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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并且等待仍遥遥无期。随着新一代航天员的入场，现年53岁的邓清明能够“飞天”的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但他始终坚信，付出必有回报。
邓清明在充满轰鸣声的飞船里醒了。他的耳塞掉了，噪音涌进耳朵，四周一片亮堂堂。那一瞬间他有些茫然，记不清楚这已经是他进来的第几天。
这是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有两个人，邓清明和陈冬，他们要在里面待33天，吃喝拉撒睡和工作，都在这里。几个月前就做好的食物，加热了就是一顿饭。擦一擦身体就算洗了澡。明晃晃的灯一直开着，机器一直在响，厕所的臭味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空间逼仄带来的压抑是不断累积起来的，许多宇航员在这个过程中患上了“狭小空间游离症”。为了转移注意力，邓清明和陈冬在里面说起了故事。
33天后，他们出舱了。这不是“飞天”，只是在位于北京航天城的模拟仓进行最终“飞天”的模拟实验。出舱那天，是2016年6月11日，叶子绿了，夏天来了。邓清明想好好洗个澡，然后吃一块西瓜。
4个月后的10月16日，陈冬成为神舟十一号“飞天”的最终人选，而比他大12岁的邓清明以零点几分之差成为“备份”，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依然记得三年前，执行神舟十号任务时，女儿邓满琪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代职，他则作为任务“备份”乘组成员入住问天阁。由于航天员乘组要在飞行前进行医学隔离，父女二人约定，每天晚饭后，隔着问天阁的围栏见一面。
父亲在围栏里，女儿在围栏外，相距10多米。每次道别时，女儿总是说：“爸爸，你要加油啊！”一次分别后，他从女儿的背影中，感觉到她哭了。他也想哭。
这一次，他还需要等待。
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迎接景海鹏和陈冬的是无数关注的目光，连围观的牧民都为自己能够目睹这一切感到幸运。
而属于邓清明的欢迎队伍只有两个人。从酒泉返回北京的那一天，女儿邓满琪和妻子一起去机场接他。她们在家里备好了一桌饭菜和红酒，带去了鲜花。妻子还特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笑容满面。
邓清明
回到北京的家里，航天员邓清明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流声盖住了他的哭声。在之后的一些场合，他不断地表示，这是他最接近太空的一次。那一年他50岁，距离1998年入选为航天员，已经过去了18年。
这是一个会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职业，是否能够“飞天”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1997年年底，中国第一批航天员来到北京航天城，在花了一周时间收拾完航天员家属楼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不能和家人一起住在這里。
他们搬去了另一栋神秘的“红房子”，那是航天员公寓。包括邓清明、杨利伟在内的14名航天员都住了进去。他们距离市中心只有20多公里，距离家人只有一个院落的距离，却像隐居一样，与世隔绝。
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入内，一周五天都是如此。进出公寓都要拿交钥匙，登记时间，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不能私自外出，即使是集体出行，也必须坐火车，且不能坐同一列火车。
在航天员之外，他们大多还担任了父亲的角色，但总是没办法见证孩子的成长。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小时候喜欢看天，因为只有一直盯着天空看，才可以在飞机经过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在她看来，飞机就是爸爸，爸爸就是飞机。
由于不能暴露身份，对亲属之外的人来说，他们的缺位更像是一种“失踪”。可是一旦成功“飞天”，这些航天员的存在感并不亚于当红的明星。杨利伟是第一个，也是收获最多瞩目的一个。
邓清明从未“飞天”过，当红不是他的烦恼。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他们的名字，会发现已经“飞天”的航天员们的搜索结果是百万级，其中以杨利伟最多：833万个。而邓清明的搜索结果是万级：8.9万个。
2006年，他以微小分差落选神舟六号任务。飞船还在天上的时候，他难得有空参加女儿的家长会。那一天，恰好有记者到学校采访费俊龙、聂海胜的孩子，现场一片热闹。邓满琪也是航天员的孩子，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她。
那个时候，女儿对他哭：“为什么你总是上不了天啊？”他也没办法回答。这是不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拔，不是B角可以如愿走上舞台的励志故事。他只能挤出一脸笑，宽慰女儿：“还有机会。”
对中国的航天员来说，等待是常态，那始于1995年。那年冬天，第一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开始。
那次选拔的规模几乎是空前的。99%的淘汰率，3000多名参与初选的飞行员，为期半年的初选体检，长达两年的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了14个人。邓清明是其中一个。
24年后的今天，当年的14个人中有8个完成了“飞天”，5个停航停训，剩下唯一一个现役且没飞过天的，就是邓清明。
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未知的等待。任务很多，他们要在四五年内完成八个大类、上百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
训练的辛苦甚至痛苦是常态，它们被描述过很多次了。头低位卧床训练时，他们要连续5天呈负6度卧姿，头低脚高，还要控制饮食进水量、清洁个人卫生。模拟失重训练结束后，他们普遍会轻上四五斤。心理训练要考验他们承受疲劳和寂寞的能力，整整72个小时只能工作不能睡觉。高速离心机把他们的五官挤压到变形，有航天员找到拍下离心机训练镜头的记者，恳请他不要让画面出现在电视上，担心父母看到会受不了。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邓清明身体僵硬，手会抖，想吃饭，夹起的菜能被抖到地上。 休息日没有了，睡眠也要压缩，没有娱乐活动。很多人从进入航天城的那一日起就没出去过，北京和以前一样遥远而陌生。
“神十”任务后不久，邓清明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了肾结石。这是中年人的常见病，结石很小，也不用做什么处理。但航天员不行，一点点微小的结石都可能在失重环境下造成严重后果。邓清明堅持做了两次超声波碎石手术，才把结石彻底处理干净。
邓满琪看着爸爸遭罪，心疼得直掉眼泪。邓清明后来说，为了“飞天”，再大的痛苦他也愿意承受。“已经等了16年，绝不能因为这几块小石头受影响。”
结果，三年后的“神十一”任务，他又成了“备份”。“神十一”发射前一天，最终“飞天”人选确定了，是景海鹏和陈冬。邓清明又一次止步于发射塔前。轮到他发言时，他停顿了一会儿，转过身，面向景海鹏，紧紧地抱住他说：“海鹏，祝贺你。”景海鹏也说了句：“谢谢你。”
整个问天阁大厅寂静无声，许多人流了眼泪。
2010年，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新的航天时代来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要求，也需要新一代的航天员：既需要航天驾驶员，又需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既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又要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中选拔;既要选拔男性航天员，也要选拔女性航天员。
第二代的7名航天员都有本科学历，在2010年，他们最大的35岁，最小的30岁。第三代航天员尚未选出，而邓清明今年已经53岁了。
希望还是有的。尽管中国首批航天员满50岁就停飞了，但在全球范围内，高龄的宇航员也有先例：约翰·格伦是美国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宇航员。1998年，“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77岁的格伦又一次参与了太空飞行。
邓清明依然在等。在他的自述里，有关这种等待的感受被叙述得非常平静：“目送自己的战友一次次‘飞天’成功，一次次载誉归来，说心里话，没有失落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别人可以执行任务，而我不行呢？航天员是我的职业，身为一名航天员却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那不是我的失职吗？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但任务计划安排却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整理负面情绪。”“神十”成功发射后，“备份”乘组的3名航天员马上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北京航天城，为正在飞行的战友做地面支持工作。这时，任务总指挥长经过他们身边，用拳头在3名“备份”航天员肩上轻轻捶了两下，又竖起了大拇指。
2018年，邓清明登上了央视《朗读者》的舞台。在那里，邓清明讲述了他苦等20年却依然没等来“飞天”的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感动。有网友说：“不论如何，在中国航天员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芒。”同样在2018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以全年发射37次全胜的成绩，让中国成为全球年度航天发射次数最多的国家。航天员们想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未来的路。
（王传生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
最近的一次
邓清明在充满轰鸣声的飞船里醒了。他的耳塞掉了，噪音涌进耳朵，四周一片亮堂堂。那一瞬间他有些茫然，记不清楚这已经是他进来的第几天。
这是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有两个人，邓清明和陈冬，他们要在里面待33天，吃喝拉撒睡和工作，都在这里。几个月前就做好的食物，加热了就是一顿饭。擦一擦身体就算洗了澡。明晃晃的灯一直开着，机器一直在响，厕所的臭味一阵一阵地飘过来。
空间逼仄带来的压抑是不断累积起来的，许多宇航员在这个过程中患上了“狭小空间游离症”。为了转移注意力，邓清明和陈冬在里面说起了故事。
33天后，他们出舱了。这不是“飞天”，只是在位于北京航天城的模拟仓进行最终“飞天”的模拟实验。出舱那天，是2016年6月11日，叶子绿了，夏天来了。邓清明想好好洗个澡，然后吃一块西瓜。
4个月后的10月16日，陈冬成为神舟十一号“飞天”的最终人选，而比他大12岁的邓清明以零点几分之差成为“备份”，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依然记得三年前，执行神舟十号任务时，女儿邓满琪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代职，他则作为任务“备份”乘组成员入住问天阁。由于航天员乘组要在飞行前进行医学隔离，父女二人约定，每天晚饭后，隔着问天阁的围栏见一面。
父亲在围栏里，女儿在围栏外，相距10多米。每次道别时，女儿总是说：“爸爸，你要加油啊！”一次分别后，他从女儿的背影中，感觉到她哭了。他也想哭。
这一次，他还需要等待。
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迎接景海鹏和陈冬的是无数关注的目光，连围观的牧民都为自己能够目睹这一切感到幸运。
而属于邓清明的欢迎队伍只有两个人。从酒泉返回北京的那一天，女儿邓满琪和妻子一起去机场接他。她们在家里备好了一桌饭菜和红酒，带去了鲜花。妻子还特意穿上了红色的衣服，笑容满面。
回到北京的家里，航天员邓清明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水流声盖住了他的哭声。在之后的一些场合，他不断地表示，这是他最接近太空的一次。那一年他50岁，距离1998年入选为航天员，已经过去了18年。
消失的人
这是一个会在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职业，是否能够“飞天”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1997年年底，中国第一批航天员来到北京航天城，在花了一周时间收拾完航天员家属楼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不能和家人一起住在這里。
他们搬去了另一栋神秘的“红房子”，那是航天员公寓。包括邓清明、杨利伟在内的14名航天员都住了进去。他们距离市中心只有20多公里，距离家人只有一个院落的距离，却像隐居一样，与世隔绝。
士兵严密把守，外人不得入内，一周五天都是如此。进出公寓都要拿交钥匙，登记时间，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他们不能在外面吃饭，不能私自外出，即使是集体出行，也必须坐火车，且不能坐同一列火车。
在航天员之外，他们大多还担任了父亲的角色，但总是没办法见证孩子的成长。邓清明的女儿邓满琪小时候喜欢看天，因为只有一直盯着天空看，才可以在飞机经过的时候第一眼看到。在她看来，飞机就是爸爸，爸爸就是飞机。
由于不能暴露身份，对亲属之外的人来说，他们的缺位更像是一种“失踪”。可是一旦成功“飞天”，这些航天员的存在感并不亚于当红的明星。杨利伟是第一个，也是收获最多瞩目的一个。
邓清明从未“飞天”过，当红不是他的烦恼。如果你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他们的名字，会发现已经“飞天”的航天员们的搜索结果是百万级，其中以杨利伟最多：833万个。而邓清明的搜索结果是万级：8.9万个。
2006年，他以微小分差落选神舟六号任务。飞船还在天上的时候，他难得有空参加女儿的家长会。那一天，恰好有记者到学校采访费俊龙、聂海胜的孩子，现场一片热闹。邓满琪也是航天员的孩子，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她。
那个时候，女儿对他哭：“为什么你总是上不了天啊？”他也没办法回答。这是不止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拔，不是B角可以如愿走上舞台的励志故事。他只能挤出一脸笑，宽慰女儿：“还有机会。”
等
对中国的航天员来说，等待是常态，那始于1995年。那年冬天，第一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开始。
那次选拔的规模几乎是空前的。99%的淘汰率，3000多名参与初选的飞行员，为期半年的初选体检，长达两年的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了14个人。邓清明是其中一个。
24年后的今天，当年的14个人中有8个完成了“飞天”，5个停航停训，剩下唯一一个现役且没飞过天的，就是邓清明。
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场未知的等待。任务很多，他们要在四五年内完成八个大类、上百个科目的学习和训练。
训练的辛苦甚至痛苦是常态，它们被描述过很多次了。头低位卧床训练时，他们要连续5天呈负6度卧姿，头低脚高，还要控制饮食进水量、清洁个人卫生。模拟失重训练结束后，他们普遍会轻上四五斤。心理训练要考验他们承受疲劳和寂寞的能力，整整72个小时只能工作不能睡觉。高速离心机把他们的五官挤压到变形，有航天员找到拍下离心机训练镜头的记者，恳请他不要让画面出现在电视上，担心父母看到会受不了。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邓清明身体僵硬，手会抖，想吃饭，夹起的菜能被抖到地上。 休息日没有了，睡眠也要压缩，没有娱乐活动。很多人从进入航天城的那一日起就没出去过，北京和以前一样遥远而陌生。
“神十”任务后不久，邓清明在一次常规体检中查出了肾结石。这是中年人的常见病，结石很小，也不用做什么处理。但航天员不行，一点点微小的结石都可能在失重环境下造成严重后果。邓清明堅持做了两次超声波碎石手术，才把结石彻底处理干净。
邓满琪看着爸爸遭罪，心疼得直掉眼泪。邓清明后来说，为了“飞天”，再大的痛苦他也愿意承受。“已经等了16年，绝不能因为这几块小石头受影响。”
结果，三年后的“神十一”任务，他又成了“备份”。“神十一”发射前一天，最终“飞天”人选确定了，是景海鹏和陈冬。邓清明又一次止步于发射塔前。轮到他发言时，他停顿了一会儿，转过身，面向景海鹏，紧紧地抱住他说：“海鹏，祝贺你。”景海鹏也说了句：“谢谢你。”
整个问天阁大厅寂静无声，许多人流了眼泪。
付出必有回报
2010年，载人空间站工程正式启动，新的航天时代来临。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要求，也需要新一代的航天员：既需要航天驾驶员，又需要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既要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又要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中选拔;既要选拔男性航天员，也要选拔女性航天员。
第二代的7名航天员都有本科学历，在2010年，他们最大的35岁，最小的30岁。第三代航天员尚未选出，而邓清明今年已经53岁了。
希望还是有的。尽管中国首批航天员满50岁就停飞了，但在全球范围内，高龄的宇航员也有先例：约翰·格伦是美国首位环绕地球飞行的宇航员。1998年，“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77岁的格伦又一次参与了太空飞行。
邓清明依然在等。在他的自述里，有关这种等待的感受被叙述得非常平静：“目送自己的战友一次次‘飞天’成功，一次次载誉归来，说心里话，没有失落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别人可以执行任务，而我不行呢？航天员是我的职业，身为一名航天员却没有执行过‘飞天’任务，那不是我的失职吗？我一次次地问自己，但任务计划安排却没有给我太多时间整理负面情绪。”“神十”成功发射后，“备份”乘组的3名航天员马上收拾行李，准备返回北京航天城，为正在飞行的战友做地面支持工作。这时，任务总指挥长经过他们身边，用拳头在3名“备份”航天员肩上轻轻捶了两下，又竖起了大拇指。
2018年，邓清明登上了央视《朗读者》的舞台。在那里，邓清明讲述了他苦等20年却依然没等来“飞天”的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感动。有网友说：“不论如何，在中国航天员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光芒。”同样在2018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以全年发射37次全胜的成绩，让中国成为全球年度航天发射次数最多的国家。航天员们想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未来的路。
（王传生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