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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24日上午，北京文史研究馆。一场传统的拜师仪式在这里举行。会场古色古香，引师带着徒弟，走向师傅。徒弟拜过孔夫子后，向师傅师母三叩首。师徒分别向众人宣读收徒帖和拜师帖，见证人在收徒帖和拜徒帖上签字。师傅送给徒弟一双鞋、一顶帽子、一个碗，师徒关系成立。
收徒的是北京民俗专家崔普权，拜师的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林鹏。
崔普权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专家论证组成员、北京市“周末社区大讲堂”主讲人、北京市城市管理广播电台特邀嘉宾主讲，先后参加了中华养生研究会、北京市民俗协会等多家协会。
北京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近年来，北京民俗日益受到社会青睐，特别是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为了落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北京相关部门举办了许多讲座。崔普权作为民俗学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文化馆等常请他去讲座，他把这视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一般都会到场。前不久，他还为平谷区东高村镇基层两委班子培训班学员上了一堂民俗课。他讲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渔阳集团相关负责人当场邀请他为渔阳集团员工讲授，不少村党支部书记也表示要将讲课录像在村党员活动中播放。
崔普权认为，收徒也是继承和传播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他不仅自己收徒，还主持别人的收徒仪式。北京梨园相声界、民间花会、中幡花会的拜师收徒仪式和各种堂会，都少不了他。“宝刀衡”的传人衡起通拜民俗专家常人春为师、“风筝孔”的传人孔炳彰拜民俗专家赵书为师的仪式就是他主持的。他以其对礼数和仪式各个环节的精通，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崔普权还注意通过报刊杂志传播民俗文化。他发表了不少民俗文章，出版了不少专著，像《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名人谈吃》、《名家斋号趣谈》、《艺坛玉屑》、《老北京的玩乐》、《百年服饰的衍变》、《大年前后》、《崇文习俗》等。领域包括书画文史、养生、饮食、服饰、娱乐、礼仪等诸多方面。
在崔普权的家里，我看见了他收藏的部分字画。有一副对联“赤玉青铜三代字、破瓦残石六朝文”，就是溥儒先生的笔墨。此外还有梁启超、黄宾虹、启功、溥雪斋等作品。他认为，许多书画反映了社会民俗，比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外甥将来家做客的舅舅的座位没有放在首席，从今人来看，如果不是刻意为之，实在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是涉及纲常的大事。尤其是在作风严谨的颜老先生看来，更是损害了舅舅的尊严，因而在愤激之余，不惜写信警告。由于这封信写得好，被后人称为字帖，我们可以从帖的运笔中，清楚地看出这种情绪。正是有这种情绪，才使后人得以目睹颜真卿先生的宝贵遗墨。
崔普权对服饰等也很有研究。他告诉我，中山服是华侨黄隆生设计的。那是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委托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借鉴西欧和日本样式，同时结合中国传统设计而成，每个位置均有特殊涵义：领口紧扣则表示收回领事权；上衣前身4个口袋，是依据“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确定；前门襟5粒钮扣，寓意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3粒扣子象征“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四个兜的口袋盖采用了笔架山的设计以表示重用知识分子……服饰的特殊表意功能，有时为政客所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定两人都穿军服。但是选举那一天，蒋介石却耍流氓，临时换成穿长袍马褂。李宗仁因为毫无准备，没有相应的服装，结果被耍了一把，成了蒋介石的“卫士”。
在崔普权眼中，一举一动都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一个简单的拱手礼，也有许多讲究。正规的拱手礼应该是左手包右手，且两个大拇指对齐，不能压。如果左手压右手，便是主欺客；反之则是客欺主。道家拳行礼时，要高不过眉线，低不过脐线；至于江湖撂地拳，“别看那轻轻一抱，学问大着呢，”崔普权边说边模仿，“这种拳要腋下虚开，表示抱拳者自己光明磊落，身上没藏暗器。”
“六勤”成就北京通
崔普权是名副其实的“北京通”。从金鱼徐、传统插花、女子中幡，到内联升、马聚源，他都能详细论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先生感叹：“老北京民俗没有他不知道的。”
崔普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首先得益于他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崔普权父亲当年曾在“义盛源”海味店主事，使他对北京食文化颇有心得；叔叔是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使他受到更多民俗文化熏陶。但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勤奋和积累。叶祖孚先生曾说,做学问要有“六勤”,即嘴勤、眼勤、耳勤、脑勤、腿勤、手勤。崔普权就是这么做的。他认为，要想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盆水。“不管是出书还是研究民俗，不做则已，做就不能炒冷饭。”因此，他总是刻苦钻研，勤于涉猎。大凡他感兴趣的问题,他都仔细拷问，丁是丁，卯是卯，力求准确。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书、相声、评书、京剧……从中感受老北京的东西。比如侯宝林的相声就把老北京堂会演绎得活灵活现，虽然没有经历过堂会，但通过查史料，看侯先生的相声，也就能摸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还认为,拜访大师也是学习的有效途径。因而遇到特定问题,他常请教专家，既学到了知识,又结识了朋友,而这些人见他勤奋好学,也乐于将自己的心得与他共享。因此，崔普权在文化圈中很有人脉。他与乌炳安、刘铁梁等许多民俗专家和人士都是朋友。由于崔普权、崔墨卿、崔金生等七人都是研究民俗的专家，以致北京有“七崔”之美誉。
崔普权不仅注重提高自己的内涵，讲座时，还极其重视方式，力求做到口语化、大众化，并注意“切题应景”，适合听众需要。例如他在庙会讲座，就先以逛庙会为话题，化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讲述北京庙会的历史、类型和庙会上多种形式的游艺。
清王爷坟研究专家冯其利曾经对我说：崔普权是一个细腻而用心的人。我在采访中也感受到这一点。他家里有一幅书画图，是俞致贞、刘力上夫妇联题书画的，前后相隔三十年。1958年，京城书画界卖字画支持大跃进。崔普权买了俞致贞这幅荷花图。1988年，崔普权遇见刘力上，并展示了这幅图，时隔这么多年，还有人将这幅画保存得如此完好，令刘力上大为感动。当即题“香远益清”相赠。使这两位举案齐眉的书画名家之作得以完毕。与此同时，他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老北京民俗的研究上。为了积累相关知识，有关老北京和传统文化的东西，他都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观点是：学得杂不吃亏，因为只有通盘了解整体，才更利于细节的研究。
正因为掌握了“六勤”，充分运用“六勤”，因而虽然他没有太多老北京的生活经历，研究民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但是对老北京民俗却很精通，随便拿一样东西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说起对民俗的研究，崔普权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原名叫崔泽,后来才改的现名。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由于对民俗等感兴趣,喜欢写些文章投稿。稿费寄到单位，领导找他谈话，禁止兼职写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就改笔名崔普权。于是稿件寄到单位,大家也不知道是他了。但这样一来,他的真名反不为人知了，笔名代替了原名。
着眼未来 继续著述
在采访中，崔普权告诉我，他与档案渊源很深。《北京档案》初创时期，他就是撰稿人，因此与《北京档案》许多编辑工作者很熟悉。后来由于没有太多时间为《北京档案》继续撰稿，就将崔金生老先生推荐过来。现在他仍然是《北京档案》的忠实读者，时时关注它的发展。例如，他将《北京档案》杂志的每期封面都翻拍下来保存，以备讲座和研究参考。他讲课的很多内容也是源于档案。报纸上涉及民俗等自己研究领域的东西，他都要仔细剪切，认真保存。
崔普权的档案意识体现在多方面，他退休前就注意积存档案，甚至保留有一套完整的龙徽酿酒有限公司档案。龙徽酒厂是北京地区发展较早的酒厂，最初称北京上义葡萄酒厂，后来改名北京葡萄酒厂，改革开放后改为现名。崔普权保存有该厂以前的营业收据、给圣母会提供产品的发票，以及在报纸上刊登的部分广告等。这些珍贵的档案，不仅反映了该厂的发展状况，还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历史发展的一角。他对口述档案也很重视，收集了不少口述档案的录音带，谈到此，他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深。钟惠澜教授是民国时期曾赴德国深造的热带病理学家，曾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因为去世而没有采访成。现在，我采访时已形成一种习惯，即留下每个采访者的签名，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签名簿，至今已留下了300多个签名。”
随着崔普权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盗用他的文章或名字发表东西。崔普权不得不花费精力对付。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一份很有趣的侵权道歉信。信中在对自己的抄窃行为表示歉意后，又说：“本人其实是单位的一个小职员，单位效益较差，每月只有几百元。孩子又在读大学，费用较高。工休时间就搞点‘豆腐块’，聊补家用。请老师不要见笑。”我说这个抄袭者还是挺不容易的啊。崔普权撇了撇嘴说：“你还真信啊。他们都这样。这人我也调查清楚了，他非但不是单位的小职员，还是个头头呢。”他还告诉我，还有比这更可气的，“我曾经追查一个盗版者到工厂，结果人家耍赖，你还不是没办法！后来一想，有这工夫，咱还不如做些其他事呢。就当他们与我一样普及知识吧！”不过，在经历了很多这类事情后，他也快成了维权专家了。前不久，他还被请去，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做了一次反侵权讲座”。
谈起今后的打算，崔普权滔滔不绝。他计划每年出一本书籍。实际上，自48岁退休后，他就一直没闲着。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已聘请他为《民国时期国画家》一书的撰稿人，并委托为该书在北京地区代约作者，征集稿件及相关资料。其它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有《京城名人墓地》、《京城茶事》、《旧京休闲娱乐》等。此外，在2003年，他在积累了七千个名人书斋斋号的基础上，写成《名家斋号趣谈》一书，里面一共反映了200个人的书斋号，实际上只是他收藏的一部分。出版后，反响很好。现在他正在着手写第二集。他认为书斋文化对研究历史和名家、传播祖国文化都很有意义。《东洲草堂诗集》光看书名是不会知道谁写的，如果了解“东洲草堂”是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斋号，就清楚了。实际上，历代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书法家、画家等，用书斋号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境遇、性格爱好等是很常见的。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这一文化与大家交流。
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天道酬勤，勇者先达。”衷心祝愿崔普权在民俗等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收徒的是北京民俗专家崔普权，拜师的是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林鹏。
崔普权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录专家论证组成员、北京市“周末社区大讲堂”主讲人、北京市城市管理广播电台特邀嘉宾主讲，先后参加了中华养生研究会、北京市民俗协会等多家协会。
北京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和传播者
近年来，北京民俗日益受到社会青睐，特别是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为了落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北京相关部门举办了许多讲座。崔普权作为民俗学家，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文化馆等常请他去讲座，他把这视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一般都会到场。前不久，他还为平谷区东高村镇基层两委班子培训班学员上了一堂民俗课。他讲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渔阳集团相关负责人当场邀请他为渔阳集团员工讲授，不少村党支部书记也表示要将讲课录像在村党员活动中播放。
崔普权认为，收徒也是继承和传播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径。他不仅自己收徒，还主持别人的收徒仪式。北京梨园相声界、民间花会、中幡花会的拜师收徒仪式和各种堂会，都少不了他。“宝刀衡”的传人衡起通拜民俗专家常人春为师、“风筝孔”的传人孔炳彰拜民俗专家赵书为师的仪式就是他主持的。他以其对礼数和仪式各个环节的精通，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
崔普权还注意通过报刊杂志传播民俗文化。他发表了不少民俗文章，出版了不少专著，像《当代高龄名人谈养生》、《名人谈吃》、《名家斋号趣谈》、《艺坛玉屑》、《老北京的玩乐》、《百年服饰的衍变》、《大年前后》、《崇文习俗》等。领域包括书画文史、养生、饮食、服饰、娱乐、礼仪等诸多方面。
在崔普权的家里，我看见了他收藏的部分字画。有一副对联“赤玉青铜三代字、破瓦残石六朝文”，就是溥儒先生的笔墨。此外还有梁启超、黄宾虹、启功、溥雪斋等作品。他认为，许多书画反映了社会民俗，比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外甥将来家做客的舅舅的座位没有放在首席，从今人来看，如果不是刻意为之，实在是一件小事，但在当时，却是涉及纲常的大事。尤其是在作风严谨的颜老先生看来，更是损害了舅舅的尊严，因而在愤激之余，不惜写信警告。由于这封信写得好，被后人称为字帖，我们可以从帖的运笔中，清楚地看出这种情绪。正是有这种情绪，才使后人得以目睹颜真卿先生的宝贵遗墨。
崔普权对服饰等也很有研究。他告诉我，中山服是华侨黄隆生设计的。那是1902年，孙中山到越南筹组兴中会，委托黄隆生设计一种美观、简易而又实用的中国服装。黄借鉴西欧和日本样式，同时结合中国传统设计而成，每个位置均有特殊涵义：领口紧扣则表示收回领事权；上衣前身4个口袋，是依据“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确定；前门襟5粒钮扣，寓意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3粒扣子象征“民族、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四个兜的口袋盖采用了笔架山的设计以表示重用知识分子……服饰的特殊表意功能，有时为政客所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时，原定两人都穿军服。但是选举那一天，蒋介石却耍流氓，临时换成穿长袍马褂。李宗仁因为毫无准备，没有相应的服装，结果被耍了一把，成了蒋介石的“卫士”。
在崔普权眼中，一举一动都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一个简单的拱手礼，也有许多讲究。正规的拱手礼应该是左手包右手，且两个大拇指对齐，不能压。如果左手压右手，便是主欺客；反之则是客欺主。道家拳行礼时，要高不过眉线，低不过脐线；至于江湖撂地拳，“别看那轻轻一抱，学问大着呢，”崔普权边说边模仿，“这种拳要腋下虚开，表示抱拳者自己光明磊落，身上没藏暗器。”
“六勤”成就北京通
崔普权是名副其实的“北京通”。从金鱼徐、传统插花、女子中幡，到内联升、马聚源，他都能详细论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书先生感叹：“老北京民俗没有他不知道的。”
崔普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首先得益于他出生在一个有文化传统的家庭。崔普权父亲当年曾在“义盛源”海味店主事，使他对北京食文化颇有心得；叔叔是故宫博物院鉴定专家，使他受到更多民俗文化熏陶。但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的勤奋和积累。叶祖孚先生曾说,做学问要有“六勤”,即嘴勤、眼勤、耳勤、脑勤、腿勤、手勤。崔普权就是这么做的。他认为，要想给人一碗水，自己得有一盆水。“不管是出书还是研究民俗，不做则已，做就不能炒冷饭。”因此，他总是刻苦钻研，勤于涉猎。大凡他感兴趣的问题,他都仔细拷问，丁是丁，卯是卯，力求准确。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书、相声、评书、京剧……从中感受老北京的东西。比如侯宝林的相声就把老北京堂会演绎得活灵活现，虽然没有经历过堂会，但通过查史料，看侯先生的相声，也就能摸个八九不离十了。他还认为,拜访大师也是学习的有效途径。因而遇到特定问题,他常请教专家，既学到了知识,又结识了朋友,而这些人见他勤奋好学,也乐于将自己的心得与他共享。因此，崔普权在文化圈中很有人脉。他与乌炳安、刘铁梁等许多民俗专家和人士都是朋友。由于崔普权、崔墨卿、崔金生等七人都是研究民俗的专家，以致北京有“七崔”之美誉。
崔普权不仅注重提高自己的内涵，讲座时，还极其重视方式，力求做到口语化、大众化，并注意“切题应景”，适合听众需要。例如他在庙会讲座，就先以逛庙会为话题，化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讲述北京庙会的历史、类型和庙会上多种形式的游艺。
清王爷坟研究专家冯其利曾经对我说：崔普权是一个细腻而用心的人。我在采访中也感受到这一点。他家里有一幅书画图，是俞致贞、刘力上夫妇联题书画的，前后相隔三十年。1958年，京城书画界卖字画支持大跃进。崔普权买了俞致贞这幅荷花图。1988年，崔普权遇见刘力上，并展示了这幅图，时隔这么多年，还有人将这幅画保存得如此完好，令刘力上大为感动。当即题“香远益清”相赠。使这两位举案齐眉的书画名家之作得以完毕。与此同时，他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老北京民俗的研究上。为了积累相关知识，有关老北京和传统文化的东西，他都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观点是：学得杂不吃亏，因为只有通盘了解整体，才更利于细节的研究。
正因为掌握了“六勤”，充分运用“六勤”，因而虽然他没有太多老北京的生活经历，研究民俗的时间也不算很长，但是对老北京民俗却很精通，随便拿一样东西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说起对民俗的研究，崔普权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原名叫崔泽,后来才改的现名。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由于对民俗等感兴趣,喜欢写些文章投稿。稿费寄到单位，领导找他谈话，禁止兼职写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就改笔名崔普权。于是稿件寄到单位,大家也不知道是他了。但这样一来,他的真名反不为人知了，笔名代替了原名。
着眼未来 继续著述
在采访中，崔普权告诉我，他与档案渊源很深。《北京档案》初创时期，他就是撰稿人，因此与《北京档案》许多编辑工作者很熟悉。后来由于没有太多时间为《北京档案》继续撰稿，就将崔金生老先生推荐过来。现在他仍然是《北京档案》的忠实读者，时时关注它的发展。例如，他将《北京档案》杂志的每期封面都翻拍下来保存，以备讲座和研究参考。他讲课的很多内容也是源于档案。报纸上涉及民俗等自己研究领域的东西，他都要仔细剪切，认真保存。
崔普权的档案意识体现在多方面，他退休前就注意积存档案，甚至保留有一套完整的龙徽酿酒有限公司档案。龙徽酒厂是北京地区发展较早的酒厂，最初称北京上义葡萄酒厂，后来改名北京葡萄酒厂，改革开放后改为现名。崔普权保存有该厂以前的营业收据、给圣母会提供产品的发票，以及在报纸上刊登的部分广告等。这些珍贵的档案，不仅反映了该厂的发展状况，还反映了不同时期我国历史发展的一角。他对口述档案也很重视，收集了不少口述档案的录音带，谈到此，他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深。钟惠澜教授是民国时期曾赴德国深造的热带病理学家，曾在我的采访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因为去世而没有采访成。现在，我采访时已形成一种习惯，即留下每个采访者的签名，为此，专门制作了一个签名簿，至今已留下了300多个签名。”
随着崔普权的名声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盗用他的文章或名字发表东西。崔普权不得不花费精力对付。在他家里，我见到了一份很有趣的侵权道歉信。信中在对自己的抄窃行为表示歉意后，又说：“本人其实是单位的一个小职员，单位效益较差，每月只有几百元。孩子又在读大学，费用较高。工休时间就搞点‘豆腐块’，聊补家用。请老师不要见笑。”我说这个抄袭者还是挺不容易的啊。崔普权撇了撇嘴说：“你还真信啊。他们都这样。这人我也调查清楚了，他非但不是单位的小职员，还是个头头呢。”他还告诉我，还有比这更可气的，“我曾经追查一个盗版者到工厂，结果人家耍赖，你还不是没办法！后来一想，有这工夫，咱还不如做些其他事呢。就当他们与我一样普及知识吧！”不过，在经历了很多这类事情后，他也快成了维权专家了。前不久，他还被请去，结合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做了一次反侵权讲座”。
谈起今后的打算，崔普权滔滔不绝。他计划每年出一本书籍。实际上，自48岁退休后，他就一直没闲着。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已聘请他为《民国时期国画家》一书的撰稿人，并委托为该书在北京地区代约作者，征集稿件及相关资料。其它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有《京城名人墓地》、《京城茶事》、《旧京休闲娱乐》等。此外，在2003年，他在积累了七千个名人书斋斋号的基础上，写成《名家斋号趣谈》一书，里面一共反映了200个人的书斋号，实际上只是他收藏的一部分。出版后，反响很好。现在他正在着手写第二集。他认为书斋文化对研究历史和名家、传播祖国文化都很有意义。《东洲草堂诗集》光看书名是不会知道谁写的，如果了解“东洲草堂”是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斋号，就清楚了。实际上，历代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书法家、画家等，用书斋号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人生境遇、性格爱好等是很常见的。他认为，自己有必要将这一文化与大家交流。
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天道酬勤，勇者先达。”衷心祝愿崔普权在民俗等方面取得更多的新成果，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更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