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语言、风格、旨趣迥异的三篇小说放在一起谈论，只是因为他们发表于同一期。有趣的是，这三篇小说却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日常”的某种面相。记录“日常”从来不只是小说的专属，然而如何描述“日常”却一直是对作家功力的基本考验。这三篇小说的作者都很年轻，而近年关于“青年写作”的讨论亦充满了种种期许。但是，写作终究首先与技艺相关，而这技艺又与打磨日常种种的匠心和手艺有关。所以，与讨论的具体的作品相比，那些与年龄相关的期许倒显得异常空洞。
　　惠子的《红灯停》是一篇结构精巧的小说。小说的开篇即点出这是一个“旧爱重逢”的城市故事。常见的世情，也就意味着叙事上的陷阱，即俗套。作者却通过对日常的“场景”和“行为”进行巧妙利用，绕开了“重逢的故事”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倦。红灯停、绿灯行，驾驶车辆的停与等，私家车空间内的抽烟、喝水，在这些日常的场景和行为的更替间隙中，交织的是话题、氛围、情绪、节奏的停顿、延伸和转换。换而言之，两人分手后各自的生活经历和现状、对话时的心理波动乃至各自长辈的情感经历，在这些日常“场景”和“行为”自然切换中，反倒呈现出起承转合的层次感，具有了故事性和可读性。这之中便产生了“反讽”的审美张力：一方面，与婚姻、情感相关的聚散离合是俗世中反复上演的庸常表演，与年龄、代际无关，是人间烟火的底色之一，难以引发被聆听的兴趣；另一方面，这庸常被不易觉得的日常场景和行为所“形式化”之后，却又成为被审视的美学对象。值得一提的是，结尾处那个云淡风轻的告别，自然、平淡却极具形式的力量。要知道，从“旧爱重逢”到“破镜重圆”是极其庸俗却又异常强大的审美期待和叙事惯性，在叙事尽头的自然停止，如同目的地到达后轻轻地刹车，其实是意义的及时止损，避免了小说被皆大欢喜的结局拉入拙劣之作的可能。倘若惠子再次面临类似的题材，不妨在叙事腔调上多些变化，要么下沉一些，要么超脱一些。波澜不惊固然是种气质，但是小說的气息需要流动起来，或者说，奔腾、动荡一些可能会更动人。
　　朱敬怡的《平街的短暂时光》把我们的目光从关于未来的忧虑拉回了关于日常苦难的聚焦。这篇小说有着艰难时世的精神内核，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黑户”孩子四处迁徙的故事。坦率地说，这样的故事很容易陷入关于生活苦难的宣泄。我无意反对关于苦难的书写，只是近些年一些青年作家热衷于苦难的编造和渲染，对读者进行道德绑架。与其说他们关心苦难及其涉及的复杂现实，倒不如说他们在将苦难传奇化、戏剧化，以消费苦难的方式换取自身的社会声誉和诗性正义，空洞而伪善。然而朱敬怡显得极其克制，她的叙事聚焦于家庭内部的温情和坚守，而苦难只是作为淡淡的氛围环绕于这个故事。由此，生活的困苦具有了层次感和感染力，而非仅仅是血淋淋的伤口展示。事实上，陈叔叔与母亲的这条叙事线索还可以处理得更为丰满一些，很多时候，日常之中的暧昧和混沌反倒可以成就直击人心的力量。
　　石梓元的《变形》则涉及日常生活中亲情和伦理关系。这是一个因拆迁房而引发亲情关系“变形”的故事。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亦采用了某些“变形”的手法。童年视角使得部分稍显魔幻的叙事得以成立，使得这个拆迁纠纷的老故事有了几分惊悚的气息，这倒是契合我们有些时候关于亲情、伦理变得面目狰狞时的想象。倘若“变形”作为艺术手法并没有使对象变得多义或复杂，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故事的复杂性与形式呈现之间的平衡点上有所失焦。
　　责任编辑：张元
　　方岩，《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辽宁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