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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变化毕竟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中，才能发现新的技术、新的角度、新的风格去表达和展现，才能发现艺术创作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4月30日，“罗马与巴洛克艺术”主题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览意在展现17世纪罗马的整体艺术风貌特别是罗马巴洛克艺术的独特魅力。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安详、宁静与沉思，进入展厅，观众便能感受到巴洛克艺术色彩张扬且富有变化，充满了激情、夸张和浪漫。
在艺术史中，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在16世纪走到了它的尽头。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过渡的时代，数代艺术家试图在文艺复兴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最后，由卡拉奇兄弟（Carracci brothers ）创立的波伦亚美术学院逐渐受到了重视。而卡拉奇兄弟，尤其是阿尼巴·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17世纪西方艺术的全新进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就能看到阿尼巴·卡拉奇的作品——《青年男子肖像》。艺术家采用了一个普通男青年的头微微侧向右下方的镜头作为构图，以纯熟的绘画技巧和强烈的光影对比对人物面部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刻画，并且捕捉到人物轻松而愉悦的心情。这幅作品具有16世纪末肖像画的典型特点，线条简洁明快、配色适度。
看到这张作品，观者或许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张比较写实的肖像画，没有“很特别”。其实，卡拉奇所追求的东西自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卡拉奇最标新立异之处恰恰是他毫不标新立异。前几代样式主义画家急切地盼望与先辈大师“不同”，但卡拉奇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一意追溯文艺复兴盛期的传统，力图兼具“佛罗伦萨的素描，威尼斯的色彩”，希望融汇米开朗琪罗的雄壮和拉斐尔的柔婉。他作品里坚实的结构、和谐的美感以及逼真可信的形象无不习自文艺复兴的“传统”。与样式主义者一味求新求怪、炫人眼目的画面比较，卡拉奇坚持把他的作品画得十分“普通”，但同时也是因为这种“普通”让他可以脱颖而出。
正当卡拉奇及其弟子们郑重其事地重铸“文艺复兴传统”之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dettoil da Caravaggio）则大胆地以一种更具魄力的手段为这一传统注入独特的活力。与同样掌握了文艺复兴绘画那一整套卓越的写实主义技巧的卡拉奇追求的人物形象优美娴静，画面富有诗意不同，卡拉瓦乔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嘲弄虔诚的完美主义理想。
卡拉瓦乔的参展作品《施洗约翰》，描绘了青年施洗约翰的近景。这幅作品构图复杂，采用了大面积聚光和强烈的明暗对比画法。除了精湛的绘画技巧外，作品在形式上显得更为自然，更注重对自然真实的关注，作品中的人物也明显呈现出宗教题材世俗化的特点。
除了《施洗约翰》，卡拉瓦乔还常常在其他作品中将基督教及其门徒都塑造成贫苦农民和匠人的形象，表现出彻底的“写实主义”。在蔓延整个世纪的宗教运动余波未绝，广大民众的思想仍蒙昧之时，卡拉瓦乔的做法是非常勇敢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卡拉瓦乔艺术的出现，促使了绘画中一种新的“写实主义”标准的确立。这种写实主义的卓越之处绝非仅仅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些来自现实生活下层的、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的形象。事实上，以往许多风俗画家曾经比卡拉瓦乔更加热衷于表现农民的朴实和粗俗，但他们的作品从未取得过卡拉瓦乔那种雄健有力的效果。
到了17世纪，巴洛克艺术成为了欧洲广为流行的艺术风格。罗马作为巴洛克艺术的发源地，再次成为17世纪意大利和欧洲的艺术中心。
巴洛克时期，也是舞台艺术开始盛行的年代，所以，不少人物的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戏剧人物的特性。皮埃·弗朗西斯科·莫拉（Pierre Francisco Mora）的《奏乐的荷马：听觉寓意图》，表现了主人公在拉琴的过程中，他微微闭起双眼，面目的明暗对比强烈，突出了表情的投入，仿若入定的沉醉；而旁边听琴男孩儿的认真与仰慕也一眼可得，这种带有舞台式夸张的人物表现手法，也将巴洛克的浮夸风蕴含其中。
展览中，相似题材的还有《弹鲁特琴的圣切奇莉亚》，这幅作品出自著名的阿尔米斯蒂娅·简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之手，她也是此次参展的唯一一位女画家。巴洛克艺术激情部分重要的来源就是文学、戏剧、音乐等不同领域的元素，这件以弹奏乐器为主题的作品就展示了人物通过音乐与神进行的一场对话，用暗色的背景将人物形象置于视觉中央，显得自然宁静。画面中丰腴的美人、奢华的服饰和明净的光线都带有自然主义风格的表现力度。
简蒂莱斯基是17世纪意大利极有天赋的女艺术家，在西方女性文艺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青年时代颇为坎坷，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那个时代的性别偏见，成为瓦萨里绘画学院的第一位女性成员，成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女性艺术家。简蒂莱斯基的作品几乎都是宗教题材，却隐晦地表现了自己的自由意识。在描绘女性的作品中，确实可见她对女性自然美的准确拿捏，即便有的人物表情略显“呆滞”也无伤大雅，这是巴洛克时期宗教意味属性造就的，具有时代特征。
巴洛克艺术常常为教会服务，被宗教利用。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教堂壁画的样稿。其中就有一件由巴贝利尼宫国立古代艺术馆珍藏的《乌尔班八世的颂赞》（样稿），作品出自巴洛克鼎盛时期的奠基人之一彼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之手。
位于巴贝里尼宫的天顶壁画《乌尔班八世的颂赞》，画面整体宏伟壮丽，线条繁复，具有极强的动感，色彩丰富绚烂，运动中的人物显得奢华炫目。该壁画的主题是颂赞乌尔班八世和巴贝利尼家族的荣光画家以一种几近描绘神话的方式写就世俗贵族的故事，色彩的表现和对于人物的想象都达到了无界的状态。样稿不仅尺幅较大，而且几乎与原作一样精致。这幅天顶壁画在创作之后成为巴洛克艺术的象征。随着以罗马为中心的宗教传播，整个欧洲的皇宫和大厅几乎无一例外地模仿这种天顶画，将想象的宏大和繁复的奢华集于一身。
巴洛克这种风格在当时不仅被广泛地运用到绘画和建筑上，同时也被运用到雕塑上。济安·劳伦佐·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这位艺术巨匠，就是将巴洛克雕塑诠释到极致的最佳代表。
贝尼尼曾为教皇、罗马贵族家庭以及法国宫廷效力，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作品都留存在了罗马。贝尼尼对大理石有着非凡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及其它材料上雕凿出皮肤、布匹、乃至发丝，给人一种以假乱真的视觉体验，他的雕塑作品成为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之作。
展览中的大理石雕塑《救世主半身像》代表了贝尼尼的雕塑风格。作品中的救世主神情泰然、满怀慈悲，扭向一边的头部和做出祈祷姿势的手扩大了视觉空间，流畅自然的卷发垂落在肩上为人物增加了庄重感，多重雕琢的衣袍让脸部显得更加明亮，其皮肤也给人以细腻透亮的感觉。
“罗马与巴洛克艺术”主题览不禁让人回想起巴洛克曾因它的奢华、炫丽而被认为是对文艺复兴风格的贬低。或许，很多时候新的变化包括追寻新的艺术风格都不能很快获得认同。但新的变化毕竟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中，才能发现新的技术、新的角度、新的风格，才能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和展现，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于是，站在历史的维度重新审视巴洛克，它最终还是获得了肯定。因为它给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美”。
4月30日，“罗马与巴洛克艺术”主题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该展览意在展现17世纪罗马的整体艺术风貌特别是罗马巴洛克艺术的独特魅力。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安详、宁静与沉思，进入展厅，观众便能感受到巴洛克艺术色彩张扬且富有变化，充满了激情、夸张和浪漫。
在艺术史中，辉煌的“文艺复兴”时代在16世纪走到了它的尽头。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过渡的时代，数代艺术家试图在文艺复兴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最后，由卡拉奇兄弟（Carracci brothers ）创立的波伦亚美术学院逐渐受到了重视。而卡拉奇兄弟，尤其是阿尼巴·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出色的组织能力，为17世纪西方艺术的全新进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这次展览中，我们就能看到阿尼巴·卡拉奇的作品——《青年男子肖像》。艺术家采用了一个普通男青年的头微微侧向右下方的镜头作为构图，以纯熟的绘画技巧和强烈的光影对比对人物面部进行了细致而生动的刻画，并且捕捉到人物轻松而愉悦的心情。这幅作品具有16世纪末肖像画的典型特点，线条简洁明快、配色适度。
看到这张作品，观者或许会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张比较写实的肖像画，没有“很特别”。其实，卡拉奇所追求的东西自有其“独到之处”。事实上，卡拉奇最标新立异之处恰恰是他毫不标新立异。前几代样式主义画家急切地盼望与先辈大师“不同”，但卡拉奇似乎一点也不着急。他一意追溯文艺复兴盛期的传统，力图兼具“佛罗伦萨的素描，威尼斯的色彩”，希望融汇米开朗琪罗的雄壮和拉斐尔的柔婉。他作品里坚实的结构、和谐的美感以及逼真可信的形象无不习自文艺复兴的“传统”。与样式主义者一味求新求怪、炫人眼目的画面比较，卡拉奇坚持把他的作品画得十分“普通”，但同时也是因为这种“普通”让他可以脱颖而出。
正当卡拉奇及其弟子们郑重其事地重铸“文艺复兴传统”之时，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dettoil da Caravaggio）则大胆地以一种更具魄力的手段为这一传统注入独特的活力。与同样掌握了文艺复兴绘画那一整套卓越的写实主义技巧的卡拉奇追求的人物形象优美娴静，画面富有诗意不同，卡拉瓦乔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嘲弄虔诚的完美主义理想。
卡拉瓦乔的参展作品《施洗约翰》，描绘了青年施洗约翰的近景。这幅作品构图复杂，采用了大面积聚光和强烈的明暗对比画法。除了精湛的绘画技巧外，作品在形式上显得更为自然，更注重对自然真实的关注，作品中的人物也明显呈现出宗教题材世俗化的特点。
除了《施洗约翰》，卡拉瓦乔还常常在其他作品中将基督教及其门徒都塑造成贫苦农民和匠人的形象，表现出彻底的“写实主义”。在蔓延整个世纪的宗教运动余波未绝，广大民众的思想仍蒙昧之时，卡拉瓦乔的做法是非常勇敢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卡拉瓦乔艺术的出现，促使了绘画中一种新的“写实主义”标准的确立。这种写实主义的卓越之处绝非仅仅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些来自现实生活下层的、与理想主义格格不入的形象。事实上，以往许多风俗画家曾经比卡拉瓦乔更加热衷于表现农民的朴实和粗俗，但他们的作品从未取得过卡拉瓦乔那种雄健有力的效果。
到了17世纪，巴洛克艺术成为了欧洲广为流行的艺术风格。罗马作为巴洛克艺术的发源地，再次成为17世纪意大利和欧洲的艺术中心。
巴洛克时期，也是舞台艺术开始盛行的年代，所以，不少人物的创作都带有明显的戏剧人物的特性。皮埃·弗朗西斯科·莫拉（Pierre Francisco Mora）的《奏乐的荷马：听觉寓意图》，表现了主人公在拉琴的过程中，他微微闭起双眼，面目的明暗对比强烈，突出了表情的投入，仿若入定的沉醉；而旁边听琴男孩儿的认真与仰慕也一眼可得，这种带有舞台式夸张的人物表现手法，也将巴洛克的浮夸风蕴含其中。
展览中，相似题材的还有《弹鲁特琴的圣切奇莉亚》，这幅作品出自著名的阿尔米斯蒂娅·简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之手，她也是此次参展的唯一一位女画家。巴洛克艺术激情部分重要的来源就是文学、戏剧、音乐等不同领域的元素，这件以弹奏乐器为主题的作品就展示了人物通过音乐与神进行的一场对话，用暗色的背景将人物形象置于视觉中央，显得自然宁静。画面中丰腴的美人、奢华的服饰和明净的光线都带有自然主义风格的表现力度。
简蒂莱斯基是17世纪意大利极有天赋的女艺术家，在西方女性文艺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的青年时代颇为坎坷，但她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那个时代的性别偏见，成为瓦萨里绘画学院的第一位女性成员，成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女性艺术家。简蒂莱斯基的作品几乎都是宗教题材，却隐晦地表现了自己的自由意识。在描绘女性的作品中，确实可见她对女性自然美的准确拿捏，即便有的人物表情略显“呆滞”也无伤大雅，这是巴洛克时期宗教意味属性造就的，具有时代特征。
巴洛克艺术常常为教会服务，被宗教利用。在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著名教堂壁画的样稿。其中就有一件由巴贝利尼宫国立古代艺术馆珍藏的《乌尔班八世的颂赞》（样稿），作品出自巴洛克鼎盛时期的奠基人之一彼埃特罗·达·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之手。
位于巴贝里尼宫的天顶壁画《乌尔班八世的颂赞》，画面整体宏伟壮丽，线条繁复，具有极强的动感，色彩丰富绚烂，运动中的人物显得奢华炫目。该壁画的主题是颂赞乌尔班八世和巴贝利尼家族的荣光画家以一种几近描绘神话的方式写就世俗贵族的故事，色彩的表现和对于人物的想象都达到了无界的状态。样稿不仅尺幅较大，而且几乎与原作一样精致。这幅天顶壁画在创作之后成为巴洛克艺术的象征。随着以罗马为中心的宗教传播，整个欧洲的皇宫和大厅几乎无一例外地模仿这种天顶画，将想象的宏大和繁复的奢华集于一身。
巴洛克这种风格在当时不仅被广泛地运用到绘画和建筑上，同时也被运用到雕塑上。济安·劳伦佐·贝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这位艺术巨匠，就是将巴洛克雕塑诠释到极致的最佳代表。
贝尼尼曾为教皇、罗马贵族家庭以及法国宫廷效力，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作品都留存在了罗马。贝尼尼对大理石有着非凡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及其它材料上雕凿出皮肤、布匹、乃至发丝，给人一种以假乱真的视觉体验，他的雕塑作品成为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之作。
展览中的大理石雕塑《救世主半身像》代表了贝尼尼的雕塑风格。作品中的救世主神情泰然、满怀慈悲，扭向一边的头部和做出祈祷姿势的手扩大了视觉空间，流畅自然的卷发垂落在肩上为人物增加了庄重感，多重雕琢的衣袍让脸部显得更加明亮，其皮肤也给人以细腻透亮的感觉。
“罗马与巴洛克艺术”主题览不禁让人回想起巴洛克曾因它的奢华、炫丽而被认为是对文艺复兴风格的贬低。或许，很多时候新的变化包括追寻新的艺术风格都不能很快获得认同。但新的变化毕竟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不断的尝试和努力中，才能发现新的技术、新的角度、新的风格，才能用新的方式去表达和展现，为艺术创作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于是，站在历史的维度重新审视巴洛克，它最终还是获得了肯定。因为它给艺术提供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