集团参股合建核电站的方式，可以使它们在与两巨头的合作中学习和积累，然后才有可能独立运作一个核电站。核电安全是首要大事，必须审慎。”
“多年以来，我们核电站安全运行良好，没有发生2级及2级以上核安全运行事件，安全系数高于世界水平。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2009年12月8日的“全国核电运行和建设管理经验交流大会”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琦警告说。
在中国核电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有效的安全监管能否跟得上成为了一个关键因素。据了解，国家核安全局代表政府对核电站进行严格的全过程监管，各个地区监督站都有监督员分布在核电站内，监督到不安全的因素，马上就会提出来进行纠正。为了适应核电大发展的现状，国家核安全局也准备扩充队伍，将现有的300人规模扩展至1000人左右。
此外，中国政府开始引入国际监督，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中国展示了良好的安全运营状况，但是核安全检查员人手不够，现有的培训力量跟不上核电站的发展速度。但中国已要求国际机构明年派专家组赴华，帮助开展人员培训工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安全部部长菲利浦.加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