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相信现在的外滩还有棚户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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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个深邃的夜色里,如果车行沿延安路高架西向东横穿上海腹地,尽头处便是一个让你吃惊的漂亮圆弧——方向盘一转,彩灯映照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霎时铺展在眼前,比照片上气势更恢弘、色彩更亮丽。这些老建筑站立在中山东一路的西侧,彩灯照不到的墙面,是庄严肃穆的灰色,以及沧海桑田的粗粝。从路的东侧看过来,它们散发着童话般的浪漫气息,防汛墙边摩肩接踵的游人纷纷将其作为背景,留下“到此一游”的纪念。
  在大多数来到外滩的人们眼里,外滩的功能似乎也仅止于此。很少有人真正走近它、体验它、触摸它、感受它——而这,却正是外滩的规划者们迫切想要改变的一点。不知不觉,一个更开放、更广阔、更现代、更能诉说上海城市文化的新外滩,正在逐步成型。
  
  理由
  
  晚上九点左右,外滩15号的一家内衣店结束了营业,店员“哗”的一声拉上卷帘门,也把店堂里那些“大清仓”、“一次处理’的红色大字关在了夜色里。
  “堂堂的外滩竟然在卖廉价的内衣裤”,这曾是令美籍华人律师、今日沪申画廊的缔造者李景汉惊讶不已的场景。不过,一个月后这一切就将成为历史。
  参与外滩改造计划审定工作的同济大学城市与规划学院教授王伟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该地块将于9月底完成拆迁,并于年底开工建设“上海公共信息服务中心”,届时,一个类似于国外大城市“information centet”的服务机构将全新亮相,为游客和市民提供有关旅游、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信息。
  “之所以选择外滩,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考虑到如今外滩对于上海的特殊意义。”王伟强说。
  “按照传统的讲法,外滩的实际区域是指今方浜路到苏州河边的黄浦江岸。人们说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而外滩是近代上海的雏形。长久以来,外滩都是上海的核心区域。”上海历史文化专家、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薛理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它是租界最早的发源地,以后长期以来也是租界最核心的地方。”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上海开埠前,黄浦滩一带人烟稀少,浜河纵横,是芦苇丛生的荒滩。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者对“利于贸易运输,有发展余地”的黄浦滩十分垂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英方即擅自规定吴淞江(苏州河)口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的1168米黄浦江面为洋船停泊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国领事巴富尔经同上海道台宫慕久商定《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议定黄浦江以西,洋泾浜以北,李家场(厂、店)今北京东路以南地区为英人居留地,“租给英商建屋居住”。次年议定以界路(今河南中路)为西界,占地830亩,租界开始形成。
  “1849年后,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自此至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西方列强以他们的方式经营、管理、建设租界,外滩就成了租界最早建设和最繁华之地。早期的外滩是一个对外贸易的中心,洋行林立,贸易繁荣,19世纪后期开始,许多外资和华资银行在外滩建立,这里成了上海的金融街,又有‘东方华尔街’之称。”薛理勇说。
  这条“东方华尔街”,是当时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象征。王伟强说,在日本看东京、横滨、大阪那些同一时代的建筑,同样是西化运动、西方投资的产物,但比起外滩,在建筑的体量上要小得多了。
  “那时就会理解为什么说上海是30年代亚洲最好的城市。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城市、金融中心,这是名不虚传的。”
  “外滩的金融和商业,操纵了整个上海的市场。一直到1949年租界结束为止,外滩始终占据了上海金融和商贸的核心位置。”薛理勇说。
  另一方面,外滩的建筑风格也是独树一帜。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南楼北楼、友邦保险大楼等52幢哥特式、罗马式、古典式、巴洛克式、文艺复兴式、中西合璧式等风格迥异的大厦,在黄浦江西岸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天际线。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用王伟强的话说,虽然是在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下造就的风格不一的建筑形态,但色调统一,形态和谐。上海这朵在历史辛酸中开放的妖艳之花,也在畸形的繁华中养成了特殊的眼界、气度与个性,而上海的个性,在外滩的景致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隐衷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虽然“东方华尔街”已成为过去,但外滩仍旧是海派文化的代表,“大上海”的象征。40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记得上海出产的老式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以及花体字的“上海”。外滩,是当时许多人对于上海最深刻的第一印象。
  说起1981年第一次游览外滩的情景,王伟强却用了这样的形容词:“很壮观,但是很封闭。”
  “当时去广东出差,花园酒店可以随便进去孵空调,而在上海,五星级酒店是不对国人开放的。如果酒店都不可以进去,当时更不要谈外滩这样被政府职能部门占着的地方了。”王伟强说。
  薛理勇则一语道破:“外滩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建筑风景。”确实,在外滩雄伟、雅致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些难以言说的苦衷。
  “解放后,国外的银行基本都迁走了。到1956年以后,外滩只存在两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上海分部,以及中国银行的总部。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其他银行,因为不太注意金融对国民经济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外滩当然不能再称作是金融区了。以前的商行都改作办公用楼,作为公司机关所在地,比如外滩三号——也就是原来的四号,是民用设计院所在地,五到八号是航运机关所在地,十五号是中国航空公司所在地,其他都是政府下属的机构,比如建设单位、企业管理单位等。那个时候,外滩的建筑功能和以前完全不同。除了房子保留了下来,其他功能都不一样了。甚至有一部分还作为民居,被居民所占用,像当时的七到九号就是这样。总之,那时的外滩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薛理勇说。
  沪上作家陈丹燕曾经这样描写当时作了民居的外滩:“带着些巴洛克式华丽的窗子,现在挂满了晾干的衣物,旁边吊着一小包包裹,也许是浙江人家的风干咸肉,或者是宁波人家的咸鱼,窗台上搭出一些竹竿和衣架,原来那里是洋行的办公楼,不合适做住宅,没有上海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阳台,于是,这个窗子就成了阳台,好似一个人切除了胆囊后,胆管就慢慢代谢成为另一个胆囊。”
  “我们,现在正在改造的外滩15号,里面甚至还有棚户区,住着几十户人家,用的是公用马桶——你能相信现在的外滩还有棚户区吗?”王伟强笑道。
  199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推出《外滩房地产置换办法》,动员中外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置换办法进驻外滩,恢复外 滩金融街的特色。“但这些楼仍然属于部门企业所有,是半开放的。”王伟强说。
  不过,对于外滩的功能定位,有一点是王伟强和薛理勇共同提及的,那就是今日的外滩其实已不再具备成为“东方华尔街”的硬件条件。
  “政府可能希望外滩能够成为和浦东陆家嘴呼应的一个CBD城市形态,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在发展的条件上有很大差异。浦东的新建筑设施好、面积宽敞,各方面的标准都比较高,而浦西的房子毕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很难满足时代的要求。不管是空调、消防、局域网信息建设,还是停车,都有局限性。可以说,在建设金融一条街的时候,外滩是先天不足于陆家嘴的。但回过头来,外滩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感和人文气息,富于怀旧的情怀。这些优势,应该通过别的方式体现出来。”王伟强说。
  
  变脸
  
  外滩的“变脸”,始于2004年。是年春,外滩三号全新亮相:一楼的GiorgioArmani旗舰店,二楼的“三”服装精选店、依云水疗、男人理容“三”专门店,四楼的Jean Georges法餐厅、五楼的黄浦会、六楼的陆唯轩(Laris)餐厅、七楼的新视角餐厅酒廊,以及作为外滩3号核心的沪申画廊,集合了时装、餐饮、休闲、艺术的顶尖元素,共同组成了城市时尚新地标,半年之后,外滩十八号开门迎客,Cartier、Boucheron、Younik、Gabbiani Glass等精品专卖店,Zegna企业总部,高档中餐馆“滩外楼”,以及中国首家由米其林三星级主厨开设的法餐厅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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