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的字里行间有风吹过后的干净、清爽、舒缓。小时候我总是追着风跑，希望看到风的尽头，看到自然的秘密。风住了，一切仿佛恢复了原样，一切又仿佛不同了。下一场风来了，还是同一阵风吗？这样的想法叫人惆怅。阅读马金莲，她所写下的一场又一场的风，又勾起了我久远的困惑和怅惘。时代的风，自然的风，人心中的风，有些风是寒凉的，有些风是凄厉的，而有些风是和缓的，有些风是温暖的……她笔下的风总让我想起萧红来。
　　马金莲的写作有一种罕见的耐心，在这个走马观花、敷衍潦草的时代，她的作品就像午后那抹阳光，能重现空气中的浮尘，让我们伸一个长长的懒腰，细细品尝生活本来的绵长滋味。她的写作让我恍然回到自己的童年故乡，当然更多地让我反省当下，隔着她的作品重新打量这个日新月异的消费时代。
　　我特别地注意到她的作品中有好几篇都以时间命名，如《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我想这绝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这背后有作家对于时代的感知，有她和历史的对话。“大时代”和“小变迁”，这种张力也贯穿在小说集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的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时代，但落实到扇子湾小小的家中，还是过日子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借单车相亲、夫妻拌嘴、走亲戚、小孩嘴馋、重男轻女、失去儿子的父母、日渐衰老的村庄……可以借由我们的想象拼贴出一个村庄完整的往昔。
　　《1986年的自行车》从寒冷的民谣进入，“头九温，二九冷，三九四九冻破脸”。《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同样引入民谣，“羞脸鬼，羞脸鬼，端个瓦盘要浆水”。这两段简短的民谣能够迅速地将我们带入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民谣因为蕴含汉语的韵律而具有传播的优势，其短小精悍的形体特点往往饱含着人们的情感和智慧，这是生活的晶体，带着时代的体温。
　　《1986年的自行车》中时间的车轮开启了，自行车对于乡村的意义等于今天汽车对于城市的意义，是生活半径的扩大，也是身份感和认同的源泉。当民办老师的父亲有一辆自行车，他对这辆自行车爱惜得不行，但又穷又跛的舒尔布要借父亲的自行车去相亲。这辆车被父亲视为命根子，随着父母拌嘴，终于抖出了一个秘密，父亲的车后常常载着一个漂亮的女同事，是个寡妇。母亲甚至悄悄地去抓现场，可是看到的与传说的完全不一样，母亲背着一篮筐草回来了。后来，寡妇给父亲的单车织了绣花的套子，父亲撒谎却被母亲识破。舒尔布为借父亲的“宝马”不惜陪外奶奶聊“三寸金莲”，父亲于心不忍，只好借车，结果车被摔坏了。这样的“一件小事”被马金莲赋予了时代启动的重要意义。父母则被岁月深深地焊接在一起，一切吵闹过后依然携手把日子往下过，外奶奶成了最后的缅怀者。宁静的乡村依然有稀薄的温情。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详细地书写了做浆水的过程，我们仿佛能够模仿小说制作一坛浆水和酸菜，这种扎实的描摹、再现能力正在被同质化的二手生活所排斥。在浆水和酸菜背后，是日常生活的艰辛和滋味，是兄弟妯娌之间的血肉感情。
　　《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都写到小孩浪亲戚的过程：孩子们往往满心欢喜到亲戚家去，真去了却感到不自在。通过孩子的眼睛发现生活的新鲜、纤细，也发现等级差别，如新妈娘家的吃穿用明显不同于普通人家。作者并不想去揭露这种由权力关系带来的贫富悬殊，她意图同情每个人。《一抹晚霞》仔细地展示了舍尔巴奶奶的衰老过程，洗小净的时候突然手就不能到达头顶了，在心理还没有任何准备的时候身体就开始衰老了，后来是眼睛无法再看到晚霞。大儿子到新疆去安家了，留给父母一棵树；二儿子和三儿子都到镇上去做生意了，虽然常开车回来看看父母，但并不陪父母聊天，而是两眼盯着手机。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舍尔巴奶奶和村子一起衰老。
　　我们如何书写乡村，是像鲁迅一样揭露乡村的麻木、困顿、落后，还是像《边城》一样把乡村风景化并深情地怀念？马金莲更心仪后者，她摆脱了对悬念、冲突的固执迷恋，将记忆像一幅传世名画一样缓缓展开，其中的皱褶、破损都经过时间之手一一抚平，人心深处小小的尴尬、烦忧、欢喜、心事及希望躍然画上。我们重新看到大时代下面最为坚韧的生活，贫困、饥饿所不能摧毁的与生命同在的光芒和温暖。