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说的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是徐志摩在1925年对张奚若的评价。在他看来，张奚若先生是个“硬人”，品行硬、意志硬，说话也硬。他称张奚若为“一位有名的炮手”，“既是可亲可爱的，也是可敬可畏的”。
　　徐志摩话出有因。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请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并特意宴请一群朋友发表对副刊改良的意见。张奚若却开口道：“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他后来又为《晨报副刊》作一篇短文，题目便是《副刊殃》。文中写道：“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
　　他原打算学土木工程，因觉国家富强须借鉴西方民主制度，便改读政治学。回国后他一度出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1929年受聘至清华大学任教，教授西方政治思想。
　　他素来以特立独行著称。别人提起他，常常加上“棱角先生”、“倔脾气”之类的称谓。
　　张奚若的倔脾气表现，散见于为数不多的史料当中。西南联大时期，张奚若担任政治学系主任。1945年，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一致举荐张奚若列入无党派人士名单，国民党不同意，说他是国民党员。张奚若听说，便在《大公报》等报纸上刊登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这并不是张奚若第一次向国民党“开炮”。早在1937年，一次例行的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言词激烈地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和国民党的腐败。蒋介石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党政府给他寄来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并从此再未出席过国民参政会。
　　1946年旧政协召开前夕，张奚若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会邀请，在学校大草坪发表演讲。面对台下六七千名听众，他大声说道：“如果我有机会见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就是请他滚蛋。……现在要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这个集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他也由此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第一个响应中共组织联合政府主张的知名人士。
　　张奚若通过西南联大的中共地下组织，阅读了《新华日报》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颇为赞赏毛泽东的理论观点，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方略。当他得--知延安报纸在一篇论中写道“像张奚若这样的人，也站到人民一边来了”时，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地对夫人说：“共产党也说我站到人民一边来了。”
　　1949年6月，张奚若作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预备会。会上有人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则坚持认为，国名应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说：“‘人民共和国’已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因此，不必让‘民主’二字再出现一次，以免重复。”他的这一主张博得了大多数委员的赞同，并获大会正式通过。新中国建国后，张奚若曾任新中国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也是第一届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新中国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张奚若依然不改“炮手”本色。1957年5月，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会见了张奚若，征询张对党的工作有何意见?张奚若遂将自己平时的观感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16个字，当面批评党内滋长的骄傲情绪。
　　在随后向反右派运动中，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相对而言，张奚若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在1958年1月28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张奚若的四句话，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文化大革命”中，张奚若已届耄耋之年，而且体弱多病。他是周总理开列名单、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保护的党外人士之一。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走完了83年人生里程，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