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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中国国家话剧院新址启用。搬迁就像是从简易楼直接进入别墅，但不少国话人心里却空落落，田沁鑫就曾表示“要做钉子户”，孟京辉也对帽儿胡同旧剧场眷恋不舍。与其说他们是在怀念一座剧场，不如说，他们是在缅怀话剧的好时代。那时的剧场很贫寒，那时的戏剧很简单。
荣光
让我们再来回顾原国话小剧场的荣光，它深藏在地安门附近的帽儿胡同里，貌不惊人，却承载了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小剧场，轰轰烈烈的小剧场运动由此而发，众多名导、名剧和明星在它稍嫌简陋的舞台上一步步走向成熟。这里上演过不少经典，从《思凡》《哥本哈根》到《死无葬身之地》《萨勒姆的女巫》和《简爱》，观众的掌声证明它的价值。在这里，话剧从低谷慢慢火爆，在这里，实验戏剧不再晦涩。搬迁之后，小剧场的魂儿，还在么？
1992年，小剧场归当时的实验话剧院主管，时任院长赵有亮和小剧场经理刘铁钢一手捧出了它。和北京人艺主打写实主义迥然不同，这里从一诞生起就走实验路线。孟京辉当时刚刚分配进入实验剧院，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年，有人提议将小剧场二楼设计成卡拉OK厅，给清水衙门似的剧院挣点“散碎银两”。幸好，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1993年初，孟京辉以话剧《思凡》为小剧场的首演鸣锣。《思凡》的成功空前，连演二十场，场场爆满。这让剧院经营者看到了希望。多年之后，人们才看清，这正是中国话剧复兴的第一步。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小剧场最红火的时期。导演牟森的《红鲱鱼》极为先锋，舞台上插秧灌水，无数鳝鱼从天而降，让当时的观众乃至行内人都为之一惊。1997年上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也值得纪念，导演查明哲在戏剧界一炮而红。
2001年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国话小剧场的时代来临了。第一部戏是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但时逢“非典”，这部戏并未公演。2003年，因为缺少排练场，国话决定关闭小剧场，这里一度被改为排练场，虽然没有观众，但并未远离戏剧，《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红尘》《萨勒姆的女巫》和《简·爱》都是在这里排练磨合最终诞生。直到2009年，小剧场又一次重张，成为国家话剧院培养青年导演及民间戏剧人才的平台。
2011年5月，拆迁让小剧场不再宁静，国话对门的胡同早成了一片工地。国话院内，办公楼也已经先行搬空。小剧场里，只有田沁鑫的《夜·店》和孟京辉的《希特勒的肚子》还坚持最后的演出。
幕后
18年来，孟京辉、田沁鑫、郭涛、袁泉等戏剧人的成就乃至人生都与帽儿胡同45号的小剧场密不可分。整个5月，国话人都在唏嘘不已。
对老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演员和导演，而是国话演出营销主任、小剧场的经理、制作人刘铁钢。他看着小剧场诞生、带着小剧场成长，直到最后还要亲自为它“送终”。刘铁钢说这对他来说很“悲壮”。在国话成立前，中央实验话剧院时期的所有剧目基本都由他担任制作人，承担组织、售票、装台以及营销全部工作。
刘铁钢曾有位做儿童剧导演的妻子，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1987年，刘铁钢正在影视界干得红火之时，妻子身染重病去世。赵有亮找到刘铁钢，商谈管理实验小剧场的问题。刘铁钢答应了下来，放弃了能带来厚利的影视，“我已经是一个觉悟者，相信一定会有一批和我一样的文化人，坚守在戏剧阵地上”。在他看来，管好小剧场，就是对亡妻的缅怀并完成她未完成的事业。
当时的实验剧院很穷，拿不出钱装修剧场。刘铁钢就自己动手解决，能从家搬来用的就搬，还自己去地安门花了1400元买了门帘、幕布和小音箱。这些物品一直沿用至今。由于经常连夜装台，回不了家，刘铁钢的女儿从小学开始就独自生活，父女间常常只通电话见不着面。
气场
孟京辉几乎所有戏都是在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场诞生的，他对这里有别样的眷恋：“陈建斌曾说这个地方好，只要在这儿排戏一定都能成功。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个福地，尽管在这里排戏也有过阴晴圆缺，袁泉在这里断过锁骨，我们排《琥珀》的时候曾经停过电，但我仍然觉得这里有着神奇的气场。”1992年，孟京辉排演《思凡》，只有7000元的制作费，包括布景、道具、宣传单、20场演出的成本以及演员的工资。为了省钱，很多道具都是导演和演员一起来做。郭涛记得，当时孟京辉还要求他们每个人每天必须带一个馒头来，喂舞台上道具池里的鱼吃，不然鱼会饿死。
老国话是明星的摇篮，有让人尊敬的老戏骨，也见证了很多新星的诞生，袁泉毕业之后的舞台处女作《我听见了爱》便是在这里完成的。2000年，她刚刚分进剧院，被安排参演由吴晓江执导的这部温馨励志戏剧，扮演一个聋哑女孩，为此还专门去学习了手语。这部催泪的话剧上演时，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戏落幕之时，袁泉也奠定了做一名话剧演员的信心。
郭涛回忆演《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时，他每天在胡同里敲锣打鼓领着观众进场。室外部分演出是免费的，每天胡同里堵满了围观的邻居。演了一段日子，住在附近的孩子能背下台词，还抢演员的词。那时的话剧演出，像是乌托邦的游戏，没有人考虑市场因素，每个参与者都因为戏剧本身感到由衷的快乐。
荣光
让我们再来回顾原国话小剧场的荣光，它深藏在地安门附近的帽儿胡同里，貌不惊人，却承载了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国内最早的专业小剧场，轰轰烈烈的小剧场运动由此而发，众多名导、名剧和明星在它稍嫌简陋的舞台上一步步走向成熟。这里上演过不少经典，从《思凡》《哥本哈根》到《死无葬身之地》《萨勒姆的女巫》和《简爱》，观众的掌声证明它的价值。在这里，话剧从低谷慢慢火爆，在这里，实验戏剧不再晦涩。搬迁之后，小剧场的魂儿，还在么？
1992年，小剧场归当时的实验话剧院主管，时任院长赵有亮和小剧场经理刘铁钢一手捧出了它。和北京人艺主打写实主义迥然不同，这里从一诞生起就走实验路线。孟京辉当时刚刚分配进入实验剧院，他至今还记得，那一年，有人提议将小剧场二楼设计成卡拉OK厅，给清水衙门似的剧院挣点“散碎银两”。幸好，这个计划后来夭折了。
1993年初，孟京辉以话剧《思凡》为小剧场的首演鸣锣。《思凡》的成功空前，连演二十场，场场爆满。这让剧院经营者看到了希望。多年之后，人们才看清，这正是中国话剧复兴的第一步。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小剧场最红火的时期。导演牟森的《红鲱鱼》极为先锋，舞台上插秧灌水，无数鳝鱼从天而降，让当时的观众乃至行内人都为之一惊。1997年上演的《死无葬身之地》也值得纪念，导演查明哲在戏剧界一炮而红。
2001年底，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中央实验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国话小剧场的时代来临了。第一部戏是王晓鹰导演的《哥本哈根》。但时逢“非典”，这部戏并未公演。2003年，因为缺少排练场，国话决定关闭小剧场，这里一度被改为排练场，虽然没有观众，但并未远离戏剧，《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红尘》《萨勒姆的女巫》和《简·爱》都是在这里排练磨合最终诞生。直到2009年，小剧场又一次重张，成为国家话剧院培养青年导演及民间戏剧人才的平台。
2011年5月，拆迁让小剧场不再宁静，国话对门的胡同早成了一片工地。国话院内，办公楼也已经先行搬空。小剧场里，只有田沁鑫的《夜·店》和孟京辉的《希特勒的肚子》还坚持最后的演出。
幕后
18年来，孟京辉、田沁鑫、郭涛、袁泉等戏剧人的成就乃至人生都与帽儿胡同45号的小剧场密不可分。整个5月，国话人都在唏嘘不已。
对老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最有发言权的，不是演员和导演，而是国话演出营销主任、小剧场的经理、制作人刘铁钢。他看着小剧场诞生、带着小剧场成长，直到最后还要亲自为它“送终”。刘铁钢说这对他来说很“悲壮”。在国话成立前，中央实验话剧院时期的所有剧目基本都由他担任制作人，承担组织、售票、装台以及营销全部工作。
刘铁钢曾有位做儿童剧导演的妻子，两人青梅竹马，感情很好。1987年，刘铁钢正在影视界干得红火之时，妻子身染重病去世。赵有亮找到刘铁钢，商谈管理实验小剧场的问题。刘铁钢答应了下来，放弃了能带来厚利的影视，“我已经是一个觉悟者，相信一定会有一批和我一样的文化人，坚守在戏剧阵地上”。在他看来，管好小剧场，就是对亡妻的缅怀并完成她未完成的事业。
当时的实验剧院很穷，拿不出钱装修剧场。刘铁钢就自己动手解决，能从家搬来用的就搬，还自己去地安门花了1400元买了门帘、幕布和小音箱。这些物品一直沿用至今。由于经常连夜装台，回不了家，刘铁钢的女儿从小学开始就独自生活，父女间常常只通电话见不着面。
气场
孟京辉几乎所有戏都是在国家话剧院的排练场诞生的，他对这里有别样的眷恋：“陈建斌曾说这个地方好，只要在这儿排戏一定都能成功。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个福地，尽管在这里排戏也有过阴晴圆缺，袁泉在这里断过锁骨，我们排《琥珀》的时候曾经停过电，但我仍然觉得这里有着神奇的气场。”1992年，孟京辉排演《思凡》，只有7000元的制作费，包括布景、道具、宣传单、20场演出的成本以及演员的工资。为了省钱，很多道具都是导演和演员一起来做。郭涛记得，当时孟京辉还要求他们每个人每天必须带一个馒头来，喂舞台上道具池里的鱼吃，不然鱼会饿死。
老国话是明星的摇篮，有让人尊敬的老戏骨，也见证了很多新星的诞生，袁泉毕业之后的舞台处女作《我听见了爱》便是在这里完成的。2000年，她刚刚分进剧院，被安排参演由吴晓江执导的这部温馨励志戏剧，扮演一个聋哑女孩，为此还专门去学习了手语。这部催泪的话剧上演时，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戏落幕之时，袁泉也奠定了做一名话剧演员的信心。
郭涛回忆演《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时，他每天在胡同里敲锣打鼓领着观众进场。室外部分演出是免费的，每天胡同里堵满了围观的邻居。演了一段日子，住在附近的孩子能背下台词，还抢演员的词。那时的话剧演出，像是乌托邦的游戏，没有人考虑市场因素，每个参与者都因为戏剧本身感到由衷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