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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协调发展直接影响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梦的实现以及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成效。通过对当前农民工流动、就业和生活现状及其流动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农民在大城市市民化存在的困难主要有：农民工在收入、消费能力等方面与城市户籍人口存在较大差距，跨省流动农民工在异地市民化中存在“市民化意愿地”和“能够市民化地”相悖现象。当前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是中、小城市，应采取加快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均衡城镇化、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等措施推动农民市民化。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协调发展；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9.2；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2-0040-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达54.8%，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9%，这意味着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1]。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由于大城市工资待遇较高，就业机会较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他们在大城市务工、生活，但是很难享受到城市市民待遇。目前大量农民工主要生活在大城市的郊区[2]，生活水平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差很远，同时还存在着就业歧视、权益得不到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众多问题，形成了城市中新的二元结构[3]。城市中的广大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很大的失业风险，一旦经济不景气，就会被迫返回家乡。这种城镇化与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的城镇化还存在差距。那么如何更好地推动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协调发展就成了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流入地来看，外出农民工可以粗分为在大城市务工人员和在小城市务工人员。大城市由于基础设施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共服务条件较好、就业机会较多，是很多农民工都向往的定居地方——即农民工愿意市民化的地方。而小城市甚至小城镇则由于经济社会环境较差，文化气息和服务水平较低，有的甚至和自己家乡差不多，只是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并能挣到较多的钱而已，很多在小城镇务工的人员并不愿意在异地小城镇定居——即农民工不愿意市民化的地方。但就接收地来看，大城市、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压力较大，很难再吸收大规模的人口；相比大城市而言，小城镇则更容易市民化。然而，大多数农民工在选择市民化地时首先是大城市，其次回家乡小城镇，最后是异地的小城镇[4]。所以在跨省流动农民工市民问题上，存在市民化地和市民化意愿相悖的现象。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现状及特点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建设的恢复，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但是这个时期的转移是以“非农化”转移或“半农半非”的形式为主，市民化涉及很少。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批农民“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兴起了农民进城转移的高潮。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1997年香港回归后，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吸引了农民进城务工，“离土离乡”农民工增幅首次超过了就地转移农民工的增幅。此后进城农民工逐年增多，成为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的主要形式，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达到了2.71亿人，比2013年增加了501万人。但是随着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缩小，2011—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见图1）。全部农民工中，2014年东部地区比上年增长1.6%，中部地区比上年增长1.6%，西部地区比上年增长3.1%[5]。由于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农民工更倾向于找到合适的就业稳定下来，在家乡务工省去了奔波劳累之苦。
二、农民工流向与大城市市民化存在的困难
（一）2008年金融危机返乡潮，农民工还是过客
农民以“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形式实现了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比例提高，成为城市化的一种主要途径。在农民工聚集地，如长三角、珠三角，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方。但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量上的增加，农民工并未全部、彻底实现自身的城市化。大量農民工分布在郊区，导致郊区城市质量不高，使郊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大量的农民工生活在脏乱差的棚户区或民工聚集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这些地区大量农民工只能返乡就业。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都以返乡作为退路。城里挣钱，农村盖房，也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工仍然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很清楚那里更适合自己。造成这种“半城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流出地缺少就业机会所致。如果外出农民工通过在外打工，积攒了一定的积蓄后，在家乡能找到一份相当的工作，他们逃离在外务工的意愿就会更强，更愿意在家乡过稳定的生活。由于农民工在打工地市民化存在较大困难，就地市民化在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热点问题上日益提上日程。在我们已有的研究中也表明，大量在东南沿海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很少人群留在了打工地生活一辈子，大部分在60岁之前会返回来源地。这些农民工回乡大部分是自己创业，也有一些年龄大的用自己的打工积蓄在家乡小城镇买一套房子，使自己的家人都过上城市生活，在家乡的小城镇圆了自己“城市化”梦。
（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水平低，很难在大城市市民化
经济基础是决定农民能否市民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异地流动农民由于工资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很难在大城市实现市民化梦。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 864元，而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 465元，比农民工收入高出了56%。北京、上海则高达5 826元、5 380元，近乎农民工收入的2倍。从农民工打工地的收入差距来看，虽然大城市农民工收入较中小城镇农民工收入高，但是与当地居民收入相比，大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民工收入差距较大，而小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则较小，收入与消费水平更加接近。在当前大城市中农民工收入与当地消费水平严重脱节的状况下，农民工很难在大城市落脚定居。就房价收入比来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均超出10，这还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来计算的，如果按照农民工收入来计算，则农民工要在大城市购买一套60平米的房子，不吃不喝也要30年。而地级以上小城市房价收入比则相对较低，平均约为6年就能买一套房子，更适合农民工安居乐业。在东、西部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西部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东部挣钱，中、西部买房（大城市挣钱小城镇花）的现象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是就地挣钱，就地买房，就地城镇化。 （三）大城市承载压力加大，人口容纳能力受限[6]
目前我国有2.7亿农民工，在直辖市的占到了10.3%，在省会城市的占到了20.5%。目前大城市人口密度已经很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城市病”，给管理和服务带来很大的困难，供水、供电和交通问题突出。当前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67%的城市严重缺水。一些城市因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下沉。北京周围已经形成了1 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沧州则达到了5万平方公里。天津市区近50年来地面已下沉了3米，同时漏斗还会导致海水倒灌等严重后果。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以接近饱和甚至超载，如果按照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计算，还需要向外转移大约1.2亿劳动力，如果按照一个劳动力携带一个儿童两个老人计算的话，则大城市还要吸纳3.6亿人，相当于再建五个上海市或者五个郑州市才能满足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可见大城市很难全部吸收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适度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将何去何从，急需在小城镇增加就业岗位，推动工业化，进而从小城镇着手，逐步推进中国整体城镇化的进程。
（四）中小城市较大城市市民化更容易
大城市最初新增户籍人口，来自农村户籍的大多是本城市郊区农民和外来技术人才。很多大城市郊区在城市扩建中逐渐纳入了城市规划中，使郊区的农民逐步实现了非农化和市民化（拥有了城市户口，享有城市待遇）。而中小城市户籍迁入人口，大部分是本城镇周边乡村的农村人口，其中很多是在外地打工多年后，有了积蓄，转入了中小城市，子女在中小城市上学读书，而父母在中小城市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可见虽然大城市能吸引较多的外省市劳动力就业，但是并不能很好地推动他们市民化。大多数农民还是要在年老后回乡或者有积蓄后回乡。
从农民市民化过程来看（见图2），农民工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流动到大城市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被城市化了，但是并不能享有大城市市民待遇，反而是由于农民工的增加带来大城市消费、服务业和房屋出租的繁荣。由于住房紧张，大城市开始扩建，新建大量住宅，而能够负担的起昂贵房价的却大多是城市户籍居民，或者是拆迁补偿、征地补偿，或者是高收入的人才居民。农民工只能凭着微薄的工资租赁这些房屋，农民工在为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时，不能公平地享有大城市发展成果。而农民工家乡或中小城市的发展能更多地辐射到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发展、土地流转中更多地分享到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公共设施的完善等社会性福利，更容易在家乡或者中小城市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市民化。
三、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因素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外来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颇多困难，在中小城市市民化是圆农民工“市民化”梦的捷径，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应该如何引导或者宏观调控才能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质量的提高，进而圆农民工的梦想呢？这就需要首先分析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因素是什么，只有找到了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制定出对策。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的主要因素概括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城市化水平、就业条件、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增长极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由于区域城市化水平既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反映，好的教育、好的生活条件和较好的个人发展环境越来越成为很多人流入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将全国农民工流入较多的珠三角（广东）、长三角（上海、浙江、江苏）和京津冀地区作为流入地，流入地流入人口数量（因变量Mi）用其余25个省市流入这三个地区的农民工数量表示。自变量为影响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因素，这里主要选择以下10项指标：人均GDP（E），各省市总人口数除相应的GDP即可得到。地区平均工资水平（W），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省市城镇平均工资数额代替。就业岗位（J），一个地区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往往和地区投资总额相对应，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市场化程度（R），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流动性一般越大，这里用私营企业和个人经营户就业比重来代替。科技创新环境（N），用万人专利申请数来代替。城市化水平（C），这里为了增强可比性，用地区非农化率来表示。教育水平（H），代表了一个地区优质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往往是资本增加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而也就成为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这里用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来代替。经济集聚度（F），反映一个地区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基础，这里用地区经济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来代替。国际贸易（T），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国家贸易额较大的地方，国际化程度较高，相关产业发展越成熟，产业集中和规模优势越明显，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个主要因素。距离（D）代表了劳动者流入地和流入之间的距离，由于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乡土情怀，距离也是影响劳动力流入大城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里用省会城市到流入地的最短铁路里程来代替。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全国流動人口监测数据》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中的相应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Mi=α+β1lnEi+β2lnWi+β3lnJi+β4lnRi+β5lnNi+β6lnCi+β7lnHi+β8lnFi+β9lnTi+β10lnDi+μ
βj，j=1，2，…，10，是对应变量的参数，μ是随机误差项。
将2010—2014年历年流入三个重要地区（Mi）人口的实际数据和自变量数据带入上述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对因变量Mi和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平均工资（相关系数为-0.65）、经济集聚程度（相关系数为-0.59）、就业机会（相关系数为-0.77）、距离（相关系数为-0.81）四个因素与各省市流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农民工数量相关性最大，并且全部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大、流出地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业机会的增多、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各省市流出农民工数量就越少。因此，引导大城市农民工回乡就地城镇化还需要加快农民工流出地经济的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分别以各省市流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为因变量构造三个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参数检验比较理想。具体结果见表1。
从三个模型回归参数来看，距离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流入三个主要地区的农民工，随着流出地与流入地距离的增大，流入人口都出现了减少，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刘易斯、托达罗的“二元结构理论”，即人口迁移流动不仅考虑预期收入还会考虑迁移距离带来的迁移成本。除了不显著的因素外，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流动造成影响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是：迁移距离、市场化程度、地区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国际贸易、教育水平、经济集聚程度、产业非农化水平。不同地区的自变量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能够反映出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这为合理引导和调控大城市人口，推动农民工快速市民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如：增加就业机会、发展教育、调整产业、推进中小城市发展、落后地区改造等措施都对圆一个农民“市民化”梦想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推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建议
（一）以均衡城镇化，推动农民市民化
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很少。从表面上看市民化的任务主要在东部地区，其实不然，因为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包括东部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都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在当前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压力较大、农民收入较低的条件下，推动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主要任务还在中、西部地区。通过投资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将会以较低的市民化成本推动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同时引导异地流动的农民回乡创业（农海归），落户小城镇，也能有效地缓解大城市在提高城市化质量中面临的市民化压力，同时能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好地服务三农。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除了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外，更要注重改善发展环境，创造就业岗位。要强化中小城镇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正如辜胜阻所说，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县城发展为3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万～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万～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则要把县城做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大省份，要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带动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就地市民化。
（二）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就地转移
农民工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刘易斯和托达罗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预期收益差异是乡城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由于发达地区较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全国资本和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2011年全国60%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流动到了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所以要想改变这一人口偏度聚集的状态，需要发挥中央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在产业布局上，要引导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可以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就地解决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节约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动成本。城市化就是农民向非农化转移、农民向城市市民转移的过程，在非农化与市民化不能同步实现的条件下，只有优先推动农民非农化，再逐渐实现市民化，最终达到较高质量的城市化。
（三）以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民增收
只有农民工流出地农民增收了，才能加快农民工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或者吸引外出农民工回乡发展创造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是相依相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的“催化剂”作用，正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才使得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流向二三产业。同时也正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使农业生产得以保证，才使得大量劳动力在二三产业转移得如此顺畅。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规模经营性越强，农业现代化推进越快。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只有两条路，一是增加单位土地上的产出量，二是增加单位农民的耕种面积。在当前土地增收潜力难以满足农民增收的情况下，减少农民，增加单位农民的耕种面积就成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方式。要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培养现代农民，增加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研等项目的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这样才能为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实现市民化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四）以城乡统筹，保障农民工生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农民工是连接城市和农村、农民和工人、农业和工业的主要载体，是加快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和关键因素。要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为回乡创业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可以为回乡农民工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进而为“就地市民化”打下基础。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补助和支持，让生活在农村的居民生活得更好，享受到更多的工业文明，为实现城乡之间的垂直流动打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对已经走出农村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要加大支持和帮助力度，通过专项资金和制度完善、规划引导，使有意愿、有条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尽快留下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父母虽然有的没有进城，但是他们为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他们辛勤劳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生产，今天城市发展取得的成就應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也应该让他们的后代分享一份成果。想办法降低一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加快出台或呼吁建立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一个平台，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尤其是在住房保障方面，合理控制房价虚高，加快保障房建设。
参考文献：
[1]高向东.上海远郊区流动人口聚集研究[J].城市管理，2009，16（2）：105-108.
[2]简新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樊士德，姜德波.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1（2）：27-37.
[4]刘传江.城镇化与城乡可持续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5]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2015-04-29）[2016-03-1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4/t20150429_79782.html.
[6]中国科学技术学会.中国城市承载力及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曹华青
关键词：农民工；市民化；协调发展；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9.2；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2-0040-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达54.8%，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9%，这意味着近2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大量的农民工处于一种“半城市化”状态[1]。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区域发展不平衡引起的。由于大城市工资待遇较高，就业机会较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他们在大城市务工、生活，但是很难享受到城市市民待遇。目前大量农民工主要生活在大城市的郊区[2]，生活水平和城市户籍人口相差很远，同时还存在着就业歧视、权益得不到保障、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众多问题，形成了城市中新的二元结构[3]。城市中的广大农民工群体存在着很大的失业风险，一旦经济不景气，就会被迫返回家乡。这种城镇化与我们所追求的高质量的城镇化还存在差距。那么如何更好地推动农民非农化和市民化协调发展就成了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就流入地来看，外出农民工可以粗分为在大城市务工人员和在小城市务工人员。大城市由于基础设施较完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公共服务条件较好、就业机会较多，是很多农民工都向往的定居地方——即农民工愿意市民化的地方。而小城市甚至小城镇则由于经济社会环境较差，文化气息和服务水平较低，有的甚至和自己家乡差不多，只是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并能挣到较多的钱而已，很多在小城镇务工的人员并不愿意在异地小城镇定居——即农民工不愿意市民化的地方。但就接收地来看，大城市、特大城市由于人口压力较大，很难再吸收大规模的人口；相比大城市而言，小城镇则更容易市民化。然而，大多数农民工在选择市民化地时首先是大城市，其次回家乡小城镇，最后是异地的小城镇[4]。所以在跨省流动农民工市民问题上，存在市民化地和市民化意愿相悖的现象。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现状及特点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建设的恢复，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就地转移为主，但是这个时期的转移是以“非农化”转移或“半农半非”的形式为主，市民化涉及很少。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批农民“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兴起了农民进城转移的高潮。此后，外出打工农民越来越多，1997年香港回归后，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吸引了农民进城务工，“离土离乡”农民工增幅首次超过了就地转移农民工的增幅。此后进城农民工逐年增多，成为农民实现非农化转移的主要形式，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途径。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达到了2.71亿人，比2013年增加了501万人。但是随着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的缩小，2011—2014年，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见图1）。全部农民工中，2014年东部地区比上年增长1.6%，中部地区比上年增长1.6%，西部地区比上年增长3.1%[5]。由于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农民工更倾向于找到合适的就业稳定下来，在家乡务工省去了奔波劳累之苦。
二、农民工流向与大城市市民化存在的困难
（一）2008年金融危机返乡潮，农民工还是过客
农民以“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种形式实现了劳动力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比例提高，成为城市化的一种主要途径。在农民工聚集地，如长三角、珠三角，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方。但是这些地区的城市化主要是量上的增加，农民工并未全部、彻底实现自身的城市化。大量農民工分布在郊区，导致郊区城市质量不高，使郊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大量的农民工生活在脏乱差的棚户区或民工聚集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几千万农民工失业，这些地区大量农民工只能返乡就业。无论是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一代农民工都以返乡作为退路。城里挣钱，农村盖房，也说明了这一点，农民工仍然把家乡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很清楚那里更适合自己。造成这种“半城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流出地缺少就业机会所致。如果外出农民工通过在外打工，积攒了一定的积蓄后，在家乡能找到一份相当的工作，他们逃离在外务工的意愿就会更强，更愿意在家乡过稳定的生活。由于农民工在打工地市民化存在较大困难，就地市民化在农民工市民化这一热点问题上日益提上日程。在我们已有的研究中也表明，大量在东南沿海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很少人群留在了打工地生活一辈子，大部分在60岁之前会返回来源地。这些农民工回乡大部分是自己创业，也有一些年龄大的用自己的打工积蓄在家乡小城镇买一套房子，使自己的家人都过上城市生活，在家乡的小城镇圆了自己“城市化”梦。
（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水平低，很难在大城市市民化
经济基础是决定农民能否市民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异地流动农民由于工资水平低，经济基础薄弱，很难在大城市实现市民化梦。2014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 864元，而全国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 465元，比农民工收入高出了56%。北京、上海则高达5 826元、5 380元，近乎农民工收入的2倍。从农民工打工地的收入差距来看，虽然大城市农民工收入较中小城镇农民工收入高，但是与当地居民收入相比，大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民工收入差距较大，而小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民工收入差距则较小，收入与消费水平更加接近。在当前大城市中农民工收入与当地消费水平严重脱节的状况下，农民工很难在大城市落脚定居。就房价收入比来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均超出10，这还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来计算的，如果按照农民工收入来计算，则农民工要在大城市购买一套60平米的房子，不吃不喝也要30年。而地级以上小城市房价收入比则相对较低，平均约为6年就能买一套房子，更适合农民工安居乐业。在东、西部收入差距缩小的情况下，中西部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东部挣钱，中、西部买房（大城市挣钱小城镇花）的现象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是就地挣钱，就地买房，就地城镇化。 （三）大城市承载压力加大，人口容纳能力受限[6]
目前我国有2.7亿农民工，在直辖市的占到了10.3%，在省会城市的占到了20.5%。目前大城市人口密度已经很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城市病”，给管理和服务带来很大的困难，供水、供电和交通问题突出。当前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67%的城市严重缺水。一些城市因超采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下沉。北京周围已经形成了1 000平方公里的漏斗区，沧州则达到了5万平方公里。天津市区近50年来地面已下沉了3米，同时漏斗还会导致海水倒灌等严重后果。大城市人口承载力以接近饱和甚至超载，如果按照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计算，还需要向外转移大约1.2亿劳动力，如果按照一个劳动力携带一个儿童两个老人计算的话，则大城市还要吸纳3.6亿人，相当于再建五个上海市或者五个郑州市才能满足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可见大城市很难全部吸收如此规模巨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适度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将何去何从，急需在小城镇增加就业岗位，推动工业化，进而从小城镇着手，逐步推进中国整体城镇化的进程。
（四）中小城市较大城市市民化更容易
大城市最初新增户籍人口，来自农村户籍的大多是本城市郊区农民和外来技术人才。很多大城市郊区在城市扩建中逐渐纳入了城市规划中，使郊区的农民逐步实现了非农化和市民化（拥有了城市户口，享有城市待遇）。而中小城市户籍迁入人口，大部分是本城镇周边乡村的农村人口，其中很多是在外地打工多年后，有了积蓄，转入了中小城市，子女在中小城市上学读书，而父母在中小城市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可见虽然大城市能吸引较多的外省市劳动力就业，但是并不能很好地推动他们市民化。大多数农民还是要在年老后回乡或者有积蓄后回乡。
从农民市民化过程来看（见图2），农民工以生产要素的形式流动到大城市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被城市化了，但是并不能享有大城市市民待遇，反而是由于农民工的增加带来大城市消费、服务业和房屋出租的繁荣。由于住房紧张，大城市开始扩建，新建大量住宅，而能够负担的起昂贵房价的却大多是城市户籍居民，或者是拆迁补偿、征地补偿，或者是高收入的人才居民。农民工只能凭着微薄的工资租赁这些房屋，农民工在为大城市发展做出贡献时，不能公平地享有大城市发展成果。而农民工家乡或中小城市的发展能更多地辐射到他们，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发展、土地流转中更多地分享到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就业机会的增加、公共设施的完善等社会性福利，更容易在家乡或者中小城市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市民化。
三、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因素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城市外来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颇多困难，在中小城市市民化是圆农民工“市民化”梦的捷径，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应该如何引导或者宏观调控才能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质量的提高，进而圆农民工的梦想呢？这就需要首先分析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因素是什么，只有找到了影响因素，才能更好地制定出对策。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的主要因素概括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城市化水平、就业条件、市场化程度、科技创新能力、产业集聚程度、区域增长极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由于区域城市化水平既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反映，好的教育、好的生活条件和较好的个人发展环境越来越成为很多人流入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将全国农民工流入较多的珠三角（广东）、长三角（上海、浙江、江苏）和京津冀地区作为流入地，流入地流入人口数量（因变量Mi）用其余25个省市流入这三个地区的农民工数量表示。自变量为影响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因素，这里主要选择以下10项指标：人均GDP（E），各省市总人口数除相应的GDP即可得到。地区平均工资水平（W），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省市城镇平均工资数额代替。就业岗位（J），一个地区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往往和地区投资总额相对应，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市场化程度（R），反映劳动力市场的活跃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流动性一般越大，这里用私营企业和个人经营户就业比重来代替。科技创新环境（N），用万人专利申请数来代替。城市化水平（C），这里为了增强可比性，用地区非农化率来表示。教育水平（H），代表了一个地区优质劳动力资源的素质水平，往往是资本增加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进而也就成为劳动力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这里用就业人口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来代替。经济集聚度（F），反映一个地区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基础，这里用地区经济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比重来代替。国际贸易（T），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国家贸易额较大的地方，国际化程度较高，相关产业发展越成熟，产业集中和规模优势越明显，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个主要因素。距离（D）代表了劳动者流入地和流入之间的距离，由于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乡土情怀，距离也是影响劳动力流入大城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里用省会城市到流入地的最短铁路里程来代替。采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全国流動人口监测数据》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4》中的相应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Mi=α+β1lnEi+β2lnWi+β3lnJi+β4lnRi+β5lnNi+β6lnCi+β7lnHi+β8lnFi+β9lnTi+β10lnDi+μ
βj，j=1，2，…，10，是对应变量的参数，μ是随机误差项。
将2010—2014年历年流入三个重要地区（Mi）人口的实际数据和自变量数据带入上述模型进行检验。首先对因变量Mi和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平均工资（相关系数为-0.65）、经济集聚程度（相关系数为-0.59）、就业机会（相关系数为-0.77）、距离（相关系数为-0.81）四个因素与各省市流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农民工数量相关性最大，并且全部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流动距离的增大、流出地工资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加、就业机会的增多、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各省市流出农民工数量就越少。因此，引导大城市农民工回乡就地城镇化还需要加快农民工流出地经济的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分别以各省市流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为因变量构造三个模型，进行回归检验，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参数检验比较理想。具体结果见表1。
从三个模型回归参数来看，距离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大城市的一个重要因素，流入三个主要地区的农民工，随着流出地与流入地距离的增大，流入人口都出现了减少，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刘易斯、托达罗的“二元结构理论”，即人口迁移流动不仅考虑预期收入还会考虑迁移距离带来的迁移成本。除了不显著的因素外，可以看出对农民工流动造成影响的因素从大到小依次是：迁移距离、市场化程度、地区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国际贸易、教育水平、经济集聚程度、产业非农化水平。不同地区的自变量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都能够反映出影响农民工向大城市流动的主要因素。这为合理引导和调控大城市人口，推动农民工快速市民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参考，如：增加就业机会、发展教育、调整产业、推进中小城市发展、落后地区改造等措施都对圆一个农民“市民化”梦想起到积极的作用。
四、推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建议
（一）以均衡城镇化，推动农民市民化
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很少。从表面上看市民化的任务主要在东部地区，其实不然，因为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包括东部大城市中的农民工也都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在当前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压力较大、农民收入较低的条件下，推动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主要任务还在中、西部地区。通过投资倾斜，加快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将会以较低的市民化成本推动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同时引导异地流动的农民回乡创业（农海归），落户小城镇，也能有效地缓解大城市在提高城市化质量中面临的市民化压力，同时能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更好地服务三农。
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除了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外，更要注重改善发展环境，创造就业岗位。要强化中小城镇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推进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和网络化发展。积极挖掘现有中小城市发展潜力，优先发展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中小城市。正如辜胜阻所说，依托县城推进农村城镇化，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县，把县城发展为30万～50万人的中等城市；在50万～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万～30万人的中小城市；在5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则要把县城做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大省份，要通过发展小城镇来带动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就地市民化。
（二）以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就地转移
农民工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刘易斯和托达罗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预期收益差异是乡城劳动力流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由于发达地区较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全国资本和劳动力向大城市集聚，2011年全国60%以上的外出农民工流动到了东部地区。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和滞后性，所以要想改变这一人口偏度聚集的状态，需要发挥中央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推动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在产业布局上，要引导东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不仅可以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可以就地解决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节约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动成本。城市化就是农民向非农化转移、农民向城市市民转移的过程，在非农化与市民化不能同步实现的条件下，只有优先推动农民非农化，再逐渐实现市民化，最终达到较高质量的城市化。
（三）以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民增收
只有农民工流出地农民增收了，才能加快农民工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或者吸引外出农民工回乡发展创造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现代化是相依相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的“催化剂”作用，正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才使得农村中大量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流向二三产业。同时也正是由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使农业生产得以保证，才使得大量劳动力在二三产业转移得如此顺畅。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也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规模经营性越强，农业现代化推进越快。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只有两条路，一是增加单位土地上的产出量，二是增加单位农民的耕种面积。在当前土地增收潜力难以满足农民增收的情况下，减少农民，增加单位农民的耕种面积就成了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方式。要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培养现代农民，增加农业科技含量，不断推进农产品深加工、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研等项目的建设，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这样才能为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实现市民化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
（四）以城乡统筹，保障农民工生活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工促农”“城市反哺农村”的阶段，农民工是连接城市和农村、农民和工人、农业和工业的主要载体，是加快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和关键因素。要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为回乡创业农民工创造良好的环境，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也可以为回乡农民工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网，进而为“就地市民化”打下基础。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的补助和支持，让生活在农村的居民生活得更好，享受到更多的工业文明，为实现城乡之间的垂直流动打下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对已经走出农村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要加大支持和帮助力度，通过专项资金和制度完善、规划引导，使有意愿、有条件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尽快留下来，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农民工的父母虽然有的没有进城，但是他们为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他们辛勤劳动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料生产，今天城市发展取得的成就應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也应该让他们的后代分享一份成果。想办法降低一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加快出台或呼吁建立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一个平台，其中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尤其是在住房保障方面，合理控制房价虚高，加快保障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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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