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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方略，不仅极大限度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变迁。
[关键词]邓小平，农村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47—0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当今中国和世界局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改革方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农村改革“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要“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此方略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同时将中国社会引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本文就邓小平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略述管见。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一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搞社会主义的“穷过渡”；二是拨乱反正，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在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冲破种种阻力，毅然选择了后者，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旋律。邓小平在继承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国情认识的基础上，将改革的利剑直接刺向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安徽和四川省农民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险分掉了生产队的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搞“大包干”。安徽和四川省委相继出台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安徽、四川省委的规定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很快遇到各种阻力。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两省实行责任制的情况，随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党的农村政策在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问题上，一开始也是不允许的。1978年12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时，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实践活动。1980年5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就关于农村改革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在农村改革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的谈话和态度，对于打破当时存在的僵化思想，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在邓小平的影响和支持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1号文件)。《纪要》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包干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到12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到户这三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90％以上，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78％以上。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号文件)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第一次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文件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3年1号文件下发后，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在许多原以为不适合推行的地方推行开来。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经济更加活跃，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就达到农户总数的95％以上。”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完全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使农民的生产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飞跃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2295.5亿元，1995年的11993.4亿元。土地生产率也迅速提高，由1979年的每公顷1332.0元，上升到1984年的每公顷2432，4元，1995年的每公顷12514.0元。在1979年至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中的42.23％，其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带来的增长达19.80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6.89％。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4年至1988年，“农村改 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崛起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历史老人迈开矫健的步履走进80年代中期时，规模过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社会化大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停滞和徘徊，粮、棉、油三大产品全面减产，国内粮食供应紧张。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忧虑和深切关注，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列，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及时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模式、思路、教训和经验，充分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科学地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的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983年，中央1号文件制定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具体政策：第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自己加工和销售，以增加收入。第二，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各种方式的结合。第三，允许农民购置农副产品加工工具和运输工具，从事加工工业和运输业。第四，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第五，农林牧副渔各业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当集中的原则，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并尽可能做到综合利用，发挥经济效益。1985年，中央又在这一年的1号文件中，再次强调要帮助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是要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调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建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例，使粮食和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198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1980年的80.1％下降为78.63％，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由10.9％上升为13.4％。1985年，农作物种植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72.6％下降到62.4％，经济作物产值则由1980年的15.7％上升到20.5％。二是调整大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业得到充分发展，形成大农业各业的良性循环。林、牧、副、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8.63％提高到1985年的37％。其中，林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4，62％提高到5.2％；牧业产值由18.4％提高到22％；副业产值由4％提高到6.3％；渔业产值由1.7％提高到3.55％。三是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1985年，农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68.9％下降到57.1％；农村工业总产值由19.5％提高到27.6％；农村建筑业总产值由6.4％提高到8.1％；农村运输业总产值由1.7％提高到3％；农村商业产值也由3.5％提高到4.2％。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转变为多层次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农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邓小平“农业翻番主要靠多种经营”论断的科学性。
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乡镇企业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是由于改革，从农业中分离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0年到1983年，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达3000多万人。二是积累了兴办企业所必需的资金。1983年，农户储蓄款达3000多亿元。三是改革了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社合一体制，实施了撤销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撤销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的改革。在城乡经济环境日益宽松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及乡村干部首先利用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办)、队(办)企业形式，使之扩大与发展，悄悄办起了一批个体和私营企业，即乡镇企业的雏形。由于乡镇企业符合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农民群众的意愿及利益，其发展异常迅速。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将社(办)、队(办)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更名后，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轮驱动”，农、工、商、建、运、服“六业”齐上的兴旺局面。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1997年，全年乡镇企业创造增加值1.8万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1.25万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6万亿元，出口商品交货值7000亿元，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一支主力军。同时，在全国逐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等多个外向型乡镇企业群体。出口产品也由低档、粗加工、初加工产品转向较高档次的家用电器、服装、纺织品等。这是农村经济的一场深刻变革，它倾注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邓小平的大量心血。邓小平称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中“意想不到的成就”。
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而且给原来比较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注入了裂变的因子，改变了以往农村经济中只在种植业和第一产业内部变动的格局，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贸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这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到1988年，农村集市贸易有5万多处。农村集市贸易兴旺发达，货畅其流，农村市场初步形成。
三、村民自治体制建立和农民当家做主的开始
1978年农村改革以前，国家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与行政控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人民公社对农村资源和生产经营的控制，而把生产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直接赋予了人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处于瘫痪状态时，农民就创造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和罗城县的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以弥补人民公社解体后造成的治理真空，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提供某些福利， 管理社区公共设施，调解民间纠纷等。为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治理真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可、肯定了农民的这种创造。村民委员会首先是在1982年12月被写进了新宪法的第111条：“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在强调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对村(居)民委员会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强调要进一步发挥自治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同时，责成国家民政部负责村民委员会建设的日常工作。由此加速了村民自治建设的发展。
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制度化运作时期。根据该法，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组织系统中的权力机构，村民会议由18岁以上的村民参加，也可由每户派代表参加，村民通过村民会议行使自治权。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形式村民自治权最终归属于全体村民。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本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及财产，组织村民发展经济、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兴办公共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以及代表本村村民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向村民会议负责报告工作；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有权监督村委会委员。同时，根据此法律，乡政府应对村委会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也应协助乡政府开展工作，完成国家任务。该法从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到1992年全国各地都实行了基层民主选举，其中，2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进行了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到1995年先后有24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细则。截至1997年底，全国农村已有村民委员会905804个，村委会干部达到3788041名。
村民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呈现出勃勃生机。首先，农民的选举权利得到了普遍尊重和保护。农民对选举村委会非常关注，各地的参选率一般在80％以上，为公正、公开、公平地选举村委会，各地不断改进办法，逐渐形成了以村民为主的提名方式，许多省份外出打工、经商不能回村参加投票选举的村民实行“函投”，以保障他们的选举权利。为了防止干扰选民自主表达意愿，在1994年以后，选举点普遍设立秘密画票间，无记名投票，当众开箱计票，公布选举结果，并颁发当选证书。其次，民主选举制度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制度相结合。为保证村委会干部在日常事务的办理过程中真正按大多数村民意愿进行，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主机制，即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实行民主管理，通过民主评议、村务公开实行民主监督。如果少数村干部当选后办事不公、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村民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将其罢免。1999年5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梧埏镇寮东村村民在村委会的主持下，依法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潘洪聪，成为我国村民罢免村官的第一例，广大村民欢欣鼓舞。
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直接参与村民大事的决策和村务管理的积极性，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两个文明建设显现出蓬勃生机。但是，确实有些地方，基层矛盾较多，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另一方面是发挥民主不够，村务管理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这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影响农村稳定和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1996年，河北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召开了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开展了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新体系的探索。这项工作主要内容有三：第一，以村务公开为切入点。内容包括村级财务开支、征购提留、宅基地发放、电价电费、计划生育、干部任期目标等项工作。第二，全面落实宪法赋予群众的权利，做好事前、事中监督和实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凡重大村务必须交村民讨论。第三，把民主政治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到1998年，河北省50201个村，已有50191个村实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村务公开。石家庄市全部227个乡镇和2/3的县直部门推行了政务公开。基本形成县乡村三级配套公开的新格局。卓有成效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河北农村群众气更顺，心更齐。
村民自治的实践表明：必须变家长式管理为民主管理，变被管理者为管理者，使广大村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村里的“官”由村民自己来选，村里的事由村民自己来管，村里的财由农民自己来理，这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硬道理。
综上所述，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村民自治的农村改革方略，不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正确道路，而且使中国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民开始向现代农民转变，整个农村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一切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邓小平，农村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47—0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当今中国和世界局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适合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改革方略。邓小平认为：中国农村改革“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是要“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此方略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同时将中国社会引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本文就邓小平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迁略述管见。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重大的历史抉择：一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搞社会主义的“穷过渡”；二是拨乱反正，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开辟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在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折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冲破种种阻力，毅然选择了后者，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主旋律。邓小平在继承发展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国情认识的基础上，将改革的利剑直接刺向农村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农民毫无自主权和积极性，致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连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安徽和四川省农民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险分掉了生产队的土地，实行包产到户，搞“大包干”。安徽和四川省委相继出台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安徽六条”)和《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简称“四川十二条”)，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有利于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措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安徽、四川省委的规定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很快遇到各种阻力。1979年1月，《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两省实行责任制的情况，随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署名“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来信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也会给生产造成危害。《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也指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与此同时，党的农村政策在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问题上，一开始也是不允许的。1978年12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时，邓小平以极大的勇气和魄力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实践活动。1980年5月3日，邓小平在与中央负责人就关于农村改革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在农村改革激烈争论的关键时刻的谈话和态度，对于打破当时存在的僵化思想，消除人们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
在邓小平的影响和支持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该支持，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明确肯定了包产到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1号文件)。《纪要》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内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包干到户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到12月，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到户这三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农村生产队总数的90％以上，其中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78％以上。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983年1号文件)的文件，进一步肯定了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第一次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文件要求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3年1号文件下发后，家庭承包责任制迅速在许多原以为不适合推行的地方推行开来。原来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行家庭承包制后，经济更加活跃，在很短的时间内，“实行包干到户的农户就达到农户总数的95％以上。”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至此，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完全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劳动和经营的自主权，使农民的生产成果和利益直接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村经济的飞跃发展。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8年的1018，4亿元，增加到1984年的2295.5亿元，1995年的11993.4亿元。土地生产率也迅速提高，由1979年的每公顷1332.0元，上升到1984年的每公顷2432，4元，1995年的每公顷12514.0元。在1979年至1984年农作物产值增长中的42.23％，其中家庭承包制改革带来的增长达19.80个百分点，贡献率为46.89％。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4年至1988年，“农村改 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镇企业的崛起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历史老人迈开矫健的步履走进80年代中期时，规模过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社会化大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停滞和徘徊，粮、棉、油三大产品全面减产，国内粮食供应紧张。这种现象自然引起了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忧虑和深切关注，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列，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及时总结了我国农业发展模式、思路、教训和经验，充分肯定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同时，科学地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和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的战略方针。他认为，农村改革的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的经营，发展集体经济”。1983年，中央1号文件制定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具体政策：第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允许农民在完成交售任务后自己加工和销售，以增加收入。第二，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各种方式的结合。第三，允许农民购置农副产品加工工具和运输工具，从事加工工业和运输业。第四，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第五，农林牧副渔各业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当集中的原则，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并尽可能做到综合利用，发挥经济效益。1985年，中央又在这一年的1号文件中，再次强调要帮助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就是要促进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调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建立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合理比例，使粮食和经济作物得到全面发展。198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由1980年的80.1％下降为78.63％，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由10.9％上升为13.4％。1985年，农作物种植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72.6％下降到62.4％，经济作物产值则由1980年的15.7％上升到20.5％。二是调整大农业结构，使农、林、牧、副、渔业得到充分发展，形成大农业各业的良性循环。林、牧、副、渔业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28.63％提高到1985年的37％。其中，林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4，62％提高到5.2％；牧业产值由18.4％提高到22％；副业产值由4％提高到6.3％；渔业产值由1.7％提高到3.55％。三是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1985年，农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0年的68.9％下降到57.1％；农村工业总产值由19.5％提高到27.6％；农村建筑业总产值由6.4％提高到8.1％；农村运输业总产值由1.7％提高到3％；农村商业产值也由3.5％提高到4.2％。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使我国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转变为多层次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农村经济内部的比例关系趋向合理，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邓小平“农业翻番主要靠多种经营”论断的科学性。
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乡镇企业开辟了十分广阔的前景，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一是由于改革，从农业中分离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0年到1983年，从农业分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达3000多万人。二是积累了兴办企业所必需的资金。1983年，农户储蓄款达3000多亿元。三是改革了不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社合一体制，实施了撤销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乡政府，撤销生产大队建立村民委员会的改革。在城乡经济环境日益宽松的情况下，部分农民及乡村干部首先利用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办)、队(办)企业形式，使之扩大与发展，悄悄办起了一批个体和私营企业，即乡镇企业的雏形。由于乡镇企业符合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符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农民群众的意愿及利益，其发展异常迅速。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4号文件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正式将社(办)、队(办)企业更名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更名后，连续几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出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四轮驱动”，农、工、商、建、运、服“六业”齐上的兴旺局面。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发展到175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到1997年，全年乡镇企业创造增加值1.8万亿元，其中工业增加值1.25万亿元，实现销售收入6.6万亿元，出口商品交货值7000亿元，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一支主力军。同时，在全国逐步形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渤海湾地区等多个外向型乡镇企业群体。出口产品也由低档、粗加工、初加工产品转向较高档次的家用电器、服装、纺织品等。这是农村经济的一场深刻变革，它倾注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邓小平的大量心血。邓小平称赞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村改革中“意想不到的成就”。
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而且给原来比较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注入了裂变的因子，改变了以往农村经济中只在种植业和第一产业内部变动的格局，促进了农村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198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制度，对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贸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生产计划。这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现代化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到1988年，农村集市贸易有5万多处。农村集市贸易兴旺发达，货畅其流，农村市场初步形成。
三、村民自治体制建立和农民当家做主的开始
1978年农村改革以前，国家通过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对农村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与行政控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了人民公社对农村资源和生产经营的控制，而把生产资源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直接赋予了人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体系处于瘫痪状态时，农民就创造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村民自治的组织形式——村民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初，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和罗城县的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村民委员会，以弥补人民公社解体后造成的治理真空，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提供某些福利， 管理社区公共设施，调解民间纠纷等。为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治理真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可、肯定了农民的这种创造。村民委员会首先是在1982年12月被写进了新宪法的第111条：“城市和农村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通知》，该通知在强调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也对村(居)民委员会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强调要进一步发挥自治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同时，责成国家民政部负责村民委员会建设的日常工作。由此加速了村民自治建设的发展。
1987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村民自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制度化运作时期。根据该法，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组织系统中的权力机构，村民会议由18岁以上的村民参加，也可由每户派代表参加，村民通过村民会议行使自治权。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组织民主形式村民自治权最终归属于全体村民。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三年。村民委员会负责管理本村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及财产，组织村民发展经济、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兴办公共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以及代表本村村民向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该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向村民会议负责报告工作；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问题，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有权监督村委会委员。同时，根据此法律，乡政府应对村委会进行指导、支持和帮助，村委会也应协助乡政府开展工作，完成国家任务。该法从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到1992年全国各地都实行了基层民主选举，其中，20个省、市、自治区已经进行了两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到1995年先后有24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细则。截至1997年底，全国农村已有村民委员会905804个，村委会干部达到3788041名。
村民自治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伟大实践，在广大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呈现出勃勃生机。首先，农民的选举权利得到了普遍尊重和保护。农民对选举村委会非常关注，各地的参选率一般在80％以上，为公正、公开、公平地选举村委会，各地不断改进办法，逐渐形成了以村民为主的提名方式，许多省份外出打工、经商不能回村参加投票选举的村民实行“函投”，以保障他们的选举权利。为了防止干扰选民自主表达意愿，在1994年以后，选举点普遍设立秘密画票间，无记名投票，当众开箱计票，公布选举结果，并颁发当选证书。其次，民主选举制度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制度相结合。为保证村委会干部在日常事务的办理过程中真正按大多数村民意愿进行，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民主机制，即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实行民主决策，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实行民主管理，通过民主评议、村务公开实行民主监督。如果少数村干部当选后办事不公、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村民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将其罢免。1999年5月24日，浙江省温州市梧埏镇寮东村村民在村委会的主持下，依法罢免了村委会主任潘洪聪，成为我国村民罢免村官的第一例，广大村民欢欣鼓舞。
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直接参与村民大事的决策和村务管理的积极性，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两个文明建设显现出蓬勃生机。但是，确实有些地方，基层矛盾较多，干群关系比较紧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少数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另一方面是发挥民主不够，村务管理缺乏透明度和有效监督。这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影响农村稳定和困扰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1996年，河北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召开了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开展了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新体系的探索。这项工作主要内容有三：第一，以村务公开为切入点。内容包括村级财务开支、征购提留、宅基地发放、电价电费、计划生育、干部任期目标等项工作。第二，全面落实宪法赋予群众的权利，做好事前、事中监督和实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凡重大村务必须交村民讨论。第三，把民主政治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到1998年，河北省50201个村，已有50191个村实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村务公开。石家庄市全部227个乡镇和2/3的县直部门推行了政务公开。基本形成县乡村三级配套公开的新格局。卓有成效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河北农村群众气更顺，心更齐。
村民自治的实践表明：必须变家长式管理为民主管理，变被管理者为管理者，使广大村民真正当家作主人，村里的“官”由村民自己来选，村里的事由村民自己来管，村里的财由农民自己来理，这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硬道理。
综上所述，邓小平调动农民积极性，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村民自治的农村改革方略，不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正确道路，而且使中国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传统农民开始向现代农民转变，整个农村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一切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